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可靠的刑事律师有哪几个，乐清男孩失联事件

2018-12-16 10:43 | 解放日报

和社交网络上的喧嚣相反，救援的目标水域冰冷而寂静。

浑浊的水下，能见度不足半米，耳边只剩呼出气泡的咕嘟声。赖忠鎏和队友背上氧气瓶，拖着长长的荧光绳索，持续在河底淤泥中摸排了一个多小时。水草、钢筋、垃圾包围，如果不小心被绊住，很可能永远上不了岸。

“要不是人命关天，我们怎么会这么傻去冒这些风险？”距离浙江乐清男孩“失联”风波已近两周，赖忠鎏仍难以平静。

除他所带领的乐清市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参与本次寻人的民间力量还有6支救援队、数千志愿者以及世界各地难以计数的热心人。但苦苦搜索4天，无人知晓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搜救。孩子实际上是被母亲故意藏起。12月14日，乐清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失联”男孩的母亲、犯罪嫌疑人陈某批准逮捕。

“真相让人憋屈，但孩子活着，就是最好的结果。”几乎所有受访志愿者都对记者表达这一态度。但赖忠鎏觉得，事情不该这样结束。

孩子已被找到，“快找人”负责人郑佰洪还在回复来电者。殷梦昊 摄

12月13日，浙江某律师事务所受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委托，正式对陈某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共3项：1、要求陈某赔偿1元；2、要求其公开道歉；3、要求陈某义务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活动。

有人质疑此举炒作，还有传言称三角洲起初想要索赔3万元，迫于压力改为1元。赖忠鎏对此断然否定：“我们做公益十几年，从没想过求回报。但这不代表公众资源和社会爱心能随意浪费和欺骗。索赔1元钱，就是要个理。”

就在15日，男孩家属终于面向社会致谢并道歉，制作了多面锦旗，准备一一送给参与救援的志愿者团队，包括曾出动搜救犬寻人的训练基地。赖忠鎏决定撤诉：“算是给了所有志愿者一个交代。”

“把方圆30里翻了一遍”

11月30日晚7点多，39岁的郑佰洪接到求助电话。对方告知，一位家住乐清虹桥镇的朋友的孩子走失，并留下了家长黄良义的联系方式。

郑佰洪当时正在香港出差。他立刻联系黄良义，对方说孩子“因为手机被妈妈没收而负气出走”。郑佰洪嘱咐其冷静，先从家周边找起，同时在微信上把情况发给家住虹桥镇的志愿者张爱芬。

平均每两天，郑佰洪就能收到一条类似求助信息，有时一天接到好几条。2014年，这位热心公益的乐清商人在柳市镇成立“全民公益快找人工作室”，如今是当地有名的“找人专业户”。

晚8点左右，龙之野救援队队长刘晓光也收到求助信息。他是户外攀岩教练，带领60多人组成的山地救援队是乐清目前人数最多的民间救援力量。今年8月，他们在乐清滴滴顺风车女孩遇害案中承担了重要搜寻工作。

正在家中与友人喝酒的刘晓光，立刻放下酒杯，起身穿衣：“你们喝，我先走了！”

他现场调取监控发现，孩子于下午5时52分在虹桥西站下公交车，随后乘坐三轮车到沙河路，步行到公园旁，58分走出监控视野。这是11岁男孩留下的最后影像记录。

当晚，龙之野出动20多名队员。“虹桥是我们龙之野的大本营，大家都很关心。”刘晓光说，队员们围着孩子住所“把方圆30里翻了一遍”，一无所获。

人在外地的郑佰洪没有闲着。12月1日清早，他将连夜赶制的寻人启事通过微信平台发布。

“以前找人靠贴寻人启事，现在直接发在手机上。”郑佰洪说，“快找人”依靠社交网络平台成功找到近800人，有次仅仅花了30分钟，就帮人找到失散30年的亲人。

张爱芬把寻人启事转发到微信群。这个志愿者群只是“快找人”众多群中的一个。众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公务员、个体户、打工者，彼此并不熟悉，甚至不知各自真实姓名，只因公益聚到一起。

很快，30多人回复“可以来”。除了虹桥当地人，也有附近村镇的打算开车来找。集合后，张爱芬组织大家兵分三路，一支负责河边、公园、凉亭，一支负责弄堂、网吧、小店，自己则带着一路人去黄家找家属，挖掘更多线索。

按郑佰洪的经验，失联12小时属于安全范围，一旦超出12小时，人就有可能被限制自由或者遭遇意外。等他1日深夜赶回家，孩子仍未找到，他顿感不妙。

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正在搜救“失联”男孩。 资料照片

“谁会怀疑到妈妈头上呢”

“找人没任何技巧，完全就是靠运气。看到就看到，看不到就继续找。”郑佰洪直言，“我们找过这么多人，不是有多大本领，就是靠大家参与。多一个人参与，就多一点希望。”

