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专业信息:成都市重大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团队,著名杀夫案件

前段时间，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们读到了一份辩护词，来自成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女性律师。

她们写这份辩护词，是为一位叫做徐秋云的农村女性辩护。徐秋云长期遭受丈夫家暴，2019年夏天，她在丈夫一次惨烈的殴打后反击，意外致其死亡。

一审时，徐秋云被认定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位女律师用这份辩护词，说服二审法院改判，最终，徐秋云的行为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被改判缓刑。这意味着，她不用在监狱服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获得一些自由。

这份辩护词入围了今年四川省律师协会十佳辩护词，因此被更多人注意到。两位律师在辩护词的结尾写道：

迄今为止，可以说徐某某的人生是非常悲惨的。为家庭付出一切，却长期遭受致命的家庭暴力……为了保全全家，徐某某都选择了忍耐……她经常说，现在社会这么好，日子越来越好过，你不要再打我了嘛……最终徐某某的忍耐换来的是最后这次致命的暴力，也因此激发了徐某某的防卫意识，反而让王某命丧黄泉。

辩护人恳请，二审法院能够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依法纠正一审判决，改判徐某某无罪，给徐某某一条自由之路，给正当防卫制度一条光明之路，让中国正当防卫制度良性功能再一次耀目彰显；如果非要认定徐某某防卫过当，我们建议对其进行免罚。

在冰冷、理性的法律段落之外，这份辩护词同时强调了一部分女性所承受的巨大的、无法逃脱的暴力，也展示了法律在实际操作中的两难。数千字的辩护词里，很容易感受到两位律师的理性、共情和丰沛的同理心，让读者震动、难过的同时也觉得欣慰。

我们因此联系到了这份辩护词背后的两位律师——龙亭伊律师和刘书屏律师。2019年，她们开始为徐秋云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成为她的辩护人。在案件审理的半年里，从夏到冬，她们数次去看守所会见徐秋云，与她的恐惧、无奈共情。在看守所和法庭，她们陪着徐秋云落泪，仔细研读卷宗的每一个细节，积极辩护，最终促成了案件的柳暗花明。

在谈话的两个多小时里，你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生动，谈起法理时严肃，谈起情感时动人。年纪小一些的刘书屏律师，在当庭辩护时不放过任何细节，尽力还原案发时的情况，听到徐秋云被释放的消息时，她会记录下自己一下蹿到120多的心跳。而年长一些的龙亭伊律师，总是最后接过话，温柔地讲起辩护之难、所有人的付出，还有自己一路起伏的心情。

她们非常细致地向我们拆解了这个案件——一审、二审的过程，她们如何制定辩护策略；这起案件，作为典型的被家暴者防卫致人死亡的案件，辩护起来有多难；它的改判有足够的法律依据，那就是已经被激活的正当防卫制度。当然，她们也认为该案有幸运之处——二审时，遇到了一位非常认真、专业、理性的女法官，在案件改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认为详细讨论这些细节是必要的，作为一种普及和提醒，也许能在未来的某天，帮到一些人。

两位律师也讲到了自己经办的一些家暴和离婚案，在呼吁社会支持体系的同时，个人的自救也相当重要，我们更呼吁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勇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要一再容忍退让。

以下是她们的自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1

徐秋云的案子，是很偶然落到我们身上的。

2019年7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打来电话，说有一起故意伤害案，正在审查起诉阶段，问我愿不愿意提供法律援助。那段时间正好不是很忙，马上就同意了。

一般来说，法律援助中心在指派时，不会讲具体案情，所以接下案子的时候，还不知道案件的细节。接着马上就去了成都市检察院，进行全面的阅卷。

这里面有一个信息，这个案子的侦查机关是双流区公安局，但审查起诉阶段，到了成都市检察院，跳级了——这就意味着她的刑期可能会很重，一般是可能被判处无期或者死刑的案件。当时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也问我，你知不知道到市检察院意味着什么？我说我知道，是重罪。

