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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的丧子之痛，老人为何能放下？

◆是不是只有钱赔偿到位了，才能获得被害方谅解？

◆最高检核准追诉，为何不能一核了之？

谁也没想到，听证会现场会发生如此一幕。

中途休息时，犯罪嫌疑人杨忠（化名）低着头走到吕成（化名）的跟前，没有任何语言铺垫，扑通一声突然跪下。

杨忠是为自己的过错忏悔，他无法用言语表达歉意。因为自己的鲁莽，27年来，吕成一家一直笼罩着中年丧子的剧痛。连线看守所，曾经的行凶者——王超（化名）在镜头面前失声痛哭，发自内心的愧疚自责，在过去的27年中，也一直形影不离。

听证会现场异常安静，谁也无法预料下一刻的场景是什么。

“都过去了，我原谅你们了，我祝你能早日和家人团聚。”安静被一句话打破。谁也不曾料想，这位年近80岁的耄耋老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场景也让听证员们对罪与罚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其中一些从事法律工作的听证员表示，自己对“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追诉政策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也促成了他们的听证意见——不追诉。

一桩27年的旧案，要不要追诉？

2019年11月27日，潜逃26年的犯罪嫌疑人王超，在吉林省长春市被公安机关抓获。

王超的归案，让一桩旧案再度浮出水面。时间回到1993年10月31日的吉林省珲春市，当天晚上8点左右，因供货问题，喝了点酒的王超带着杨忠等4人，想找黄龙水泥制板厂老板吕成说道说道。吕成和他的儿子吕江（化名）等几个工人也正巧要出去，双方在路上不期而遇。

一番争吵，借着酒劲，两伙人厮打在一起。混乱中，王超摸到了一把刀子挥刺，导致吕成重伤、吕江死亡。案发后，王超便开始了漫长的潜逃生涯。

27年来，他没敢回过家。同案犯杨忠，也因主犯王超潜逃，导致犯罪事实无法查清，侦查工作就此陷入僵局。王超归案后，杨忠同日再次被珲春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案发是在1993年，案件要适用1979年刑法。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法律规定，王超涉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最高为无期徒刑，应适用二十年的追诉时效。在其归案之日，已经超过了追诉时效期限。

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超过追诉时效，如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必须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是否要追诉？经过珲春市、延边州两级检察院的审查、调查，案件层报至吉林省检察院。

“起初，我们认同《报请核准追诉案件报告书》中的建议，应该对王超进行追诉。”该案承办人吉林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池莲花介绍。

谈及原因，池莲花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被害人吕江的父亲吕成对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态度很坚决，在犯罪嫌疑人归案之前还反复上访；其二，王超落网后并没有争取当事人谅解的考虑或要求，据珲春市检察院的调查，他的赔偿能力和赔偿意愿都不高。

一方是吕成表达的强烈追诉要求，另一方是犯罪嫌疑人缺少争取谅解的意愿和举动，这样一来，显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吉林省检察院按照报请核准追诉的程序，将该案报至最高人民检察院。

核准追诉，在办案中再现立法本意

“阅完案卷，我就感觉这个案件有做一下双方工作的可能性，争取达成谅解协议。”周惠永是最高检第一检察厅主办检察官，接到吉林省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报请后，他认为该案不能简单地一“核”了之。

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不单是凭多年来从事核准追诉工作的丰富经验，更是充分考虑了核准追诉工作的立法本意。刑法规定追诉时效并不是要放纵犯罪，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有利于集中精力追诉现行犯罪，促进社会稳定。

“办理核准追诉案件要严格把握核准追诉的必要性条件，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既要考虑被害人或者家属的想法和意愿，也要考虑犯罪本身的性质和影响，努力去化解社会矛盾。”周惠永解释说。

“被害人及其家属与犯罪嫌疑人之前是老乡，关系还不错。之所以发生该案也是事出有因——生意上的纠纷，犯罪嫌疑人又喝了酒，总的来说，其犯罪行为表现出来的人身危险性不是很高，特别是过去的27年未再犯新罪，刑事上的可罚性已经大大降低。”周惠永介绍，就案件本身而言，犯罪行为在当地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是很大，再者，经过27年，双方都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家庭秩序，一纸核准追诉的决定，或许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我们办案要注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既要依法办案，也要做好矛盾化解和释法说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不能因为就案办案、机械办案制造社会戾气、激化矛盾，这不符合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求。”他说。

考虑到疫情防控给检察办案带来的不便，周惠永专门向院领导进行了汇报，建议前期通过电话沟通，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再上门调查走访，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建议要留出时间给办案机关，争取把纠纷化解工作做到位。“院领导很是认同这个建议。”周惠永说。

为了更好地指导当地检察机关办案，周惠永列出了工作重点：一是做好核准追诉必要性审查工作；二是用好用足法律政策，争取做好群众工作；三是做好释法说理工作，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解释清楚检察机关的核准追诉权。

“如果能够做通工作，获得当事人谅解，达成协议，这样办案的社会效果最好。”一连接到周惠永的几通电话后，池莲花重新开始思考。

“这几年，我们办理的此类案件很少，对于核准追诉的立法本意理解还不够。”虽然并不确定能否化解矛盾纠纷，但是池莲花感觉，确实可以做做工作。

就这样，池莲花向珲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剑波做了一番“交代”：沟通中，要注意当事人的情绪，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要把核准追诉权的理念讲清楚，释法说理要到位；要积极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了解检察机关的办案政策，促成和解。

