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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凤英

蔡顺礼，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晋察冀军区反“扫荡”和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战斗，长期从事党的宣传组织和保密安全工作。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55年8月，蔡顺礼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蔡顺礼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从司号兵到骑兵营

蔡顺礼原名蔡教生，1914年生于江西省庐陵（今吉安）县油田镇金鸡村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春，吉安有了中国共产党，激起蔡顺礼对革命的渴望。1928年春，金鸡村来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正是朱德领导湖南暴动后转到赣西南的红军队伍。1929年4月，蔡顺礼义无反顾地加入吉安县油田区延福游击队。因为年龄小，先当勤务兵。后来，延福游击队编入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蔡顺礼则被派往第2连当司号兵。1930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10月2日，红军一举攻克吉安城。庆祝大会上，蔡顺礼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清晰洪亮的讲话。独立第2团编入红20军后，因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而被遣散。蔡顺礼被编到红4军随营学校司号连，仍做司号兵，失掉了团组织关系。1931年，随营学校同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合并，司号连改为红军学校司号连。司号连向青年战士提出倡议，号召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蔡顺礼再次提出申请并获批。

1932年3月，红1、红5军团组成东路军，林彪任总指挥，决定乘两次反“围剿”的间隙，打到闽南外线开辟新区。红1军团司令部要找一名素质过硬的司号兵，经推荐和考核，这个任务落到了蔡顺礼的肩头。红1军团攻打漳州，林彪通过望远镜看到红军部队已接近国民党军，急令蔡顺礼吹起冲锋号，霎时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5月，蔡顺礼被选为红1军团司令部党支部青年委员。红军初创时期，团员兼党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经指导员和团部参谋何敬之介绍，蔡顺礼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到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后，他在宣传工作上表现出色。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被派到青年队2排任排长，后又到公略县做扩大红军的工作，任新兵连副连长。藤田整编红军第3师时，蔡顺礼被调往该师第3团任青年干事。

◆蔡顺礼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3团担任后卫，蔡顺礼一路做好伤员收容和思想工作。过湘江后，蔡顺礼被调到第2团团部做指导员。遵义会议后，红2团赶到赤水城附近。团部命令勤杂人员投入战斗，掩护主力过河，蔡顺礼身先士卒。雪山草地中，蔡顺礼要求大家互助团结，将炊具等重物分给较强壮的战士。部分人员因体力耗尽倒下，为防止减员，蔡顺礼主动扛起挑夫担子，直到走出草地。

1935年9月，红军到达哈达铺，进行了改编。蔡顺礼被编入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2大队第1连任指导员。国民党军马鸿逵部突袭，第2大队负责警戒的战士没有及时发现。紧急关头，蔡顺礼和连长果断指挥连队抢占制高点，抵住敌军的进攻，与后续部队一起实施反冲击。11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合，随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称号，并首歼突出冒进之敌——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先头部队第109师于直罗镇地区，为党中央奠基西北打开了新局面。1936年2月，红1军团东渡黄河，到达山西霍县、赵城等地农村。蔡顺礼带领团机关成员，召开群众大会，与开明绅士座谈，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5月，蔡顺礼被选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3月，蔡顺礼调任中央保卫营政治委员，全力负责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5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带领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等人准备飞赴西安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共商抗日事项。受天气影响，临时改乘卡车前往，保卫营派十几名警卫员随行，蔡顺礼叮嘱再三。途中突遭土匪袭击，警卫连战士巧妙利用山间地形与敌人回旋，掩护周恩来一行安全脱困。接到紧急情况报告后，蔡顺礼策马抄近路，以最快速度赶到出事地点，直到与已脱险的周恩来等人相遇，蔡顺礼才算是放了心。

