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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北京正处1月的春初，寒意厚重。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叉路口的人行道上站满了围观的人，哈着热气不停地朝一栋楼打量。

“我从小跟着父亲来北京，北京算是我的半个故乡。”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房间里，小心翼翼地说道，并拘谨地朝突然到访的民警微笑。

房间的白炽灯罩上他略微秃顶的头顶，随着他讲话的频率，反射出浮动暗调的光点。

他穿着中山装，个子不高，有点微胖的身材让他看着特别亲切。

貌似被突然来访的民警吓到了，他惊慌失措地解释：“战前我确实是国民党的特务，解放后被抓进监狱改造。中央的宽大处理，我一直都心怀感激！”

他看到民警对他的说辞不为所动，开始着急，情绪不自然地激动起来：“我已经结婚两年了，在北京也落了家......”

沙发旁的茶几上还搁着他吸了半只的烟，他说话结结巴巴，杵着一根拐杖，不安地站在房间中央。

民警同志问：“你叫什么名字？”

中年男子迟疑了一下，隔了半响，才迟疑地开口：“李家琪。”

随后民警同志从包里拿出逮捕证，严肃地说：“我现在代表北京市公安局向你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你被逮捕了。”

另一位民警熟练地掏出手铐，冰凉的金属碰到他的身体。他认命般地垂下头，接过民警递过来的笔，在逮捕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家琪被民警带出房间，街边的群众看他手上戴着的手铐，不住吃惊地和身边人窃窃私语，频频回头，好奇那位眼熟的邻里是犯了什么事。

几人坐上车，警车立刻转入街角，消失在人群的视野里，没有片刻的停留。

汽车掀起的过往烟尘，侵入北京早春的冷空气中，在群众困惑的眼睛里凝结。

直到4月4日的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里播出了一条新闻：

“北京公安机关经过长期调查，于1983年2月1日，将潜伏在北京的特务李家琪被依法逮捕。李家琪潜伏在北京首都，窃取的中央绝密文件，发展间谍组织，向台湾提供情报......”

当时在现场围观的群众恍然大悟，回忆着日常里李家琪拄着拐杖，亲切打招呼的模样，又联想到台湾间谍，顿时细思极恐，忍不住惊奇。

平日里李家琪看起来很是随和，也没有让人感到异样。潜藏了那么久都没被发现，他是怎么暴露的？

邻居的举报信

1980年2月，北京公安收到一份举报信，信里匿名举报了宣武区某邻居的许多奇怪举动，且与香港人士有奇怪往来，疑是海外间谍。

公安机关随即锁定目标，对信中所写的那位邻居进行了长期的追踪。那位底细不明的奇怪邻居就是李家琪。

寄信的那年，李家琪从青海搬到北京居住已有一年了。旁人问他来这干嘛？他就晃着手里的拐杖，迈出一步说要治腿病。

但他只是嘴上说着，却极少见他往医院跑，反倒每天在小区周边四处转悠。有时优哉游哉的散步，有时忙碌得四处奔走。

偶尔会在晚上看到他蹲在阴暗的角落烧着纸质的物件，一脸神秘。消息灵通的大妈嚼舌根：“那是他在香港的情妇寄来的信，啧啧见不得人呢！”。

听得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很难看出李家琪会有这等风流韵事。

每次碰见他都是亲和的微笑，穿着烫得板正的中山装，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举止，不像是乱搞的人。

