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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本刊记者 李慧琪

编辑 | 谌彦辉

一些法官受贿案相继公布于众，背后却牵扯出大批律师行贿案情。这些律师很多在律协任职，或曾任法官。他们和受贿法官是怎样的共生关系，律师行贿背后或许另有隐情？

济南中院三位法官受贿案中，64名律师涉嫌行贿；海南省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案中，18名律师涉嫌行贿。今年以来，一些法官受贿案相继公布于众，背后却牵扯出大批律师行贿案情。

这些律师很多在律协任职，或曾任法官。他们和受贿法官是怎样的共生关系，律师行贿背后或许另有隐情？

日前，经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禁止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制度机制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

两个《意见》进一步细化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接触交往负面清单，健全了禁止不正当接触交往的工作机制，完善了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在律师事务所从业制度机制。对于全面加强法官、检察官与律师队伍建设，构建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亲”“清”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廉洁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年初开始，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正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进行。此次整顿中，“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五部委再次提出。长期以来，打击腐败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目前相关涉案行贿律师是否被追责，被处罚，又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北京律师行贿被追刑责

近日，北京律师吕凤刚行贿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在网络上曝光。北京市通州区法院认定，吕凤刚为使其代理案件获得有利处理，请托时任市高院法警吕某（已判决）提供帮助，并于2016年6月至10月间在市高院法警备勤室，先后两次以现金形式给予吕某共计20万元。

2020年10月19日，经北京市朝阳区监察委员会电话通知，吕凤刚在家人的陪同下到监察机关，如实供述了行贿事实。

法院一审判决，吕凤刚因犯行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万元。一审判决后，该律师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于2021年9月26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已经搜索不到此行贿案的相关文书。另外，吕某受贿案的判决书也未公开。

被曝光的裁定书上显示，吕凤刚，1969年12月生人，户籍地为山东临沂市。在北京市律师协会官网上查询发现，名为“吕凤刚”的律师仅有一名，目前执业单位为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

2014年，他曾正式成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主要领域是民商类案件，包括婚姻、继承、房地产、拆迁等。

从2006年开始，吕凤刚在多个地方卫视的生活类节目中担任法律嘉宾，参加过数百期节目，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是北京卫视生活频道《生活广角》，受众主要是老年人，被保姆骗钱、如何处理房产、如何计算赡养费等，这是他经常解答的话题。

曾有记者采访他时看到，吕凤刚办公室的三面墙上，密密麻麻挂了近100面锦旗，都是观众给他的好评。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做律师的前提是需要有社会责任感，有公正心……一开始做律师其实是很苦很枯燥的，而且处处都是考验，考验你的良知，你的忠诚……你是不是会为虎作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做律师。”

在二审终审裁定书上，法院这样写道，吕凤刚作为法律工作从业者，应当恪守职业规范，既要追求实体公正，更要尊重程序正义的价值。为了实现所代理案件当事人的诉求，吕凤刚意图通过行贿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违规过问、干预办案，为己方提供帮助、便利条件，其行为本身有悖公平、公正原则。

大规模律师行贿案发

律师行贿不止吕凤刚一人，今年济南中院三名法官受贿案更是牵扯出大规模律师行贿的案情，共有64名律师涉嫌行贿。

济南中院原副院长孙永一现年54岁，据判决书显示，1996年春节前至2020年4月，孙永一任济南中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山东省平阴县法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549万余元。

14年间，孙永一共收受50人贿赂，其中24名行贿者是执业律师，另有5人是公司法务、法律顾问、商标专利代理人等法律工作者，贿赂金额共计近300万元。

此外，在2008年9月至2020年4月，济南中院法官乔绪晓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12万余元。在2005年6月至2020年4月，戴伍建法官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37.4万余元。

根据判决书统计，乔绪晓共收受24名律师贿赂，戴伍建共收受16名律师贿赂。在行贿律师中，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建新行贿金额最高，并在三起法官受贿案中都有他的身影。他先后11次输送给孙永一87万现金和价值3万元的购物卡，共计90万元；先后25次向乔绪晓行贿共计22.6万元；向戴伍建行贿共计10万元。

这些行贿律师的身份也值得关注，他们在山东律师界位高权重。比如李建新除了担任律所主任之外，还担任济南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山东省律师协会理事、山东省律师协会保险委员会主任等多项职务。另外，他还是济南市政府第二届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先后获得山东省优秀律师、济南市优秀律师、济南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

据统计，像李建新一样的律所主任共有18位，他们大多在律协或其他社会组织任职。比如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主任黄金华，他担任着山东省律协金融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济南市律协顾问委员会主任、济南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2000年春节前至2020年4月，他向孙永一行贿共计16.7万元。

判决书还显示，一家律所出现多名律师共同行贿的现象。比如，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有三名律师栾涛、马斌、王明华都曾送钱给孙永一，以求在案件办理等方面获得帮助。

此外，也有多名行贿律师此前是济南中院法官，还有人在大学法学院任教。比如王明华在2003年9月至2015年5月期间就职于济南中院，任民二庭副庭长；2015年6月至今，就职于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教师、副教授，同时任兼职律师。

