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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及建国初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领袖“圣雄”甘地，到描绘了现代印度国家蓝图并创立了“不结盟运动”的尼赫鲁，许多印度国父级人物的理念和行动不仅为印度的国家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至今仍影响着印度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2012年，由印度一家杂志社和两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最伟大的印度人”票选活动中，大约2千万印度民众参加了投票，而最终获得第一名的是有着印度“贱民之父”称号的安倍多伽尔（Bhimrao Ramji Ambedkar），他的得票数甚至超过了印度“工业之父”塔塔（第2名）、印度首届总理尼赫鲁（第5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及2016年获封“圣人”的修女特蕾莎嬷嬷（第6名）等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独立运动时期，安倍多伽尔成为印度非常罕见的、敢于公开批评甘地的政治人物，为此，他曾背上过“同情英国殖民主义者”、“背叛印度”等骂名。然而，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意识到，他与甘地之间的争论并非为了“印度是否应该脱离英国”，而是为了“印度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印度”。在安倍多伽尔去世60年后的今天，安倍多伽尔理想中的印度并未完全实现，但他的思想正唤醒着越来越多的印度人。

安倍多伽尔博士，“最伟大的印度人”。 （资料图片，来自网络）

贱民第一人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闻名于世。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的姓氏决定了他所属的职业、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并世代延续下去。很多人只了解这个制度由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四个阶层组成。然而，在这四个阶层之下，还有一个被称为“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的贱民阶层，他们是印度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主要从事殓烧尸体、清理垃圾、打扫厕所、屠宰动物、制革等被其他人视为“不洁”的工作。其他种姓的人不可以接触贱民，否则会有霉运降临；贱民更不能触碰其他种姓人群的身体、甚至他们的用具。贱民们很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中更是难有立足之地。

1891年4月14日，安倍多伽尔出生于印度中央邦姆霍沃的一个贱民家庭。他从小就饱受因出身卑贱而引来的各种歧视：身为印度教徒，却不能进入印度教寺庙祈祷；不能与其他种姓共用公共水源；在学校里，他不能坐进教室，而只能在门外席地听课；他不能使用学校里的水壶喝水，口渴的时候，需要由高种姓同学从水壶中倒水出来，他在壶下仰头张嘴接着，嘴唇不能触碰到水壶；在村里，其他种姓的人走村前的大道，贱民们只能走村后的小路，还要在身后绑上一把扫帚，自动把走过的脚印扫平。

然而，这些歧视和不公平都没能阻挡住安倍多伽尔努力的脚步，他顺利升入中学、高中、进入大学，成为班上唯一一名出身贱民的学生。在获得孟买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学位后，他又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成为印度第一位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贱民，开始了他的海外求学之路，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有这些，都开创了印度贱民前所未有的历史。虽然历经坎坷，安倍多伽尔最终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所学校拿到了两个经济学博士学位，并通过了伦敦著名的格雷律师学院的律师资格考试。

贱民领袖

回到印度，尽管安倍多伽尔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全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学者，但他仍会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强烈歧视。他先后更换了几个职业，做过大学讲师、公司会计、私人教师，还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但这些都没能坚持长久。大学里的其他教师不愿意与他共有办公室用具，公司老板和商业客户在得知他的贱民出身后，纷纷拒绝与他合作。

最终，在友人的资助下，他开始涉足律师行业，并逐渐站稳了脚跟。当时，在印度诉讼案件中，高种姓人士更倾向于聘请英国人律师，而安倍多伽尔的客户多为贫穷且付不起律师费的低种姓民众。不过，在接连帮助几位低种姓被告人赢得了官司之后，安倍多伽尔声名鹊起，渐渐成为印度低种姓民众的领袖和代言人。

安倍多伽尔欣然接受了时代赋予他的特殊使命，带领低种姓民众开启了反抗高种姓阶层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他和友人一起成立了一个代表低种姓民众（当时被殖民政府统称为“被压迫阶级”，Depressed Classes）利益的组织，这个组织成为后来印度贱民政党的雏形。不过，组织中的成员并非全部来自于低种姓阶层，一些致力于废除不公平制度的高种姓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进来，并成为其中的骨干。

此外，安倍多伽尔还创建了专门接受贱民儿童的学校，组建了贱民儿童的曲棍球队；他率领低种姓民众开展了“开放公共水源”和“贱民有权进入寺庙”等抗争活动，并促使殖民政府在孟买招收了第一批出身为贱民的警察；他与友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并亲手撰写专栏，批判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呼唤社会赋予低种姓民众同等的权利。

低种姓政党用安倍多伽尔的形象帮助竞选。朱诺 摄

与甘地的冲突

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安倍多伽尔多次领导了低种姓民众的抗争活动，从而逐渐在印度社会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他本人被殖民政府委任为孟买立法委员会的委员，他的组织也渐渐成为印度政治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上世纪30年代，迫于印度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殖民统治的呼声，英国政府开始考虑给予英属印度更大的自治权力，其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在殖民政府的议会里增加印度本土的代表人数。安倍多伽尔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在会上，他与甘地就自治政府的选民代表分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安倍多伽尔建议在自治政府的议会选举中，为“被压迫阶级”专门设立一个选举人团（electorate），并在议会中保留低种姓阶层、特别是贱民的代表人数。这个建议遭到了甘地的强烈反对，甘地认为，穆斯林、锡克教、印度基督教社团都有了自己单独的选举人团，印度教徒应该联合起来，如果低种姓印度教徒从整个印度教社区中分离出去，将极大地改变印度社会的政治版图。