他看起来五十有几了，身材是不缺衣少食的中年男子都会带点的虚胖，头顶有一块秃顶，搭配上正经的着装，分明是个上了年纪的体面读书人。

大概是年纪大的人都会有的毛病吧。李家琪特别喜欢与人攀谈且热心肠。不论是邻里的谁，都会主动凑上去聊上一两句话：

“多大的年纪？”“可有工作？”“家里情况怎么样？”等等。

若是有难处，他就会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

若是过得不错，他就会邀请你来他家做客。他屋里的彩色电视机可不是谁家都有的，街坊邻居就当他显摆，只是笑笑。

有时好几家的人都在他家里，而他总爱在特别尽兴的时候，提起大家工作上的事。

其中有位邻居的女儿在政府工作，每次攀谈起来都会刻意绕到这个话题上。

但他自己的工作却从不主动提及。一旦有人问起，他就不停地重复起自己的腿病，用拐杖在地上用力敲敲表示不满，然后岔开话题。

直到有一次，邻居偶然撞见他与一位外地人聊天。

那人瘦高的个子，表情凝重得很像是来传达什么坏消息。

但李家琪却看起来很愉快，仿佛这人是个可以下金蛋的母鸡，得小心翼翼地藏着掖着，别叫旁人发现。

那人神神秘秘地塞了他几个包裹，并未聊多久就匆匆离开。

仔细去听，他说的虽然是普通话，但香港的口音很重，细细打量他的举止，这人看起来像个香港人。

邻居走上前好奇地追问，李家琪解释是一直书信来往，住香港家妹妹的儿子来探望。

“既然是亲戚怎么不邀进家里坐坐，至少也吃顿饭再走啊！”邻居故作惋惜地追问，悄悄打量起李家琪的反应。

李家琪又敲起了他的拐杖，摆摆手，不停地念叨“他忙他忙......”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邻居起了疑心。

李称对方是妹妹的孩子，方才的对话里，那人对他称呼的却不是舅舅，而是一声极其冷漠疏离的“李先生”。他递给李的包裹也好像是极其重要的东西，因为李接过后立马就藏起来。

邻居自此之后，便多留了心。他发现，此后偶尔会有陌生面孔的人来“探望”李先生，每次走后的那段时间，李家琪就会明显比平日里阔绰很多。

李家琪同在北京的姑妈家里，看着就没什么积蓄。反而整日游手好闲的他有钱买下北京两间的平房，还娶了一位女儿在政府工作的夫人。

但即便有了夫人，邻居还是能在晚上看见，他悄悄烧毁“情妇”从香港寄来的信。

邻居越想越觉得不妥。他悄悄写下了举报信，寄给了当地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收到信件时，着手调取了李家琪的档案，可打开记录一看，众人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才会迅速决定锁定李家琪，安排警力部署对他进行深入监管的呢？

这就要从李家琪的身份开始说起。

军统上校

李家琪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国民党军统局一手培养的特务。

他曾在军统担任过上尉参谋、大队长、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最高的是被任命为北平站的站长。

军统或军统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成立于1938年，为蒋介石提供情报工作。直到1949年国民党战败，随战败军转移至台湾。

军统局曾在抗战时期负责收集日方情报，对日要员谋划刺杀，甚至开展游击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

但除开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在蒋介石手里最大的作用，就是针对中共开展情报和特务工作，暗杀和迫害了无数共产党人。

而李家琪在上高中时，就加入了军统局组织的“华北铁血锄奸团”行动队，年仅17的他跟着血气方刚的前辈，学习杀人的本领，搞各种暗杀与绑架。

没过多久，他被军统看中，升职成为对接北平站的行动组组员。那时他的年龄才堪堪20岁，就已担任起国防部保密局特别组的副组长，为国民党工作了数年。

军统局发展特务，会故意找上这些年轻气盛的青壮年，用金钱做引诱，哄骗他们先跟着干几单。

例如，让他们充当犯罪活动中不那么重要、可随意更换的角色。这类角色往往需要冲锋陷阵，极容易死亡，但事成后报酬丰富，能在动荡的年代下挥霍很长一段时间。

随后会对那些表现突出的年轻人伸出橄榄枝，进行洗脑劝说。

他们大多没有什么放不下的顾虑，思想又极不成熟，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对于军统局来说，对这类人进行思想控制非常容易。

其后就会被军统局发展成骨干，为蒋介石卖命。

李家琪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一直到他四五十岁步入中年，也从未考虑过对国民党的背叛，想方设法地为他们工作。