然后，我们就去看守所见了徐秋云。

第一次见她，她就一直在哭。她是那种很典型的农村女性，五十多岁，一个受苦的、勤劳的人。她家里条件不好，在农村，她和丈夫是组合家庭，丈夫有一个儿子，他们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修房子、儿子结婚，家里欠了一些债。为了还债，这些年她一直在打工。之前是在西藏，给人煮饭，一个月能挣五千多块钱，但是平地的人去高原，身体是很难受的。案发前一年多，她回到成都，也是到处找活干，在茶馆里倒水、做清洁，去养猪场养猪，一个月也能挣四千多。

她丈夫是建筑工人，但是爱打牌、爱喝酒，经常是干几天歇十几天，没钱了就找徐秋云拿，不给他就闹。在案卷里，那些邻居说，他打牌输了会赊在别人那儿，别人就来家里找徐秋云要。家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她丈夫的家暴持续了很多年，拿铁棍、菜刀打过她。案发前几天还有一次，徐秋云被他打，不敢回家，都是在别人家住。她不是没有反抗过，至少报过三次警，公安也劝过，村委会也调解过。但因为他的行为没有上升到刑事案件，很难采取什么措施，只能是劝他好好过日子。但他一喝了酒，就很容易发酒疯，不止打徐秋云，对其他家人也是这样，他还说过要把全家都弄死，要把小孙子杀了，断了全家的根。

案发那天夜里，下很大的雨，他喝了酒，开始打她，用塑料凳和几十斤的那种老电视机，砸她的头，掐她的脖子，咬她的手指，她觉得自己要被掐死了，咬了他的耳朵，才让他停手。她当时整个人被打昏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伤害自己），为了自卫，就用保温瓶去击打他。反击之后发现他没动，以为是醉酒睡着了。当时是五月，天气还有点凉，怕他冷，还给他盖了被子才上楼睡觉。早上起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那一次见面，我们要按正常流程问她案发时的情况，徐秋云就一直哭。再加上之前有其他律师跟她说，她的行为导致他人死亡，在中国死者为大，一旦有死亡，可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刑事处罚，可能会被判无期。看守所其他被羁押的人也跟她说，人都死了，你牢底都要坐穿。所以她非常非常绝望。

当时她在里面哭，我们就在外面默默流泪，觉得她生活得太不容易了。如果不发生这个案子，她本身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辛的。但是她一直在说，现在日子这么好，政府这么好，她希望一家人好好生活下去，丈夫不要再打她。

就算到了看守所，那个境地了，她担心的还是她的家，儿子怎么办，孙子怎么办，家里的债怎么办。她有千言万语要跟儿子说，让我们带话，反复说自己非常抱歉，自己不是故意的，根本就没想把他们的爸爸打死。

但作为法律人，我们当然不能被情感左右，而是要理性分析，有没有可能因为她长期遭受家暴，所以在这次的施暴过程中，产生了故意伤害或者是故意杀害他的故意。或者是她在对方已经失去了攻击能力的情况下，还在继续防卫，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我们见了徐秋云很多次，跟她非常详细地了解了案发当晚的详细经过，以及他们几十年夫妻的相处情况，她个人对社会、家庭、家人以及被害人的态度。综合下来分析，我们认为她有非常明确的防卫意识，而且没有伤害被害人的故意。那天晚上，她不想杀他，她只是想要保护自己。

得出这个判断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一审辩护。

2

完成辩护词之后没多久，我们接到通知，这个案子从成都市检察院移到了双流区检察院。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降级了，这意味着成都市检察院认为，她的刑期可能到不了那么高的级别，不需要处那么重的刑罚。

其实按照法律援助的规定，在当时，我们的援助义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会指派其他律师，在审理阶段继续帮助她。但我们深深为徐秋云感到痛心，觉得这个案子才刚刚开始，我们也都认为徐秋云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特别想帮她，于是就给法律援助中心打电话，请求继续做徐秋云的援助律师。徐秋云也同意，她说非常信任我们，我们就在之后的法院审理程序中，继续为她提供辩护。

一审开庭那天，我们第一次见到她的亲属，来了好几十个人，有她的家属，她的兄弟姐妹，还有死者的兄弟姐妹，还有她的邻居，都来了，旁听席坐满了。还没开庭，大家就开始哭，哭成一片，直到徐秋云出来，大家情绪都很激动。

当时我们也是，忍不住要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我们还要面对比较激烈的庭审，不能跟家属做过多的交流，也不能过多释放自己的感情。

