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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谈刑事辩护的律师团队建设，一位广州律师就直言不讳表示否定。他援引广州某知名律师的话说，知名刑事辩护律师只有助手没有拍档，团队建设只是品牌共建没有案件合作。

我这几天在贵阳出差，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即律师如何找到合作拍档而不仅仅是招募助手。律师找助手很容易，法学本科毕业，通过法律资格考试，会开车会泡茶会写文章，这样的人每年都有批量的新人加入，甚至你要名牌大学的也很容易，只要你给的条件够好。

经过十几年的沉淀，我在技术辩护方面已经小有成就，能够把不批捕、不起诉、撤回起诉、免于刑事处罚、无罪判决乃至死刑改判都做一遍的律师毕竟不多，但我是一个。我在个人宣传方面也算不错，至少刑事辩护的“江湖”里有我的一席之地，经常有案件来自网络或同行推荐，经常有同行说喜欢读我的文章。我说自己是挂在惠州的全国律师，已经不再是戏谑而是真实体现。

不过，这几年我也面临着新的烦恼，那就是如何找到可以长期合作的拍档而不是协助我办案的助手。我是半路出家的律师，因此我招助手都要求法律专业的。他们协助我办案也很容易，我给他们安排了从学徒、助理、实习律师到授薪律师的发展历程，执业满3年后则独当一面自行办案。但如何找一位与自己匹配的拍档，甚至与自己形成优势互补乃至强强联合，这就是我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我虽然算不上知名律师，却已经饱受知名律师之苦。

我的客户基本都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按照我的规则支付律师费，当然希望我出庭办案。既然我出庭办案，也就意味着我需要去出庭需要自己阅卷，我的助手只能承担起文案服务或者协助会见、协助阅卷的职责。要把案件直接交给他们，家属显然是不同意的。这就是一些人看到我总是全国奔波办案，却不能把案件分给其他律师之所在。

不是我不想自己变成案源律师，把案件分给团队成员，而是缺少能够不需要我操心能够让家属信服的合作伙伴。如果各种案件必须要我会见必须要我阅卷必须要我开庭，那么这样的办案我只能安排助手而不是拍档。

前天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刑事辩护，能够组建团队吗？》一文，很快就有律师同行联系我“毛遂自荐”。他们的意见是“余律师，你需要强有力的拍档与你强强联合，让人知道你的团队还有人可以站在你旁边而不是你背后，增加你的综合业务能力”。

就像我招助理时要求法律本科毕业的一样，我找拍档当然需要他们有我不具备的“特别优势”，例如他们是老警察，他们是老检察官，他们是老法官，或者他们是刑法学博士，这才能让我的团队可以多头并进。我缺的是能够替代我独立办案的律师拍档，而不是协助我办案的律师助手，这也是执业第二个十年的基本需求。

新的团队不要求人多，有那么两三个核心律师足矣。协助办案的律师可以自己培养，但能够分担重大敏感案件的核心律师却需要机缘巧合。刚有一位做过警察做过大学老师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律师，说要跟我谈合作。

看来我的贵人要到了，我的团队需要升级了。

余安平，湖北省英山县人。200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长期任教于湖北黄冈中学。2008年辞去公职加盟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2009年开始在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执业，2013年参与发起成立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刑事部，2014年参与创建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同年获广东省青年律师演讲活动总评审一等奖。2015年获惠州市律师技能大赛法律援助类第一名，2016年担任广东省律师学院讲师团刑事讲师、惠州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2017年担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惠州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惠州市“七五”普法讲师团讲师，2018年被惠州市委政法委聘为惠州市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咨询专家库专家，还被聘为睿信毒品犯罪辩护研究院专家委员。2019年被惠州市律师协会评为“（委员会）优秀主任”，2020年被聘为华南师范大学律师学院导师，并加入惠州市作家协会。2021年获评惠州仲恺高新区“最美村（社区）法律顾问”。

余安平律师积累了大量不批捕、不起诉、撤回起诉、免于刑事处罚、无罪辩护成功案例，提倡从犯罪构成要件入手组织技术辩护，认为无罪辩护的应该注重“庭前拦截”。办案之余，余律师参与编写了《惠民一家的法律生活》（海南出版社）、《软法之治的乡土实践》（中国出版集团）、《经济犯罪有效辩护实务经验谈》（知识产权出版社）等著作，单独出版了《三十而律》（光明日报出版社）、《烟雨三国》（四川文艺出版社）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