全面抗战开始后，经聂荣臻、罗荣桓批准，蔡顺礼回到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红1军团，被任命为骑兵团第2连政治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改为八路军后，骑兵团改为八路军第115师骑兵营。改编中，大家难舍红五星徽帽，蔡顺礼劝说全连官兵以大局为重，正确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9月，遵照八路军总部指令，第115师发起平型关战斗，命令骑兵营和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行进，保障师主力侧翼安全。第2连是这次行动的前卫连，在茶千岭与日军遭遇，双方都在抢占制高点。第2连神速占领西山坡，迫使日军退回涞源城，保障了平型关战斗的顺利进行。

骑兵营积极向日军占领区出击，10月底，连续拿下曲阳、唐县、完县（今顺平）、满城等地，袭击平汉铁路清风店车站，严重威胁了日军平汉路北段交通。骑兵营名声大噪，兄弟部队和地方干部争相到骑兵营参访。11月，蔡顺礼任独立第1师第3团总支书记。1938年1月，蔡顺礼又任骑兵营政治委员，配合台儿庄战役正面战场作战，威胁日军交通线，奉命配合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吕正操部收编各路自卫军，扩大抗日队伍。人民自卫军派人到骑兵营参观学习，蔡顺礼运用自身经历，讲述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宣讲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10月，日军又向晋察冀军区发起进攻，妄图以分割、“清剿”等手段，消灭抗日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为打乱日军部署，骑兵营偷袭曲阳至定县间高门屯日军后方粮站，敌人猝不及防，死伤大半。

1939年6月，骑兵营扩充为骑兵团，蔡顺礼任政治委员，又进行了若干次大小战斗。获悉唐县日军车队到望都县运粮，蔡顺礼率第2、3连在路边设伏，果断抓住战机，全歼日军车队，缴获包括昂贵的德国莱卡照相机在内的一批物资。蔡顺礼把相机送给了晋察冀画报社摄影科科长沙飞。正是使用这架相机，沙飞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1940年夏，日军经过精心策划，集中4000多人对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驻地进行“扫荡”，包围骑兵团。蔡顺礼临阵不慌，和其他领导决定部队分别向南、向东突围。战斗中，蔡顺礼腿部受伤，流血不止，仍指挥部队向后山转移。这次突围由于指挥得当，大部队没有遭受损失。在总结会上，蔡顺礼勇于承担责任，指出自己有麻痹思想，未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日军动向。全团上下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在如何对付日军的合围、变被动为主动上达成了共识。

战时组织工作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条件异常艰苦。11月，蔡顺礼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兼直工科科长。为保证部队作战需要，军区首长对干部配备问题抓得很紧。干部科一方面要考察营以上干部，提出任用意见供军区领导参考，另一方面要指导各级做好干部工作。蔡顺礼虚心学习，善于倾听各方面意见，很快熟悉了业务工作。

1943年6月，蔡顺礼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11月，日军对北岳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交给蔡顺礼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带领军区“抗敌”和冀中“火线”两个剧社和部分机关干部及一个工兵连转移。这支特殊队伍200余人，除工兵连外，基本没有打过仗。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大半是演员，还有国际友人，包括英籍教授林麦柯，蔡顺礼带队成功摆脱日军的包围。

◆蔡顺礼

1943年夏、秋反“扫荡”斗争取得胜利，为表彰英雄事迹，总结和推广斗争经验，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决定召开第一届“群英大会”。蔡顺礼带领工作组到部队调查，同英模谈话，审阅战斗英雄邓世军、拥军模范戎冠秀等人的事迹材料，群英大会取得强烈反响。

1943年底，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整风运动，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专门成立了分局党校，组织边区县以上干部和部队团以上干部轮番学习。军区决定蔡顺礼到分局党校学习，兼任党校组教科科长。在整风后期进行的“审干”中，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个别单位搞了“抢救”运动，逼迫学员交代问题。蔡顺礼认为这种做法违背整风精神，及时向校领导做了汇报。党校领导重申整风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广大干部卸掉了思想包袱，如实向党组织反映问题，轻装奔赴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蔡顺礼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锄奸部部长。锄奸部一方面负责部队反奸细斗争，一方面维护部队驻地社会治安。蔡顺礼要求锄奸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提出的九条方针：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训干部，教育群众。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军区部队不断扩大。军区首长指示，要加强对新补入部队人员的政治审查工作。蔡顺礼挖出了潜伏在军区机关内部的两名国民党特务，翻译整理了一批日军情报资料，编辑出版了晋察冀军区保卫工作最早的一部教科书《痕迹学》。