开完庭，她的家属全都围上来，问这个案子要怎么判，她们都说徐秋云多么多么不值当，这些年她过得多么苦，讲起她的善良、她的勤奋。他们交了一份联名信，希望判徐秋云无罪。那个联名信上，有两百多个人签字，都盖了红印。

但在一审开庭的时候，公诉人认为，徐秋云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应属故意伤害。

有人问，她被家暴生命遭受威胁，怎么不报警？曾经报过啊！但是警察调解后，她丈夫依然屡教不改。在案发当晚，她的手机被打落，没有机会报警。再者，报警与警察到她家是有时间差的，她如果报警，警察走后，她会被丈夫打得更惨。

也有人问，她怎么不呼救？她呼救了的。我们反复仔细看了很多遍案卷，在庭上我（刘书屏律师）就迅速想到，卷宗里公安机关询问过邻居，当天晚上徐秋云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邻居说，当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没有听到隔壁有什么异常动静。徐秋云家也是有雨棚的，我当时住的卧室也是有雨棚，雨打到雨棚上，声音特别大，只要有一点小雨，房间里的人就听不清外面的声音，徐秋云的喊叫，外面的人听不见。

从案卷来看，我们认为徐秋云系正当防卫，希望法院能对其宣告无罪或免予刑事处罚。但是我们也知道，根据过往的判例，以及现实情况，要认定正当防卫，或者是给她一个较轻的刑期，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压力也非常大。一审宣判前一天晚上，我们两个都没有睡着觉。

第二天宣判，徐秋云人在看守所远程开庭。我们就在屏幕里看到，徐秋云在那边全程痛哭，对亲朋好友的谅解不停地说谢谢，对儿子们说对不起，旁听席大部分人也在默默擦泪。法官宣读了判决书，徐秋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她非常绝望地嚎啕大哭，我们也哭了，心里不是滋味。

这个判决结果，我们感受比较复杂，可以说是既欣慰又难过——欣慰是因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可能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的，我们查过很多这种因为家暴反击造成对方死亡的，刑期五六年的很多，还有更高的。有期徒刑三年，算量刑很轻了。但困惑的是，法官并没有认定正当防卫的性质，我们还是比较意外。

我们当时想，如果徐秋云选择上诉，在一审判三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努力说服二审法院考虑防卫性质。即使认定成防卫过当，我们也有希望能进一步减轻她的刑期。

之后我们就再去会见她。当时她非常难过，非常绝望，再加上多年的劳累、长期被打，她的身体比较虚弱，很难承受看守所艰苦的环境，会一直头痛，药物也很难缓解。我们问她，你还上诉吗，她说我想上诉，我没想伤害他，但是上诉好难啊。我们安慰她，那我们再努力试一试，就算失败了，最差最差的结果，也就是三年，你才五十多岁，那么能干，熬几年就出来了，家里的亲人都理解，都在等你。

我们就开始着手准备二审的辩护，根据一审判决，针对她并非故意伤害，而是正当防卫，来进一步修改辩护词。

3

写二审辩护词的时候，跟之前的心情不太一样，更复杂。首先，我们是为了徐秋云，我们认为徐秋云没有伤害的故意，她应该也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再者，我们更希望正当防卫制度能更多被正确地适用，防止错案的发生，我们原来也做过大案要案的改判，这也是法律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当时我们的诉争焦点，主要是针对正当防卫，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要针对一个正在进行，而不是已经停止的侵害。二是制止不法侵害行为的限度，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但在实务中，一旦防卫造成了重伤或者死亡，就很容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

在徐秋云的案件里，我们具体辩护的是——当她丈夫自行跌倒在沙发上时，她是否仍然处在不法侵害的威胁中？以及，她用保温瓶击打他的行为，是不是具有防卫性质？如果构成了犯罪，可不可以对她免罚或减轻处罚？

案件中有很多细节可以说明她没有伤害的故意，比如案发环境，比如案发工具的选择。徐秋云是在被连续击打后，顺手拿起了旁边的保温瓶砸向了丈夫，但保温瓶不是一般意义上伤害他人的工具。

