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律师刑事,听证 检察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就一起刑事申诉案举行公开听证会

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就一起寻衅滋事不批准逮捕刑事复议、复核案举行公开听证

贵州省铜仁市检察院举行听证员聘任仪式暨听证业务培训会

　　听证员库建设是检察听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丰富拓展听证员库建设的工作方式、途径，可以彰显检察听证司法为民的厚度和温度，让公平正义更加可感、可触。今年1月，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对听证员库的人选确定、动态管理、履职评价等作出规范。几个月过去了，让我们看一下各地检察机关推进听证员库建设的进展，以及入库听证员们的履职故事。

　　在司法办案实践中，检察官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案子本身判决没有问题，可案件当事双方的矛盾纠纷却没有完全化解，当事人的心结解不开，办案效果也打了折扣。此时，如果召开一场检察听证会，多方代表坐下来，针对当事人的争议点，有针对性地释法理、讲情理，也许能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达到案结、事了、人和的效果。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代表、上海首席人民调解员高杨就曾作为检察机关的听证员亲历过这样一场听证会。那是一起遗产继承纠纷案，徐某华和四个姐姐针对母亲留下的遗产分配问题产生纠纷。法院一审判决后，徐某华的四个姐姐不服判决申请再审，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之后，她们来到闵行区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检察官了解案件情况后认为，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便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化解当事人的纠纷矛盾。在检察官和听证员的劝导下，五姐弟逐渐打开心扉，最终双方当事人在听证会上握手言和，达成和解协议。

　　高杨是首批进入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听证员库的听证员之一。今年3月，在上海市检察院指导下，上海首个“检察听证员库”在闵行区检察院正式成立。首批入库的30位听证员，既有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高校法学专家、心理学教授，以及人民调解员、社区居委书记等。

　　该院“检察听证员库”的建立源于最高检印发的一份意见。今年1月，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对设立听证员库的检察院及其管理部门、听证员库成员入库出库、听证员选取和履职评价保障等作出规定。

　　据了解，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就10.5万件案件组织召开了听证会、邀请听证员42.1万人次参加，是2020年全年听证案件数的3.5倍、听证员参与人次的4.5倍,平均每次听证会邀请的听证员达到4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申国军介绍，随着各地检察听证工作开展逐渐深入，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临时邀请听证员有困难、听证员来源单一、沟通联系不畅等，《意见》的出台旨在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推进检察听证工作。

　　谁能入库

　　检察听证工作覆盖“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如何科学选任听证员，促进听证员库建设管理专业化？

　　江苏省检察机关的做法是建立“检+N”入库遴选机制。检察机关作为遴选主体主动邀请符合条件的人员入库担任听证员，“N”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群团组织可以向检察机关推荐相关人员为听证员，检察机关通过审核后将推荐人员纳入听证员库。比如，南京市检察院主动邀请15名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律师入选听证员库。

　　部分地区的检察院综合分析研判入库听证员的专业特长，探索建立听证员分类机制。在贵州毕节，该市检察院将55名听证员分为“人大政协”“专家”“普通”三类，根据案件类型和听证需要，在三类听证员中灵活抽选，使案件听证达到最佳效果。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则将入库人员分为法律型听证员、专家型听证员和社会型听证员三类。“比如涉及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案子就会在社会型听证员中抽取，他们中有部分人担任村书记、乡镇人大代表等，对于处理基层矛盾更有经验，而涉及金融、医学等专业领域的案件则会在专家型听证员中抽取。”常熟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王伟江对记者解释。

　　江苏省苏州市人大代表、常熟市莫城街道燕巷村党总支书记陈艳婷是常熟市检察院听证员库中的一员，也是王伟江口中的“社会型听证员”。陈艳婷经常参加检察听证活动，“最近一次参加大概在10天前。”作为基层干部，陈艳婷平时工作很忙，“但只要检察院邀请我参加听证会，我基本都会去。”对于陈艳婷而言，参加听证会不仅仅是作为听证员的履职要求，“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对我而言是一场生动的普法课，同时自己处理群众矛盾纠纷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建用并举