在任职副组长期间，李家琪曾以所谓“共产党嫌疑罪”，逮捕过20多名无辜的工人，其中一名还因重刑死于狱中，可谓是为了搏位不择手段。

然而，罪恶终将伏案。

在1947年8月，鲁中南解放区进行特务活动时，李家琪被人民解放军捕获。

济南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将他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当他在狱中得知国民党战败逃往台湾的消息，他立刻把自己想象成了战败者、受害人，和狱友不停地表示自己出狱后会立刻前往台湾，他不会离开自己的组织。

事实上，出狱后他并没有机会去往台湾。

往后的余生里，李家琪都没有踏足过台湾的土地。但他以另一种方式，与自己的组织“连结”在了一起，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甚至是被中央送至青海省进行劳动改造期间，他也秘密为国民党发展情报工作。

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国民党包庇下的大陆开展的情报工作，很快便被人发现举报，于1958年被缉拿归案。

这次他再也没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经青海省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判处无期徒刑。

让人意外的是，既然是无期徒刑，他又怎么会在25年后出现在北京，又再一次开始了间谍工作呢？

监视下的间谍工作

1975年，国家的战犯政策的改变。政府根据在监狱的表现，对李家琪进行了宽大处理，最终释放了李家琪。

虽然自由了，但司法机关仍然对他进行着看管，他每次出省，都需要请假交由上级领导批复通过。

获释后，李家琪在青海的劳改农场里就业。经过这几十年的岁月，李家琪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

他仿佛被过去在国民党工作的记忆蒙蔽了双眼，导致他看不到身边人在解放后由衷的喜悦，看不到共产党为人民群众带来了曙光。

李家琪明明也被那光芒照耀，却固执地将自己划分到那少部分人战败之人，仍然对新中国抱有强烈的敌意。

所以，他在青海的改造农场里认识了陈天民，可以说是“命中注定”。

解放前夕，陈天民曾是国民党县警察局局长，被捕出狱后也被发配到青海劳改就业。

二人被编到一个队里，因为过去为国民党效力的相同经历，他们的关系迅速拉近，无话不谈。

两人对国民党有着一样的执着。

直到1979年的某天，陈天民与李家琪闲聊时，提到自己将会出国，前往在荷兰安家的儿子家里，途中会路过香港。

李家琪立即雀跃了起来，提出想要通过陈天民，在香港与国民党重新取得联络。

陈天民立马答应，二人一拍即合。

而后在香港，他通过向接头人传递李家琪在国民党的特务代号及对接暗号，成功让李家琪与军统局对接。

收到国民党的密文后，李家琪泪光点点。

青海地处内陆深处与沿海相隔甚远，地广人稀，消息极其闭塞。不仅情报工作难以开展，且风险极大。

为了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吗，李家琪开始思考到其他地方发展情报工作的可能。

然而，当国民党打算安排对接人员，与李家琪开展工作时。李家琪在某次劳作中突然出现了意外，从急速奔跑的马背上摔下来。

这次意外让李家琪将近一年的时间卧病在床。终于熬到了1980年9月，李家琪能杵着双拐勉强行走，便立刻急忙给国民党回信，与在广州与他对接的联络员联络。

总是在青岛警方的看管下可不方便行动。他眼睛一闪，灵机一动。反利用起他的腿伤向农场私自请了长假，前往了首都北京。

刚来到北京，李家琪就立刻积极的与街坊邻居建立信任。

平日里亲切的交往，时常把吃的用的分享给邻居。大家都夸他热心肠，对他愈发熟络、亲近。

但在人多眼杂的小区里，用力过猛的热情和自己单身男子的身份反而会起反效果。

住李家琪在隔壁的五叔自从发现他常背着人，偷偷焚烧一些神秘的信件，就怀疑起他的意图。

但五叔粗汉子的思维，想不到间谍情报那块，只觉得李家琪与寄信的人有见不得人的关系。

在五叔的眼里，李家琪是举止轻浮。不论男女，都要凑上去说上一说。好几十岁的人了，这种行为在那个年代是老不正经。

转念又联想到自己的老婆五婶与李家琪越走越近，五叔瞬间觉得两人关系不清不楚。

他一气之下去派出所请民警来调和。事情闹得极大，邻里与李家琪的关系迅速冷却，五叔也开始对李家琪处处针对。

一直到最后将李家琪撵走，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被莫名其妙告了一发的李家琪，无奈地搬进住在北京的姑妈家。