如果她有伤害他的故意，她完全可以找到更有攻击性的工具——比如当晚她丈夫喝醉之后，她怕他拿啤酒瓶砸她，先拿起了啤酒瓶，他还挑衅说，你用酒瓶打我试试，但她没有，只是把酒瓶扔掉了。

再比如当晚他去厨房找菜刀，说要杀了她。说句很心酸的话，她被打习惯了，知道他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所以当天做完菜，她就把菜刀藏起来了。她知道刀在哪，有这样的机会，但没想过要用它。因为她仅仅想制止丈夫的暴力，而并不想伤害他。

我们辩护的另一个要点是，一审法院认为，她丈夫跌倒在沙发后，已经不再对她构成威胁，但她仍在用保温瓶击打他头部。但实际上，他是在施暴过程中，不小心跌倒在沙发上，而且沙发比较柔软，倒在沙发上并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他完全有起身继续施暴的可能。面对一个醉酒的人，你很难判断他什么时候会停手。

这一类的正当防卫案件，我们其实更需要去还原当时的情境，而不能用普通人的想法去推测——那天夜里，她被施暴，房门被反锁，跑不出去，手机被打掉了，不能联系其他人，且她丈夫反复说要杀死她。徐秋云是处于一个极度恐惧，且因为长时间被掐脖子而失去判断力的情况里。

要求她去考虑打多少下，才能保全自己，而又不超出必要限度，这是非常艰难的。你觉得她打了这么多下，适可而止吧，但在当时，那样一个生命遭受重负、命悬一刻的时刻，她的压力已经超出极限，我们无法用冷静的思维去评判她。

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完成了二审的辩护词。

4

在这里我们很想讲一讲，二审时我们遇到的那位女法官。

二审辩护过程中，其实有一些小插曲，我们的心情也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这个案子2019年11月出的一审判决，2020年1月份移到了成都中院，1月20号，我们接到成都中院的通知说，尽快交辩护词，可能就快要出结果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内心非常忐忑——本来想的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要在一审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轻判，至少防卫性质是可以确定的，她没有故意伤害的犯意，所以我们对二审还是很有信心，比如能够缓刑。徐秋云年龄比较大了，平常也是打零工，只要她能出来，即使是缓刑，留了案底，但其实对她影响不大，跟免罚是一样的。只要能出来，人生就能尽快重新开始。

但是如果说很快要出结果，这速度太快了，我们就觉得这案子可能悬了，心里也比较悲观。当然辩护人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尽力完成，我们就抓紧完善辩护词，跟徐秋云会见，赶在过年前交了辩护词。

当时我们所的主任提醒我们，虽然法院通知马上要结案了，但还是建议我们抓紧机会，跟二审法官沟通，阐述我们的辩护意见，这样更有利于说服二审法官。于是我们马上联系了二审法官。

她是一位女法官，我（龙亭伊律师）真的觉得非常感动，也很佩服她。在出结果之前，时间已经不多了，其实法官非常非常忙，一年要办几百件案子，但一年工作日只有两百多天，平均一天办一件案子都办不完。我跟她沟通的时候，很意外，发现她已经去见过徐秋云很多次了，当时距离二审立案才只有10来天，但很多案件细节，二审法官已经问得非常详细了。

她应该经验比我们更丰富，工作时间也更长，她当时就跟我说，龙律师，你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女律师，可能在情理上很同情徐秋云；但作为一个法律人，更应该冷静理性地从法律层面来考虑这个案子。

我很赞同她的观点，关于这个案子我们也做了非常详细的沟通。我才发现，案件的不少细节我们之前都没有发现，因为徐秋云身体状态很不好，有一些细节你不主动问，她是想不起来的。这位法官不停问，问出了很多细节。

这些细节很多都是琐碎的生活小事，表面上看跟案情本身的关系并不大，最后在判决书里没有体现。但我很能理解她的出发点，她是想判断徐秋云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案发时的心理状态，她究竟是出于报复、故意伤害，还是出于当下的防卫。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一般是不会向辩护人或当事人透露自己的倾向的，说实话，我们沟通的过程里，我也没有感受到法官要改判的倾向，只是觉得她这么公正、专业、负责，有这么好的法官来审理这个案子，还是有希望能改判。

