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1898—1927),安徽安庆人,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与负责人之一。1924年开始,陈延年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在上海牺牲,时年29岁。
1924年夏,陈延年接中央指令,结束了在法国和苏联四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国。回国后,他被派往广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5年春,陈延年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香港、南洋各地的党组织。陈延年甫一就任,即着手整顿领导机构,除大力加强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的力量外,又设立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委员会,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创设了军事委员会。在陈延年的领导下,广东党员人数大幅增加,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已有党员9000多名,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战斗力最强的地方党组织,陈延年因此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深情地说:“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在广东工作期间,虽然担任了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但陈延年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坚持平常朴素的原则。那时,他每月都会按组织规定领取30元生活费,除了交伙食费和留下必要的零用开支外,他将剩余的钱款全数充当党费。此外,他还常常从本就不敷使用的零用开支里硬生生挤出一些,捐作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经费。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他常常亲自到工人中间做宣传鼓动工作。人力车夫是广州工人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长期没有组织起来,其内部也存在着以省籍划分的派系斗争。为解决这个问题,陈延年主动去学拉黄包车,和车夫们交朋友。他身体健壮,肤色黝黑,拉起车来有模有样,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取的车资则全数交还给他们。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其为“老陈”,没有人想到他会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次,他专门把大家集合起来说:“我们大家都是拉车的,不应有地域之分;我们今天困苦的原因,完全是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人力车夫们听了无不赞同。在陈延年的努力下,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并且在其中发展了很多党员,此后在广州起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广州,陈延年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通常是忙完一天的工作,就在区委机关办公室打地铺睡觉。他购置了一床简单的铺盖与一张帆布行军床,平日里放在办公室书架顶上,晚上等同志们忙完离开,他就打开行军床铺上被褥休息。组织上觉得这样始终不是个办法,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在广大路广大一巷给他租了一间房子。可是不久,区委有位同志要结婚但没有房子,陈延年就主动把住处让出来给他们做婚房。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江苏省委。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成立大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举行,王若飞代表中央宣布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决定会议地点为省委机关驻地。会议进行期间,忽然接到报告,有一省委机关交通员被捕。王若飞立刻宣布散会,组织大家撤离。因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下午三时许,陈延年等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部分工作人员返回恒丰里探查情况,因未见异常,遂又进屋继续研究工作。未料不过二三十分钟,会场突然被包围。面对突然闯入的国民党军警,陈延年一面组织与会同志撤退,一面拿起桌椅板凳与反动军警搏斗。虽然他奋力反抗,还击伤了两个军警,但自己的头被打破了,牙齿也被打落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陈延年被捕后,声称自己名叫陈友生,是一名受雇于人的普通烧饭师傅。由于陈延年平日里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党内有名的“六不”干部,即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做私交。因此,他被捕时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做粗活的工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敌人也信以为真。
陈延年被捕后,党组织立刻展开营救,通过关系找到了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当时上海滩崇洋气氛浓厚,吴凯声是留法博士且博士毕业后在巴黎大学进修过政治外交,加之又是经上海民众公决推荐、唯一能在租界会审公廨出庭辩护的中国籍律师,因此,不论租界内外,吴凯声的声望都很大,适合在各种场合斡旋。吴凯声素来对中共党人颇为钦佩,因此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他毅然决然地同意承接此事。他立刻派出自己律师事务所里的全部律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到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摸查情况。终于,在闸北区警察局的预审档案里,查到了一份关键材料,内中记载一个自称名叫陈友生的汉子,身穿短衣,皮肤粗黑,且裤脚上还扎有草绳,很像是个干粗活的人,诉称警察局抓错人了,他是房东家的烧饭师傅,与警察局要抓的政治犯不搭界。吴凯声综合各方面信息,很快确认这个自称陈友生的就是陈延年,并断定陈延年尚未暴露身份。但同时吴凯声也了解到,由于面对国民党军警包围时,陈延年奋起反抗,打伤了两个军警;因此国民党军警都认为陈太过凶悍,要让他多坐一段牢房吃点苦头,一时半会还不会放人。为求万全,吴凯声又委托自己的好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曾任人民政府委员的郑毓秀,去和闸北区警察局长疏通关系。经此运作,吴凯声估计要不了太长时间,闸北区警察局就会释放陈延年。
但让党组织和吴凯声律师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另外一些文化界人士也正在秘密设法营救陈延年。由于这些文化界人士没有斗争经验,结果却意外促使陈延年身份暴露。原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被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获悉,汪与陈独秀是世交,因此对陈延年被捕焦虑不已。于是,他找到胡适,胡适又找到吴稚晖。胡适原以为吴稚晖会看在曾与陈延年有一段师生之谊而施以援手。孰料吴稚晖获悉陈延年被捕,竟然欣喜若狂,他连声大呼:“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立刻向蒋介石报告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同时又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去信:“如此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并在报纸上发文声称,像陈延年这样的共产党分子,“恃智厮恶,过于其父百倍”,留在世上是祸水,送到医院则是多事,既然已经受伤,不如杀之以绝后患。吴稚晖的恶言毒语,让曾经与其交往过的人不寒而栗,大家对其无耻的告密行为嗤之以鼻,纷纷责骂其为“人面狗心”,并直呼其为“吴老狗”。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本不知陈延年被捕,得到吴稚晖的告密后,立刻对在押人犯重新审讯甄别。在敌人的严刑拷问下,很快,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韩步先叛变投敌,并供出烧饭师傅就是陈延年。敌人立刻对陈延年展开审讯,希望从陈延年这里打开缺口,将中共江苏省委乃至上级机关一网打尽。在审讯室里,一个敌人恶狠狠地说:“陈延年,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你还是配合我们交代你们的组织秘密,免得自己遭受皮肉之苦!”“你们妄想!”陈延年厉声回答道,“自从我参加革命起,就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丝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刑!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皮鞭硬!”另一个敌人气急败坏地喊道。为了让陈延年屈服,敌人百般折磨他,用尽了各种酷刑。陈延年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几乎丧失了人形,但自始至终,他牙关紧咬未吐一言。
1927年7月4日,敌人将陈延年押赴秘密刑场。“跪下!”面对刽子手们的呼喝,陈延年昂首挺胸:“该跪下的是你们这些人民的罪人!终有一天,你们将被人民推上绞首架,接受正义的审判!”敌人没有想到,一个即将赴死的人居然有此等气概!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他们想合力将陈延年按倒在地。可是,他们越想按倒陈延年,陈延年却越是反抗。当一个刽子手挥刀欲砍时,陈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却被摔倒在地。“这就是你们的力量吗?!这不就是你们的宿命吗?!”陈延年仰天长啸!敌人恼羞成怒,狂呼乱叫拥上前来,再一次将陈延年按倒在地,以乱刃加身的残忍手段将他杀害。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我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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