1947年4月，蔡顺礼调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第9旅政治委员、旅党委书记。他狠抓部队作风建设，有红军底子的第9旅战斗水平进一步提高。4月8日，晋察冀军区乘南线国民党军空虚，决定发起正太战役，攻歼石家庄外围及正太铁路沿线国民党军。第9旅奉命向获鹿进攻，15日黄昏，第25、27团在旅的统一号令下，同时向获鹿城发起猛烈攻击和巷战，仅2小时10分钟全歼获鹿守军，切断国民党军冀晋之间的联系。

1947年初夏，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青沧战役，威胁天津，将准备增援东北的敌军牵制在关内。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保北战役，第9旅奉命围攻大城堤守军。大城堤由国民党保安第7总队第3大队王凤岗部把守，这是一支凶悍的全部日式装备的地主武装，工事密布。6月25日，因对王凤岗部了解不深，突击队遭受重大伤亡，王凤岗部趁机逃跑。蔡顺礼要求各级指战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做到胜不骄、败不馁。9月蔡顺礼率第9旅参加保北战役。石家庄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率部北进，企图经保定北援，蔡顺礼率第9旅迎击罗历戎部。第9旅经过一昼夜连续行军，一天内走完120里，与兄弟部队一起对敌军形成合围，生俘敌人第3军副军长杨光钰以下3800人。11月12日石家庄宣告解放，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罗瑞卿称赞第9旅执行纪律好，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48年3月，蔡顺礼改任第3纵队第7旅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察南、绥东战役，后又进行冀东“牵牛”战。他们转战1000多公里，协同兄弟部队拖住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11月，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8纵队成立，司令员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蔡顺礼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在成立大会上，蔡顺礼强调第8纵队来自9个不同的部队，严禁搞山头主义，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11月29日，平津战役发起。12月8日，兵团令第8纵队从阜平地区迅速向新保安推进，截断自张家口东返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两天两夜急行军，部队赶到新保安地区，占领制高点，与兄弟部队一道将敌35军包围于新保安。蔡顺礼、邱蔚和王道邦草草扒了几口凉饭，就聚在山坡下的大窟窿里，商议情况。指战员请战情绪很高，蔡顺礼和纵队其他领导反复向指战员说明，“围而不打”是中央军委走活平津战役这着棋重要的一步，拖住平津守军，使其无法从海上逃脱，就地全歼。天寒地冻中，蔡顺礼组织各级政治干部深入基层，一起克服了多种困难。

12月上旬，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地区傅作义主力的包围，第3、4、8纵队向新保安发起攻击，全歼守敌1.5万人，攻克新保安，其中第8纵队生俘国民党军1600余人。紧接着开赴大同地区，雪中急行军三昼夜，配合兄弟部队完成对大同守军的包围。又东返平津前线，参加围歼北平之傅作义集团。1949年1月3日，集合于昌平地区，15日，第2兵团第8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第65军，蔡顺礼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此后展开对国民党军第16军军部及所属第94师进行改编的工作，不仅是改旗易帜，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和平改编。该部原属蒋介石嫡系，受过长期反动教育，蔡顺礼认真制定了改编方案，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执行“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做到态度上诚恳、思想上沟通、生活上关心。通过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和制度教育，第94师官兵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解放军由怀疑、戒备逐步发展到信任和拥护，改编工作受到了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表扬。3月，第65军向太原进军，受到沿途人民热烈欢迎，给编入解放军的起义部队官兵以巨大震撼。到达太原后，蔡顺礼和部队其他领导深入进行战前动员和部队政策教育，发现一个思想倾向性问题，部队轻敌思想已有苗头。蔡顺礼要求部队认真贯彻“军事上要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的指示，杜绝麻痹大意思想。他们采取穿插分割战术，取得太原战役胜利。7月，65军又奔赴扶眉、兰州，蔡顺礼主动协助政治委员王道邦做好政治工作，解放兰州。