最后出结果的时候，我们没想到，是缓刑。

那天，我（刘书屏律师）接到龙律师电话，说徐秋云儿子来电，说接到通知了，让明天去看守所接她妈妈回家。我的运动手表记录了接到电话那一刻我的心跳——一下子从63蹿到了128。我俩很激动，当时我们还在居家办公，就在家里欢呼，替她开心。

我们当时也猜测应该是缓刑。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个案子要做到无罪是很难的。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很高兴，法律人当然希望是无罪，但对徐秋云本人而言，只要能出来，什么结果对她都是一样的。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一起去接她。当时疫情已经很严重了，都号召大家不要出门，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去。我们和我们所李君临律师，还有徐秋云的儿子、侄儿，以及她最牵挂的孙子，一起在看守所门口等她。

当时我们等了好一会，然后看到徐秋云一步步从看守所里走出来，跨了好多道门，一步一步走出来，走向自由的未来。她特地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非常喜庆，好像是在迎接新的生活。

虽然当时都说不要接触，不要握手，最好就点头示意。但我们觉得这么多天，也是这么多年……我们就是很想抱抱她，每个人都上去拥抱了她。

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案件全程，我们都没有见过二审的法官，都是电话沟通的。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想谢谢她。

5

在徐秋云这个案子之前，我们也接过一些跟家暴、离婚纠纷相关的案件。我们很想说的一点是——如果你的伴侣有家暴倾向，如果你在一段关系中受到了伤害，一定要自救，要选择离开。社会相应的保护机制很重要，但在关键时刻，能救你的可能只有自己。

我们经手的家暴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暴往往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可能只是我今天喝了酒，心情不好，我就要打你；或者我就打习惯了，打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后果，我就继续打。

很多家暴的人，是没法改的，会反反复复地认错，然后下次再打，打了又认错，最后就可能导致徐秋云案这样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当你面对一个对你挥拳头的人，要勇敢出来说不。

至于社会体系，我们会看到它在其中发挥的一些作用。比如我们接过的一个案子，一位女性长期遭受家暴，她丈夫没有给她造成很明显的外表损伤，都伤在衣服遮住的地方，长期以来，他就有一点肆无忌惮，觉得没人能管到他。当时我们为她申请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是那个区签发的第二号人身安全保护令，你就知道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多么谨慎。

当时收到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对方确实有所收敛，被震慑了。但如果人身安全保护令要真正保护，其实还是很难。实际操作里，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但当侵害真正发生的时候，相关人员不能马上出现，24小时保护你。

我们也问过徐秋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你离开这个家到外地去，就不会遭受这种折磨了。你这么勤奋，随便打工，日子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她对婚姻的想法还是很复杂的，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觉得年龄这么大了还离婚，会有点丢脸，也会担心农村的闲言碎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丈夫很爱说狠话，有时候他会说，你只要敢跟我离婚，我就把全家都杀了。这也是她害怕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且她对这个家庭的感情是相当深的，虽然长期遭受暴力，但她的其他家人都很好，儿子很孝顺，孙子很可爱。她对这个家倾注了很多的爱和心血。如果她离开了，孙子没人照顾，家里没人还债，儿子的负担无人分担。所以比起离开，她一直在做的都是劝自己丈夫，日子这么好，你不要再打我了，我们好好把日子过下去，她还是怀着这样美好的愿望，直到最后悲剧发生。

我还遇到过一个案子，是我身边的一个邻居的朋友，那个家暴案非常严重，她老公在施暴的过程中，直接咬断了她的手指，这在刑事上至少构成了轻伤。当时我们很多人想帮忙，给她组织律师团队，为她代理，帮她离婚，还要追究她老公的刑事责任，社区和妇联也说要去她家家访，大家都热烈地讨论要怎么帮助她。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后来他们还是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在一起。

所以生活是很复杂的，对很多人来说，做出离婚的决定是很难的，不能苛责任何人的选择。在遭受到暴力的当下，他们会想离婚，但过了那个事情之后，可能会觉得，生活还是可以勉强过下去。

但作为律师，我们可以提供的建议就是——在遭受伤害的时候，最好能报警，或者向妇联、社区或者邻居求助，及时去医院就医，要用尽可能多的证据，来固定被家庭暴力的事实。如果有一天，你忍无可忍要离婚，这些证据最终都会帮助到你。