总体来看，三位受贿法官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协助案件办理、干预过问案件、介绍案源等，也有律师为一些企业居间请托。比如，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主任陈静请托孙永一，在润华集团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随后，孙永一收受陈静替该公司董事长转送的10万元。

法官与律师互相勾兑，这一问题早在海南省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案中浮出水面。2019年5月，张家慧被多人举报后落马。当时有举报人称，张家慧“身家至少200亿”，是“中国法院系统史上最富有的法官”。

她被查后，其与丈夫刘远生构建的财富帝国也被媒体起底。外界得以一窥其“致富经”。 2020年12月4日，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张家慧犯受贿罪、行政枉法裁判罪、诈骗罪，数罪并罚，获刑18年，并处罚金400万元。

判决书还显示，37名向张家慧行贿的人中有18名律师。他们行贿的金额超过2000万，其中2人为海南省政协委员，5人在海南省律师协会任职。行贿律师中有2人是海南省律协副会长，行贿名单公开后其职务均被免除。

他们该不该被追责？

同张家慧案一样，上述受贿法官均已被追刑责。2021年6月8日，孙永一被济南市天桥区法院一审认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2月8日，乔绪晓案和戴伍建案公开宣判，判决已生效。二人均犯受贿罪，判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济南市司法局和济南律协的公示信息，目前还没有相关涉案行贿律师被处罚。三起案件曝光后，行贿律师是否被追责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有学者认为，律师行贿没有被追究刑责，可能存在几种情形：一是被索贿，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可不构成行贿罪；二是犯行贿罪，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可以不起诉或免除处罚；三是数额不够或者有从轻、减轻、免除的情节。

最高法院原法官黄应生曾撰文表示，“中国是人情社会，有特殊国情，常有遇事找关系的做法，律师行贿法官，不一定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可能是更希望其公正判案。”

对此，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学林表示，“这种灰色地带确实存在，律师可能只是受委托。如果不能完全赞同当事人的做法，很可能这个业务就做不了。其间的情况可能是很复杂的，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要零容忍，否则律师的底线从何谈起。”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主任陈静曾对行贿事实予以否认。判决书显示，2015年3月，孙永一在济南力诺集团公司食堂收受陈静替该公司董事长转送的10万元。

但陈静表示，判决书上所述案件并非她代理，而是有朋友找她帮忙，她作为专业人士帮着分析了一下。对于转送10万元，陈静予以否认，她称自己并未因该案去找过孙永一，也并不知道这10万块的存在。本刊再次致电陈静追问进展，她拒绝了采访。

孙永一案中，另外两名律师也对行贿事实予以否认。针对这样的情况，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泽律师曾撰文表示，可能有被认定“行贿”的律师蒙冤，所谓“被行贿”即所谓行贿者与受贿者其实并不存在贿赂行为，只是不得不“配合有关机关办案”。

“某个律师和某个法官平时比较熟，或者工作接触比较多，或者某个律师的案子在某个法官手里比较多。那么当法官出事的时候，必然会对这个律师展开一定的调查。”杨学林认为，律师都是用证据说话，那就用其他证据来推翻这个判决。

他强调，只要是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在没有被推翻之前，对于认定行贿的这些人，起码在司法局或者律协必须要给予一定的追责处罚。

刑法对行贿罪有明确规定，此外，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五）项则明确了定罪的起点，行贿数额一万以上三万以下，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应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律师行贿行为，《律师法》和律师协会也有相应处分规则。比如，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九条，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受贿行贿一起查”

“目前的情况也和长期以来普遍行贿得不到处理有关。”山东一位资深刑辩律师认为，打击腐败一直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纪委负责人表示，“有时候为了突破案件，对于行贿人会给予一些政策，如果双方都同样对待的话，那案子就无解了。”他说，因为职务犯罪比较隐蔽，如果没有行贿人的配合，案件查办会很困难。

他还表示，如果对行贿者查得过于严厉，他们就很难去检举腐败官员，这也是纪委监委办案时左右为难的顾虑所在。

如何防止此类事情发生？杨学林认为，在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权的同时加强对案件质量的监督，防止贪污受贿、枉法裁判情况的发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律师行贿的意图，整体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实际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划定了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人员与律师接触交往的底线红线。

但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司法人员违纪违法案件看，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交往问题依然突出。11月2日，据《法治日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两个《意见》答记者问中指出，目前存在律师“围猎”司法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司法人员为律师介绍案源、主动“权力寻租”，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为不正当接触交往牵线搭桥、充当司法掮客等现象，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2020年，司法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组成联合调研组，到全国10个省（市）开展了司法人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专题调研。从调研情况看，当前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不正当接触交往的手段更加多样，利益输送的形式更加隐蔽，线索发现难、问题界定难、有效查处难。

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自2021年起自下而上逐级在全国政法系统铺开，2月底到6月底为县、市阶段，8月到10月底为省级和中央阶段。2022年一季度前，完成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任务。

在这次整顿中，“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再次被提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

一位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行贿者违法犯罪的成本还是太低，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受贿行贿一起查”可能会让侦破难度加大，双方达成攻守同盟的可能性也更大。但是，在信息化手段、大数据加持下，突破案件的能力和手段变多，也利于侦破行贿受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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