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没拿证时候可以开始找吗，第一届00后毕业了,还没找到工作怎么办

本文系网易看客栏目出品。

1076万，这是教育部预估的今年毕业生人数。它既包括了第一批2000年出生的“千禧一代”，也包括了他们的硕、博前辈，人群庞大如同一片汪洋之海，每一滴水落入其中都泛不起任何水花。

人们的印象里，“00后”是充满朝气、活力四射的。他们伴随着互联网出生成长，又赶上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还坐享“独生子女”政策下最优质和集中的关照，这一切资源转化成他们整顿职场的勇气，还有对社会乱象说“不”的底气。

但在海平面以下，他们也是迷茫的、焦虑的。和另外1076万应届毕业生一同被推到就业市场上竞争，第一批00后需要重新为自己估价。

“三千五也行，能生活就行”

这是凯薇离开学校寻找工作的第四个月，也是找不到工作的第四个月。

她再一次对着镜子整理好着装，去到楼下打印店打印六份简历。打印简历这件事是有讲究的，六份简历能优惠一块钱，同时也意味着六六大顺，凯薇只想为找工作讨个好彩头。

凯薇等车去面试

和前几周的每一场面试一样，凯薇守在门口，眼看着一名名面试者走进会议室，不出几分钟又被赶出来，脸上写满“不知所措”的神情。

“下一位。”凯薇来不及多想就被叫入。她刚准备开口做自我介绍，就被HR无情打断了。“先填表”，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对方甚至连头都没怎么抬过。

“哪里毕业的？”凯薇低头填表，机械般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接下来的询问的大都是那些简历里清清楚楚写明的信息，无论凯薇给出怎样的答案，面试官都只有一个冷冷的“哦”。

“你可以走了，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没有考察凯薇工作能力，也没有询问她任何关于公司和行业的理解，面试官的态度只摆出了四个字，“不想招人”。

“看不上我为什么还要我赶来？”凯薇的疑惑中带有些许愤怒，但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和其他来面试的人一样默默收拾好背包离开会议厅。

“这些大公司的HR都有自己的KPI，让你去面试很可能不是真的看上了你，只是想让你凑人头。”凯薇被遛多次后总结出了这一结论。但每当收到面试短信时她还是忍不住去期待、去准备，万一呢？

作为一所二本学校国贸专业的毕业生，凯薇知道自己在学历上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所以她对于每一次的面试机会都格外珍惜。

坐公交回到自己的小出租屋，凯薇偏偏在这时收到了房东发来的水电账单。“房租700加上这个月水电网费，卡里还剩……”余额不到1000，凯薇不敢再算下去，划掉消息立刻重新打开那几个常用的招聘软件，开启新的找工作循环。

房东每次都拍下房租和水电费单发给凯薇

被HR遛只不过是职场给她上的第一课。人人都说00后整顿职场，可在凯薇看来，00后没被职场整顿就不错了。

凯薇现在租住的这间房子是为之前的实习准备的，必须半年起租，这是一笔不算小的开支。抱着“好好实习，争取毕业就转正”的心态，凯薇和父母商量后也还是一咬牙租下了。

但上班第一天，她就感到不对劲了。办理入职后，老板告诉凯薇，“你是实习生，头三天就不用加班了”。凯薇当时还没多想，但等下班时间已过，她正准备离开时，发现身边没有一人想开工位，她这才懂得老板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半，所有人必须准时到岗，但下班时间就像是开盲盒了。从8点半到10点半，加到多久全看老板心情，“单休我接受了，实习4k转正5k我也接受了，但每天这样加班我真的受不了了。”

更让凯薇厌恶的还有公司里的氛围。这是一家不足百人的小公司，在这里老板的话约等于圣旨，无论凯薇提出怎样的意见都会被老板果断否决，她实在不想过这样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辞职，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但之后呢？由于今年疫情反复，春季招聘会改为线上进行，凯薇对口的贸易行业又受到不小冲击，凯薇明显感到竞争压力剧增。“从前我预计薪资怎么也得5k往上，现在觉得3k5也行，能生活就行”。

凯薇工作地方中午不包饭，她和同事一起点外卖吃

同样被疫情裹挟着求职的还有北京211大学新闻系的尹增。

三月份时他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offer，但当时疫情还未稳定，学校对学生们的实习管得很严，“去哪都要申请，承诺书自己签完家长签，家长签完辅导员审，辅导员审批完发给校领导……”层层审批加上安全的考虑，尹增决定暂缓回校计划，与之同时搁浅的还有此次实习机会。