“儿子都没了，我不可能原谅他”

“矛盾化解工作的困难，完全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李剑波回忆起办案过程说。

“就是因为王超他们，我的家庭面目全非，我的小儿子没了，还让我原谅他们，你说可能么！”第一次与吕成的电话沟通，还没等李剑波打开话头，吕成就来了情绪，还提出了200万元的赔偿要求。

在犯罪嫌疑人这一方，情况也不乐观。王超和杨忠的赔偿能力极其有限，也就能赔个几万元。差距太大，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今年三四月份，正是各地疫情防控最为吃紧的关键时期，办案也怕拖沓。“拖得时间长了，人家会认为我们是应付事。”隔三差五电话沟通，拉拉家常，换位思考，事情有了微妙的进展。

谈话中李剑波发现，吕成是一位开明的老人。“将近80岁了，但是老爷子说话办事都在点子上，挺开通的。我觉得，这200万并不是老爷子的真实想法。中年丧子，谁都不容易接受这个现实。”李剑波说。

几通电话后，李剑波发现，吕成逐渐理解检察工作。“你们检察官是为了我好。”吕成的这句话，让李剑波他们感到了“有门儿”。“起初我们还担心，万一被吕成看成‘拉偏架’，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另一边，杨忠这方也有了进展。“不管别人怎样，我愿意赔偿损失15万元，6月30日之前，就算倾家荡产，我也会把赔偿金到交到检察院。”杨忠表示。

工作还在继续，转眼就到了6月。当月第二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各地努力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老爷子交底了——80万。”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一番寒暄交流后，吕成向李剑波道出了“底线”。李剑波也明白，这80万并不是随口一说，更不是漫天喊价，而是参照了交通肇事赔偿的标准。

——“老爷子，您的要求不高。”

——“27年了，我愿意作出让步，也感谢检察院的领导和同志。大家认真负责地为我办事，我愿意配合工作。”

——“下一次，我们去农安县当面拜访您，您来回一趟，不容易。”

送走吕成一家人，李剑波又接待了王超的家属。

王超这边，确实很困难。潜逃期间，王超妻离子散：妻子早已改嫁，两个孩子也都排斥这个父亲。对于赔偿，他们都明确拒绝代替王超进行赔偿。“只有王超的弟弟有赔偿意愿，但赔偿能力不足。王超现在的女友虽然愿意赔偿，但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与前几次沟通一样，这次依然没有谈妥赔偿数额，但检察官的积极沟通确实让王超有所触动。几天后，王超的弟弟带着一份承诺书来到了检察院，亲自交到李剑波的手中。

“7月20日之前，我们会再赔偿30万元。”王超的弟弟说：“哥哥很内疚，希望这个赔偿能够弥补吕成一家。”事后李剑波才了解到，为了这笔赔偿款，王超现在的女友卖掉了唯一的房子。

年近60岁的人，卖掉唯一的房子，诚意满满。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虽然45万与80万仍有不少差距，但吕成表示认可。

“感受到了检察官的用心，也看到了嫌疑人的努力。”最终，吕成表示50万也可以接受。整个纠纷化解工作，表面看起来是讨价还价——钱多钱少、最终达成赔偿数额，但在李剑波看来，钱不是目的，而是方式。

“老爷子就是想找个公理，讨个说法。他想通过这个赔偿，看到犯罪嫌疑人的‘罪有应得’。而犯罪嫌疑人倾其所有进行赔偿，也是过去所作所为的报应。这个朴素观念，可以理解。”李剑波说。

“让你早日回家，是我的心愿”

这个案件能不能组织一场听证会？李剑波给珲春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安春谊布置了一道“作业”。

“有担心，主要是双方的赔偿数额还是有差距。怕听证会上出现剑拔弩张的情况，反而会激化矛盾。但综合考虑后，我们认为，不妨让吕成听听其他人的建议，这或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安春谊说，这也能让社会了解检察工作，避免“拿钱消事”的误解。

7月23日，围绕着王超、杨忠的刑事责任追诉问题，一场公开听证会在珲春市检察院举行。会前随机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公安民警、律师等7人担任听证员。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王超以远程视频连线方式参加听证。

时隔27年，那天晚上的相关人员又坐在一起。时光荏苒，岁月给他们都留下了沧桑：吕成79岁，王超也60有余。

“吕哥，我真的错了。这么些年，我也想过去你家里道歉，但我没有挣到钱，不好意思去。我东躲西藏，妻离子散，过得非常不好。我现在落网，突然感觉心里好受一些了，吕哥，这些年，对我确实是一种煎熬。”王超在视频中说。

杨忠则失声大哭，泣不成言。

“都过去27年了，再追究责任也于事无补。王超，让你早日能回家，也是我的心愿。这事情，我放下了。”

……

“听证会上，吕成还问我，什么时候能把王超放出来？建议我们让他早点出来。”听证会现场并没有出现因钱数谈不拢而出现争议，彻底打消了李剑波的顾虑。

听证结束后闭门讨论时，听证员一致认为，因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谅解，要求不再追究责任，本案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化解，社会影响已经消除。

第二天，一封来自珲春市检察院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书送往公安机关，当日，王超从看守所走出。7月29日，最高检对王超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做出不予核准追诉决定。

以后，王超不再东躲西藏；吕成一家，以德报怨，也放下了心理重负。他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文字：于潇 视频：田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