建国后的军队保卫工作

1949年10月，蔡顺礼调任中共中央军委公安部（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武装保卫局局长，该局负责人民解放军的保卫工作和公安部队的政治、行政工作。蔡顺礼着手筹建，拟定公安部队的编制方案和服装、臂章等。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负责领导全军政治工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任副部长，实际主持工作。11月，总政治部在京召开第一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在蔡顺礼参与下，会议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保卫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了军队保卫工作的任务、路线和侦察工作方针，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全军贯彻执行。

◆毛泽东为蔡顺礼（左三）等将军授勋仪式。
20世纪50年代，军队保卫工作由战争年代向和平时期转型。1950年底，全军开展了“肃反”和“清理”工作，蔡顺礼查出了大批混进部队的美蒋特务和反坏分子。1951年8月，中央公安学院开办军队保卫干部训练班，蔡顺礼对160余名学员的训练内容到衣食住行都亲自过问。按照罗瑞卿关于统一规划的精神，建立了军队培训保卫干部的组织机构，从此军队保卫干部有了自己的培训基地，为军队政法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前夕，志愿军召开了第一次保卫工作会议。蔡顺礼要求各志愿军各部队积极探索在异国作战的条件下，如何做好防间反特工作。1952年4月，借总政机关开展的查历史、查思想为主的“两查”运动，蔡顺礼大力加强保卫干部思想建设。针对军队保卫中侦察工作极端薄弱的情况，蔡顺礼提出要有重点有目的地建立侦察队伍，主张加强刑事技术建设，经毛泽东批准，增加了军队侦察干部编制。

1955年8月，蔡顺礼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8月，在全军军事侦察长会议上，蔡顺礼指出全军“肃反”和“清理”工作已近结束，但定性偏高、处理偏严的问题仍然存在，要正确甄别定案。华东军区有个营长，当过伪军负有血债，但起义投诚后，作战勇敢，被授予“战斗英雄”，曾参加抗美援朝。清理中，他的历史问题浮现出来，有人主张从严惩处。蔡顺礼派人到原单位核查，指出应按戴罪立功、既往不咎的政策处理。1959年6月，蔡顺礼率领工作组到西藏了解掌握平叛情况，深入叛乱最集中的山南地区。他不顾个人安危，克服高原反应，看望平叛官兵，要求部队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平叛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1960年12月，蔡顺礼主持召开全军首次核试验保卫保密工作会议，各项制度和要求得到了较好落实，保证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根据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指示，蔡顺礼多次和有关部门商议，把钱学森等若干名专家列为警卫对象。

1965年5月，蔡顺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在院校干部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四清”后，蔡顺礼也随团到普安屯生产队。他挑粪，跟老乡吃同样的饭，交伙食钱，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始终坚持“四清”和生产相结合，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都得到了好转。

“文革”开始后，蔡顺礼被批斗，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蔡顺礼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不听“造反派”摆布。1967年4月，蔡顺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始终坚持正面教育。1969年6月，蔡顺礼调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报社送来的重要文章和社论，他都亲自修改，并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反对以派划线。1970年1月5日凌晨，云南通海、峨山地区发生7.7级强烈地震，蔡顺礼和副司令员陈康当天赶到灾区指挥救援工作。他冒着余震的危险，跑遍了受灾最重的峨山县的村村寨寨，鼓励灾后重建。