四月末，北京疫情稍稳。尹增毅然决然从老家回到学校，为了拿毕业证，也为了继续找找工作机会。然而不出两周管控升级，行程卡上挂了星。与此同时，他又收到了老家心仪报社的笔试邀请。

之前初试的时候，他与报社的主编简单交流过想法，效果不错，他的记者梦似乎触手可及。因为疫情赶不回去，他跟主编提议希望可以线上笔试，但公平起见，主编还是拒绝了他。

眼看机会又要错失，尹增心急如焚，他疯狂检索近期各地的政策要求，眼花缭乱到不得不打12345咨询。“不需要隔离”，这个回复令尹增看到希望，但12345同时也提醒他，行程卡上的星号会留存，有些场所可能还是无法出入。

这让尹增的心又凉了下来。他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主编，对话框上方显示“正在输入中……”，短短几十秒，尹增的心已经像坐了几轮过山车。

“进不来”，回复只有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尹增沉默着打下谢谢，把手机倒扣在桌上，过山车落地了。

机会不多，鸡毛满地

年初的“大厂裁员”浪潮一次又一次凉透了应届毕业生的心，不过更好的机会并非没有。有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2022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招聘需求分别上升了20%和15%。

但这一切比例都离不开一个惊人的基础——1076万，据教育部官方公布数据表明，这是首次毕业人数超过千万的一年。

除了“应届生”这一头衔外，他们中很多人还附带着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前缀——第一届00后。他们年轻、活力四射、整顿职场，但同时也可能是迷茫的、无措的、焦虑的。

校园封闭，工作也没有着落，尹增无聊地趴在出租屋窗前看日落

来自211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胡欣欣属于后者。薪资低、加班多、裁员、老板不好说话......她不是没有预想过找工作可能会遇到的难题，但她总觉得咬咬牙挺过去就好。可没想到的是，她连“咬咬牙”的机会都没有。

学校组织线下宣讲会，不少公司前来招人。面试官扫了一眼前来面试的同学们，眼神中有明显的失落，“为什么投简历的都是女生”，他又和同事小声嘀咕着。

胡欣欣所在的财务班女生偏多，甚至整个会计师行业内女多男少也是不争的现实，“都是女生怎么了？”胡欣欣对此感到不悦，但当下还是忍住了，可忍耐之后情况也并没有好转。

面试途中，面试官问了胡欣欣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能吃苦吗”，而且只问女生，选择性略过了男生。学长来找班主任内推，问的也是“有没有意向来工作的学弟呀”，性别指向明显。她能理解面试时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毕竟会计师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女性比男性就天生更不能吃苦吗？

胡欣欣的会计证已经考下，ACCA考核也没有落下日程，隔壁班的男同学两样都不如她，仍然拿到了她心仪公司的offer，而她，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表示，疫情期间，亚太地区女性就业率减少了3.8%，相比于男性下降的2.9%，女性就业受疫情影响似乎更加严重。

法学专业的张晓也是招聘市场中隐形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她观察了一些法律相关专业的招聘启事，发现有一些仍然会明确写着“经常出差，适合男性”。

“可有的男性也更喜欢安稳，我这样的女生就喜欢出差。”张晓也想有一个机会，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只是刚离开985大学光环的她绝对想不到，自己在工作市场上只值3000。

张晓大中午跑去给律师送材料

由于是转专业到的法学，张晓的实习经历称不上丰富，而法学专业却又是出奇的“卷”。“三千块请不来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工，但可以请来一个刚毕业的名校法学生”，这是法学圈里一直流传着一句玩笑话，但玩笑正是基于现实。在成都律所实习的几个月里，张晓每天到要与枯燥的文书打交道。与其说是996，不如说是每天处于随时待命状态，永远不知道休息日和工作哪个先来。

张晓原本没对薪资抱有太大期待。虽说是名校毕业，但毕竟在二线城市，初始工资5000对她而言就足够了，张晓更看重的是前景。但律所开给实习生的工资只在1200-2000之间徘徊。即使通过法考，成功转正为法律助理，薪资也才刚过3000。而这样的薪资水平将整整持续一年，新人律师在没有拿到证前必须忍受着这“只够活着”的工资。

相比之下，律所合伙人过着一派优渥的生活，张晓隐约感到律所并不是经营困难以至于开不出更高的薪资，而是根本没有想过给实习生足够的尊重。“律所手握生杀大权，又有大量的人想当律师，自然没有动力给年轻人合理的薪资。”