自12月2日起，寻人启事被不断转发，一场自发搜索“失联”男孩的行动在乐清接力。

张爱芬2日去了黄家，发现家属已在抽泣。原来，黄家下午从附近养犬基地找来一条“民间培养的搜救犬”，让狗闻了孩子的鞋。狗一路嗅到河边，突然兴奋乱叫，接着“扑通”跳进河，甚至被拉上岸之后又跳了一次。

“看他们哭，我也哭得不行，心想完了，孩子落水了！”张爱芬乱了方寸，赶紧给郑佰洪打电话。

郑佰洪立刻向擅长水上救援的老搭档、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理事长赖忠鎏求助：“我们没船，你快过来帮忙！”当地的雄鹰救援队、海鹰救援队以及台州的红豹救援队、永康的先锋救援队都闻讯赶来。

当晚9点，龙之野拉来皮划艇，最先下水打捞，忙到次日凌晨2点，天还没亮又继续。

3日，虹桥镇政府出动6艘挖泥船，彻底清理河道水草和垃圾。保安挨家挨户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出租房、窨井盖和废墟，没有钥匙的旧屋全部撬开。

乐清虽只是浙江省的县级市，但民间救援力量和经济一样发达。三角洲成立于2004年，是全国较早成立的专业水下救援志愿者队伍之一。他们用上了所有专业设备，先用长钩搜索，再对每个涵洞使用热成像仪照射。潜水员先后下潜两次，山地搜索则动用无人机，均无果。

“我们开始怀疑孩子不在水里。”参与打捞的赖国柱说，根据经验，在搜索力度如此大的情况下，可判断较大概率人不在水下，但无人能百分百确定。

张爱芬仍抱有幻想：孩子没准周一会回校上学呢？她去了学校，虽没找到人，却在和师生们沟通时发觉不对劲：“他妈妈说缴了儿子的手机，但同学说失联当天孩子还在用手机。”她将此细节上报警方。

事后回想，郑佰洪很后悔，认为所有人轻信了那头专业性存疑的“搜救犬”。更糟糕的是，“谁会怀疑到妈妈头上呢？”他苦笑。

“好像是所有人的孩子”

4日早晨，黄良义终于忍不住在朋友圈发布帖子：悬赏20万元找儿子。留的电话是郑佰洪的。

郑佰洪一贯急人所急，愿意帮家属分担压力，尽管他并不赞成悬赏行为。“大家都是做好事，不会因为没有悬赏就不帮忙，其实这样反而会把坏人引来，家属一不理智就容易受骗。用我的号码，至少能帮他过滤掉虚假信息。”

下午3点，黄良义将悬赏金额升至50万元——“我是黄**的父亲。谁能把黄**平安地带到我身边，我愿意拿出50万现金酬谢。”这条小视频在朋友圈迅速发酵。

之前，郑佰洪每天大概接三五十个电话。而“50万”发出后仅1分钟，他的手机开始被“轰炸”。“大概1分钟接6个电话，中间未接电话还有50个，到后面未接来电数量多到显示不出。”郑佰洪哭笑不得。

他和3位志愿者围着电话忙到凌晨3点，一人接听、一人记录、两人核对，互相轮换，“没有1秒停下来”。手机没电了，就把手机卡切换到另一部。

那两天，帮忙接听的王荣远感觉“身边99%的人都在转发”：“我平时发条寻人启事，顶多10个人转，这次朋友圈一刷就是几十条。大家都在讨论，好像是所有人的孩子。”

王荣远的妻子从不失眠，却为这事睡不好觉。王荣远干脆把自家理发店的门锁上，一心找孩子。

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几家媒体接连发布，加上明星转发，“温州11岁男孩失联”的微博话题获得十几万条评论和超过3亿阅读量。

好心人纷纷来电。一名广东女子说在当地医院看到一个孩子和寻人启事里长得很像，专程打车40分钟去找。到了凌晨，来电显示变成一个个海外号码——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墨西哥……

骗子也不少。有的自称算命先生，说算了一卦，孩子还活着，在什么方向，让家长找到了来还愿；有的说“孩子在我手里”，想要人就先打几万元“意思意思”；还有的语气神秘，说知道下落，必须直接联系家属。

更有谣言称男孩被人割掉器官扔进河里，还有人贩团伙在虹桥镇大肆作案的假消息，志愿者不得不一边找人，一边辟谣。

打捞仍在继续，救援队不断加入，比如蓝天救援队。他们因为前几天另有任务，耽搁了。

“看他们已经摸排，也下了蛙人，我们就采用了拉网搜索，这种方法覆盖面积更大。”蓝天救援队乐清分队队长陈庆伟说，他们在100多米的河道来回拉了6次，网都被刮破，仍一无所获。