6

这一次，我们的辩护词被很多人转发，大家都在说，girls help girls。确实，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好的女性法律人。

不仅仅是二审的女法官，一审的法官和法官助理也都是女性。当时我跟法官助理沟通徐秋云的情况，她也是泪眼婆娑，很同情她。当时一审判了三年，徐秋云在哭，我们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我们就看着法官助理，她也回看了我们。感觉我们之间有心的交流，有一种法律共同体一起努力的感觉。

在涉及婚姻家庭的案件中，女性法律从业者确实会有一些优势。比如共情能力会强一些，更能理解对方的心情。沟通的时候，女性当事人看到是女律师或女法官，会更敢说，更愿意说，觉得对方能理解。

但我们不认为只有女性在帮助女性，很多男性也在做出努力。比如一般的犯罪分子被抓了之后，公安讯问，很多时候是比较严厉的。但在这个案子里，徐秋云说，公安机关对她很好，没有人凶她，讯问和看现场的时候，大家都很温和，很同情她。看守所里的管教、警察，还有一起羁押的嫌疑人，都对她很照顾。

包括法院判缓刑之前，司法局要去调查，看她适不适合缓刑，在社区生活会不会有问题。徐秋云的儿子告诉我们，正月里，就有警察去他们家问，你们家里欢不欢迎她回来？他说当然欢迎欢迎。你看警察是这样问的，他是用一种很平常、温暖的话语，没有把她当做一个罪犯。当时徐秋云的儿子也说了一些家里的难处，警察说，这些乡里乡亲的都会帮你。

徐秋云的前半生是很悲惨的，发生这件事之后，好像所有人都在帮助她。所以我总觉得，有一些道理是永恒的，只要人正直、善良，就一定会好人有好报。

我们还遇到过一个家事法庭的男法官，办过很多离婚案。当时我们代理的那个离婚案，很棘手，男方有家暴，而且情绪很不稳定，双方矛盾很大。当然法院是可以判决离婚，但有时候判决离婚只是把矛盾通过法律强行处理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能够调解离婚，当然是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主要就是靠这个男法官在中间调解了很多很多次，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包括徐秋云这个案子，表面看起来是我俩在办，但背后也有更多律师的努力。我们律所的李君临律师，在一些正当防卫案件发生后，就在网上写过辩护词，希望能通过专业探讨，激活正当防卫制度，让它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规定，而是真的能挽救更多人、更多家庭。在我们为徐秋云辩护时，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在我们为徐秋云辩护的2019年，正当防卫的认定还是很艰难的。因为很多案件从结果上看，确实是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致人死亡，但我们必须回到案发的情境，而不能以正常环境下的思维去苛责当事人。另外当时也没有一个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适用标准，所以很多法官也会觉得比较为难。

但在去年，有了一个好消息，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出台了一个《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里面明确提到了，要坚持法理情统一，维护公平正义，也要切实防止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这样一个意见的出台，跟此前的好几起轰动社会的正当防卫案件有关，所有法律人的努力推动了正当防卫制度的觉醒，以后会有更多的司法官敢用、多用和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

在徐秋云出来之后，我们也还见过面。大概是去年三月，成都复工之后，她专门挑了一个好日子，穿了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家里人陪着她，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我们律所来。带了两面锦旗，还拎了满满两筐大鸭蛋，自家产的鸭蛋。

刘律师年纪小，看到鸭蛋当时心里想，那是她见过最大的鸭蛋，可能好好吃啊。但是我们有规定，做法律援助案件，不能接受当事人的任何财物，推脱了半天，让徐秋云把鸭蛋又拎回去了。徐秋云很可爱，还一直跟我们说，说在村里到处说自己认识两个好律师，要给我们介绍客户。

我们当时也告诉她，她还处在缓刑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缓刑制度，有一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如果她有什么需要帮助，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

前段时间，夏天快过完的时候，我们给她打过一个电话，想问问她过得怎么样。当时她正在地里挖花生，还邀请我们去她家吃花生，新鲜的，好吃。听起来，她应该已经开始了平静的新生活。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徐秋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