张晓在律所一天贴了团队一年的发票

另一边，在北京找媒体工作的尹增也把自己自己的期望薪资下调到了5000。之前他在招聘软件上挂8000，接连被几个HR嘲讽“要价太高”。

“薪资上挂着4k-6k，那肯定只有4k”，尹增早已熟悉招聘套路。换做两个月前，这样“廉价”的工作他肯定迅速划走，但现在也只能说服自己“税前4k的岗位想来要求不会太高，可以先试试看”。尹增熟练地点开HR的对话框、打招呼、投简历、约面试，到这里都还非常顺利，直到HR问他能不能熟练使用无人机拍摄。

“这不是记者岗吗？”尹增以为自己投递到了摄影岗上。确认无误后，他只好搬出万能金句“我可以学”。紧接着，HR又追问他是否会使用各种软件剪辑、是否会拍摄运镜……写文章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项，尹曾尴尬得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我只是想不通薪资为什么可以这么低”，尹增在面试数次后忍不住感慨。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有困难，民营企业用人需求缩小了21%，所以很多要几个人分工完成的岗位复合到了一个人身上——薪资不变。

稳定的终点，殊途同归

生活还要继续，在如今的年轻人眼中，更高薪大厂和更稳定的国企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招聘网站统计的《2022年互联网行业春招薪酬报告》显示，至2022年报告发出前，互联网行业月均薪资达到18500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7.5%，在疫情之下实属不易。

薪资上涨，也意味着竞争加剧，再加上今年大厂裁员热，“裁老招新”的操作也使得更多应届生涌入战场。

为了跻身互联网，尹增和张晓都曾面试过一家大厂的“审核员”岗位。检查内容、预防风险，审核岗对业务能力的要求不高，尹增觉得自己新闻专业科班出身都是大材小用，但来到群面现场做自我介绍，他才发现自己的211学历早已被那些名校毕业生和海归留学生碾压。

找工作之余，尹增拍下的北京

而事实上，学历，在进入这场面试后就已经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

群面第一个问题，“如果刷到与某位劣迹艺人相关的信息时你会如何处理？”尹增自以为对这位艺人还算了解，没想到还在措辞之时，就被另一位只有专科学历的竞争者抢麦发言。

他先从自身的实际经验出发，上升到宏观的社会意义，再将平台的推送法则与实际案例结合一起，侃侃而谈，一字一句落在尹增心上，变成了大厂梦碎的声音。

高薪的机会没有了，那么在疫情之下，一份“稳定”的工作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

来自湖南的高高一开始不打算找工作，双非出身没有竞争力，再加上疫情带来的冲击，她决定先读研提升一下学历，哪怕只是逃避几年现实也是好的。

抱着大抵相同的想法，高高的室友们也都加入了考研大军。今年研究生复试线一出，她们一整个寝室都“全军覆没”，名单上晃眼的400分扎堆出现时，高高只能遗憾感慨“选择还真的挺重要”。

那些没有选择考研地同学里，很多都赶在秋招时找好了工作，而考研失败地高高却面临失学又失业的状况，加入春招的人数增多但职位却不增反减，“很焦虑，似乎只有我还没有定点。”

连续海投两个月后，高高收到了一家深圳公司的offer，薪资不错但公司很小，这让高高无法安心，“我很怕在疫情期间整个公司受影响，要是不能正常营业了那怎么办？”

所以安稳、离家近的工作成为她的首选，而省内公务员刚好满足了这两点，从前从未考虑过体制内的高高开始准备考公，“总比考研容易点吧。”

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便一头扎进了考公的道路。高高备战的湖南省考，2022年报考人数超过了14万，平均竞争比高达16.9：1，最热门的岗位仅招录1人，却有1323人同时报考。

上岸就意味着“稳定”，纵然压力再大，这二字也值得为之一搏，疫情下毕业的这届00后感觉自己的未来已然经不起更多折腾。

在老家时，尹增拿着相机出门扫街，拍下小城生活

尹增父母是体制内工作者，“疫情期间工资没有受到影响，也完全不担心失业”，被封校政策困在家里的他深深感到了体制内的好。

从土木工程转到法学的张晓也承认了，法学的归宿是公务员。她时而还会怀念自己刚考上985时意气风发的样子，但也无所谓了，她说服自己如今能够有一个能养活自己的稳定工作、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才是最重要的。

胡欣欣决定不卷心仪的大事务所了，想着先找份稳定靠谱的工作转向申研道路。凯薇则回到出租屋，一边找工作一边做着公务员考题，周末能回趟家，和父母一起吃顿饭聊会天成了她一周中最期待的时刻。

不禁想起1998版新华字典里的那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为保护受访对象隐私，文中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