　　《意见》印发实施后，最高检明确“建用并举”，边建边用，边用边完善的原则，倒排工期，统筹推进检察听证和听证员库建设工作同步协调发展。目前，甘肃、青海省级院听证员库已建设完成，山西、甘肃、贵州、江苏等省份的地市级院建成听证员库比例位居前列。

　　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人民监督员工作处处长郭冰表示，从实践中看，听证员库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以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为例，早在2020年，该院便探索建立听证员库，第一批听证员库成员达45人。不久前，该院根据已入库人员的履职情况对入库人员进行动态调整更新，同时更加注重吸收法学、医学、经济学学等专业人士入库。如今，该院听证库成员已达66人。

　　在听证员库的具体运行和相关配套工作的推进上，各地检察机关也在不断摸索和细化。贵州省铜仁市检察院参照人民监督员工作，挂牌成立听证员办公室，强化听证员意见反馈和跟进落实，同时建立听证员备选库，做实听证员缺额补员工作。在上海闵行，该区检察院在听证员运行模式上设置“繁简分流”。闵行区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诸春燕介绍，该院根据听证案件类型、复杂程度、审查重点等情况，对听证程序设置繁简分流，建立简易听证“智库”。“比如针对一些轻伤害类涉检信访案件适用简易听证程序，由入库律师、人民调解员、退休检察官作为听证员，简化听证流程，集中开展听证。复杂案件则实现繁案精办，设置普通听证程序，由办案部门提出具体要求，案件管理部门负责对接并根据案件特点和专业领域等情况，以随机抽选为原则、指定为例外，从听证员库类别中确定参会听证员，确保听证员与被听证案件的贴合度。”

　　“1+1>2”

　　在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潘晓涛看来，推动完善听证员库建设，邀请不同行业、领域的听证员参加听证，对于检察办案而言，起到了“1+1>2”的效果。

　　潘晓涛是前面提到的那起遗产继承纠纷案的承办检察官。如果仅仅告知申请人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姐弟之间的矛盾纠纷并不会因此解决。“这个案子的当事人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因为遗产纠纷，原本感情很好的姐弟5人，如今见面就像陌生人一样。”本着修复情感化解矛盾的初衷，闵行区检察院决定组织召开民事检察公开听证。

　　作为人民调解员的高杨具有丰富的基层矛盾调解经验，因而被邀请作为听证员之一参加听证。听证会开始前，潘晓涛和高杨等几名听证员专门围绕基本案情、案件争议焦点等进行沟通交流。了解案情后，高杨心里有了底，“因为之前调解过类似的纠纷，感觉这个‘结’有解开的可能。”

　　“亲情丢失了，现在的结果是你们想要的吗？”听证会上，在双方当事人充分阐述了各自观点后，高杨的发问激起了当事人心中的涟漪。潘晓涛告诉记者，检察人员更侧重从法律适用、案件事实等方面进行释法说理，而听证员由于基层矛盾调解经验更丰富，善于抓住矛盾点，侧重“以情动人”。在检察官和听证员的释法说理下，案件当事人袒露心声，道出了多年来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听证员适时给出合理化建议，五姐弟心中历时数年的“结”得以化解。

　　“如果早点有这个平台，让我们能把话都说出来，我们一家人也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听证会结束后，当事人对高杨说道。

　　“通过参加公开听证，我的眼界得到了开阔，也学习到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同时能够将自身的专业知识应用在案件矛盾纠纷的化解上，自己也很有成就感。”高杨说。

　　和高杨有着相似的感受，江苏益友天元（常熟）律师事务所主任时雪峰看来，自己在成为“听证员库”的一员后，内心有一种“荣誉感和自豪感。”

　　时雪峰印象最深的是参加的一起寻衅滋事不批准逮捕刑事复议、复核案的公开听证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于如何证明案件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都做了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我们听证员经过充分讨论，基于罪刑法定和审慎适用寻衅滋事罪的兜底条款的角度，从体现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提出了认为不批准逮捕决定准确的评议意见。”时雪峰说：“通过参加检察听证，我感受到了司法办案的公开透明，也希望检察机关继续深入推进检察听证工作，我也将不断提升作为听证员的履职能力，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一如既往支持检察工作。”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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