困境中侦破“谭甫仁”案

“文革”特殊的年代里，在公、检、法被砸烂的情况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昆明军区商定，死刑案件和在全省范围内有影响的重大案件，都要经昆明军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批。蔡顺礼坚持凡是派系色彩浓厚的案件都要往后放，处理要慎重，避免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对稳定云南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0年12月17日凌晨，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和夫人王里岩在军区大院家中同时遇害。周恩来指示抓紧破案。12月23日，新华社刊发了一条400多字的消息，报道中没有“遇刺身亡”的字眼，只是称“谭甫仁同志逝世”，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谭甫仁曾任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他的死一时间社会传言很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进行调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周兴任组长，蔡顺礼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蔡顺礼负责。蔡顺礼反复勘验现场，与唯一见过凶手的王里岩妹妹王文莹交谈。在凶手翻墙的墙根处，还提取到了凶手的鞋印。专案组查到凶手使用的手枪为五九式手枪，随即在军内外全面展开清查枪支活动。蔡顺礼采取群众路线，广泛接触各种人物，发现有用线索。据一位8岁孩子马苏红的回忆，进出院内的可疑人物好似“东昆的爸爸”。东昆的爸爸为昆明军区政治部干部王自正，因重大历史问题被拘押在西坝战俘所接受审查。侦破人员带着马苏红指认时，王自正神色慌张，这些细节均被专案组捕捉，很快调查重心转向了王自正。

王自正专案组报告称王自正原籍河南省内黄县，1946年跟随堂兄杀害解放区内黄县武拐村村委会主任中共党员武不会后潜逃，1947年混入解放军。他编造个人简历，骗取领导信任。1970年4月，因原籍检举他的历史罪行而被昆明军区隔离审查。看守所后面猪圈里有脚印，王自正极有可能从里面出来过。蔡顺礼立即派人提取王自正的指纹。而几乎与此同时，王自正预感到最后的危机到来，拿起藏在枕头下的手枪，开枪打伤两名专案人员后自杀身亡。经技术鉴定，王自正的手印、脚印和自杀时使用的枪弹型号与谭甫仁遇害现场一致。其日记遗物中，又描述了往事被揭开后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乱七八糟的文字中含有“我这一辈子完了”“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的内容。后来又进一步查明，王自正就是利用哨兵夜间换岗离开哨位时间过长等空隙，多次离开看守所。他担任过机关保密员、秘书、副科长职务，对军区首长住地等内部情况都非常熟悉。他从办公楼偷取枪支后，杀害谭甫仁夫妇后又潜回看守所。蔡顺礼在向军区党委汇报案情时认为，王自正正是杀害谭甫仁夫妇的真凶。

当时人们的意识禁锢在“阶级斗争”观念中，两年后，有人竟将杀害谭甫仁的案件和蔡顺礼联系到一起，说他是掩人耳目，利用谭甫仁案件搞破坏活动，更有甚者，说王自正自杀是蔡顺礼有意杀人灭口，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纷至沓来。蔡顺礼被隔离审查，蒙受如此磨难，他依然乐观。蔡顺礼对夫人吕景旭说：“只要身体不垮，意志不垮，就什么也不怕。”他仔细地回顾了谭甫仁案件，自信证据是确凿的，同时这起案件带来的教训是：在意识到王自正有重大作案嫌疑时，就需要对其采取严密措施，防止其反抗。结果使其再次行凶后自杀身亡，给侦破工作造成困难。

◆蔡顺礼和家人在一起。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中共云南省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汇报了谭甫仁案件的结案报告。1977年9月，党中央为蔡顺礼平反。1978年5月，蔡顺礼调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他拨乱反正，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1982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蔡顺礼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年1月19日，总政治部通知蔡顺礼，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主要负责中南片的工作。他深知责任重大，深入中南片区，一丝不苟地做好中纪委常委分工的工作。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蔡顺礼主动提出辞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的职务，获得批准。

1988年7月，蔡顺礼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仍关注党和人民的大事，积极为灾区和贫困儿童捐款，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出钱出力。2009年7月22日，蔡顺礼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为党的组织安全工作殚精竭虑的一生，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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