李家琪通过这次教训，认为组建一个家庭打掩护，能让他更隐蔽的进行情报工作。他将这件事报告给国民党上级，提出了需要结婚的请求。

上级很重视，派出特务捎给他一万的安家费。

此后，他迅速确定目标，与一位离异的夫人结了婚，那夫人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在政府担任要员，经手许多机密文件。

自此，李家琪彻底在北京安了家。

除了更加频繁地邀请街坊邻居来家里做客，收集各行各业的情报。他开始用继父的身份对身为党员的养女多加体贴。

被蒙蔽的邻居们也向养女赞扬她的继父是怎样怎样的好。年轻的女儿并没有察觉到李家琪的目的，在众人的推波助澜下和继父亲近起来，把他当做亲生父亲般信任。

但李家琪毫无愧疚地辜负且利用着她的信任，通过她，共获取了中央82份绝密文件。而女儿在李家琪被逮捕之前都毫不知情。

罪恶的审判终将来临

1980年，随着前文邻居的一封举报信寄出，他的伪装彻底暴露。

从此，一双眼睛在黑暗里盯住了他，默默伸出一只大手，覆盖住了他这几年秘密构架的情报网。李家琪对这些一无所知。

直到1981年底，对接员李相才来到北京，与李家琪秘密接头。

临走前，李相才忐忑不安地怀疑：“你最近千万小心，我感觉有人注意到我。”

李家琪听到他害怕的口气，自己也不安了起来：“我也有同感，一开半导体总有干扰声，好像装了窃听器。”

但他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渐渐地也就忘了这回事。

没有第二个五叔在明面上对他进行攻击，他自认为这次行动他隐藏得很好。实际上，公安组织的一场反间谍行动正在迅速展开。

不久，联络员李相才落网。

李相才断联后，敏锐的李家琪立刻察觉到异常，向国民党上级致密电：“吾决意在困境中报效党国，绝不背叛。”

他的誓言刚落，“——啪！”的一声，周围的灯亮了。

李家琪在灯火明亮的房间中尴尬地杵着拐杖，无处遁形。两位民警站在出口处威严地看着他，步步逼近，最终拿出手铐将他缉拿。

最后，李家琪被判为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去世了。

当初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伤后躺在床上的那段时间，明明有充足的时间给他思考，继续为国民党卖命是否是正确的。

但他还是蒙着眼一条路走到了黑。

自1949年起，中央不断对留在大陆的特务与情报组织进行搜索与缉拿。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大致被肃清干净。

长久的战争后，中国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和平与安宁。

大陆的人民将这种幸福摆上餐桌，耕作时别在腰间，种进土里，最后变成参天大树般的高楼，城市一座接着一座拔地而起。

因为人民是真真正正地生活在阳光下，所以当我们凝望过去的历史，对海对面的同胞投予的，是期待且殷切的目光。

正如1916年《党同伐异》所写：

“当党同伐异的怒火锻造着炮火和监狱时，无限的爱会带来永恒的和平，开满鲜花的田野会取代监狱的高墙。”

所以，任何制造分裂与对立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最美的结局一定是双方握手言和后共同书写的。

而李家琪潜伏在首都的间谍行为被曝光，也提醒着即便是和平的环境下，威胁国家安全的虫豸仍藏在阴影里。

而李家琪事件不仅映射着间谍行为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也投射了当时撤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对大陆错误的观念。

中国的和平不在于某个党派的统治，而在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国民党的失败是与民心相背，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而类似于李家琪这样潜伏在大陆的台湾间谍，他们的人生就是这条错误道路上最悲惨的牺牲品。

对于李家琪执迷不悟，最终走向绝路的一生，各位读者有何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