陈庆伟不放心，联系了东海搜救局温州基地，打算第二天让潜水员再去寻找，十几位队员积极报名。尽管，其他救援队此前下水找过好几遍。

4日晚约11点，警方传来消息：可以收队了。此时龙之野还在搜寻，副队长胡银海不死心，坚持带队找到凌晨1点多。

“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12月5日，真相大白——

凌晨2点28分，乐清警方发布通报，称失踪男孩黄某已于12月4日22时48分找到，警方确认其人身安全和基本健康。

下午1点40分，黄良义更新朋友圈：“谢谢大家的关心，孩子已经找到了，谢谢自（志）愿者的无偿帮忙，最后的结果大家等官方消息，因为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最后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随后将这几天朋友圈的寻人启事全部删除，退出寻人微信群，删除志愿者微信。

下午3点06分，警方再次通报称，男孩“失联”是其母亲陈某为测试丈夫对其及其儿子是否关心、重视，蓄意策划制造了该起虚假警情。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陈某已被乐清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家长故意藏孩子、报假警的“剧情”，所有人都是头一回见。

“说实话，刚听说孩子没事时非常高兴，觉得这么多天的辛苦都值了。但看到后续又感觉被耍了。”刘晓光很无奈。

这一天，公益救援圈无法平静。在“浙江省民间救援队总群”中，一位杭州的救援队长建议温州地区救援队集体诉讼，对恶意浪费社会救援力量的行为追偿、惩戒，得到众人支持。

最郁闷的恐怕还是郑佰洪。他发愁应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5日一大早，他的手机又响个没完。有人质问“我给你转发几十个群，现在人家都说我骗人”；有人说“我花钱专门赶来帮忙，损失必须赔偿”；有人长篇大论开展批评教育；有的直接开骂，不给解释机会就挂断电话。

郑佰洪说，当初成立“快找人”的初衷是希望全民参与简单公益，“就是当你看到了寻人启事，只要站起来看看周围，或者走路时留意身边，如果发现线索，就告诉我们”。而经历这场“狼来了”闹剧之后，公众参与公益的积极性明显受挫。

就在前几天，王荣远又帮郑佰洪在朋友圈发新的寻人启事。有人揶揄：“是不是又被妈藏起来了？”

“志愿者最大的财富就是公信力，一旦失去公信力，就好像是破产一样，今后的努力可能都是唱独角戏。”郑佰洪决定对接听过的5000多个电话和所有信息一个不落回复。直到12日，他还没回复完。

所幸，大多数人都能耐心听完解释。有人还送上一句真诚鼓励：“你们没有错，我还会支持。”

郑佰洪明白，今后只能投入更大气力去消除顾虑，重建原本就很脆弱的社会信任。

“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终，将起诉付诸实践的救援队只有三角洲，其他并未响应。

不起诉的理由，是大家认定法律自会裁夺，起诉只会对这个本就存在问题的家庭造成二次伤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该有原谅的心态。”张爱芬说。

而赖忠鎏强调，自己并非要让这家人难堪。因此，收到孩子家属的感谢和致歉后，赖忠鎏也最终决定撤诉。

关于索赔金额，曾有各种提法。有的说应该索赔悬赏价50万元，也有人说应索赔救援实际损失。

资金短缺一直是民间救援队面临的困境。记者走访发现，三角洲的办公室由简陋集装箱改造而成，龙之野的训练基地则设在偏僻农田中。赖忠鎏提及当下民间救援队的生存现状：器材维护、救援培训、交通餐饮等诸多费用，常常是队员们AA制分摊。

而三角洲本次使用6套潜水装备、3个排钩、3艘冲锋舟、3辆救援车、1个水下机器人、2台无人机设备，包括6名专业潜水员在内的16名搜救队员参与。按市场价计算，赖忠鎏估计每天花费至少5万元。

“但我们商量之后，还是决定1元钱。因为设备是爱心企业捐赠，本来就该为民所用；我们参与公益也是无偿服务，人工费可忽略不计。”赖忠鎏说。

在郑佰洪看来，损失根本无法计算：“钱不是最重要的。除了人力物力，我们投入的是感情。你问我损失多少？无价。”

尽管对于是否起诉、索赔多少的观点不一，但听到有人建议民间救援设置一定门槛，以避免再度出现“乌龙”时，所有救援者不约而同站到反方。

“任何事都可以设置门槛，唯独救援不能。时间就是生命，设置门槛必然导致无辜的人付出代价。”赖国柱说，民间公益救援的最大优势就是快速反应，“如果每次救人之前还要讲条件，那算什么志愿者？”

刘晓光相信这次只是个案，他希望大家在聚焦骗局荒唐的同时，也能看到热心人的善良、无私和爱：“除了结局，这场‘寻人’过程还是很完美的。”

今后收到求助，还会第一时间出发、不计代价救人吗？对这个问题，每位受访者给的答复都是“当然”。

“谁让咱们的心是热的呢？”刘晓光笑了。

（原标题《“失联”闹剧之后》，原作者 殷梦昊，编辑 王艳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