而安倍多伽尔认为，穆斯林、锡克教、印度基督教之所以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选举人团，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自治政府中能够有足够的代表，得以保障他们作为少数族裔的权益。然而，在印度几千年的历史中，权益最得不到保障的群体就是印度教的贱民群体。安倍多伽尔举例道，在印度乡村的那些公共水源，高种姓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人、基督徒都可以自由打水，唯有贱民不许碰触那里的水。

甘地与安倍多伽尔的争论愈演愈烈，当英国政府公布各个宗教社区、包括“被压迫阶级”都将有各自的独立选举人团时，甘地以绝食相抗衡。一时间，印度各界开始纷纷口诛笔伐，指责安倍多伽尔为“印度教的叛徒”，指责他不顾“圣雄”的生命安危，一心只为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贱民谋福利。

当时在印度，甘地已经成为“非暴力不合作”的领袖，深受各族裔各社区人民的拥戴。安倍多伽尔没能顶住压力，最终与甘地达成了妥协。“被压迫阶级”不再单独享有选举人团，只是在印度教的席位中为他们留出10%的代表人数，这个比例远远没能达到安倍多伽尔当初希望的比例，也与“被压迫阶级”在总人口中的实际占比不相符。（在当时的印度社会，贱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加上低种姓的首陀罗阶层，“被压迫阶级”实际占总人口数量超过40%。）

位于印度勒克瑙的安倍多伽尔纪念公园气势宏大。朱诺 摄

对印度教的批判

没能为“被压迫阶级”争取到独立的选区，安倍多伽尔愤怒而不无遗憾地表示，这是低种姓阶层在争取权利斗争中又一次失败。在印度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低种姓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失败，而这一次，他们被一个号称“为印度人民争取平等和自由的圣雄”所击败。

安倍多伽尔后来曾经多次批判甘地，认为甘地不够资格被称为“圣雄”，他说：“我就从来没有称过他‘圣雄’，他不过是一个狡猾的政客罢了。”他在接受欧洲记者采访时指出，甘地在西方人面前讲，要实现一个平等自由的印度，但他却在印度教的媒体上大谈印度离不开种姓制度。在安倍多伽尔眼里，甘地希望的未来印度与他自己憧憬的印度完全不同，甘地要的是“回到过去的印度，是‘正宗’的印度，是离不开种姓制度的印度”，而安倍多伽尔的印度是一个“废除了种姓制度，没有种姓歧视、宗教歧视、性别歧视的印度”。

安倍多伽尔的很多文章和公开演讲记录下了他对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思考。他曾说道：

“几千年来，印度贱民所受到的待遇比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希特勒德国的犹太人、美国的黑人都不如。”

“一个一部分信徒歧视另一部分信徒的宗教，不是一个完美的宗教。一个将大量的忠实信徒视为猪狗不如、视为罪犯，并对他们造成不可承受的创伤的宗教，根本就不能算作宗教。宗教不是这种不公平规则的同义词，宗教和奴隶制度是不相容的。”

“种姓制度不仅摧残着贱民阶层，它也毁掉了印度教，并最终将毁灭整个国家。当被压迫阶级获得自尊和自由的那一天，他们不仅将为自身的发展做出努力，也将会以他们的产业、智慧和勇气为国家的繁荣而添砖加瓦。”

编写印度第一部宪法

印度独立后，安倍多伽尔受尼赫鲁之邀，出任印度首任司法部长。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领导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并亲自出任委员会的主席。印度的第一部宪法于1949年11月26日获得印度国会的批准通过，对于一个刚刚从殖民地中诞生的崭新国家来说，这部宪法具有非凡的意义。它共有395项条款，为印度广泛的公民自由提供了宪法的保障，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废除贱民制度、取缔一切性质的歧视，等等。

此外，安倍多伽尔还在国会提出了为妇女争取社会和经济权利、为低种姓阶层在政府机构中保留职位及在学校中保留名额等法案（类似美国的平权法案），均受到国会的支持。不过，他深知，尽管宪法从法律上取缔了种姓制度，但是，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却并不能够轻易根除。

1950年1月26日，在国会批准宪法正式生效的听证会上，安倍多伽尔警告印度人民：歧视和不平等还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于印度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如果我们不尽早消灭这种不平等，那些受害者终有一天会爆发出反抗，那将摧毁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建设的政治结构。

在安倍多伽尔发出警告的60多年后，印度社会种姓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印度的最主要矛盾之一，在某些地区，种姓冲突甚至超过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冲突。比如，2015年8月，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就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50万高种姓的帕特尔人因不满政府的平权政策过于向低种姓阶层倾斜而上街游行，随后发生打砸抢和纵火事件，并与前来戒严的军队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2016年2月，印度北方哈里亚纳邦的贾特种姓要求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其更多配额而举行了示威活动，并逐渐演变为暴力骚乱，他们实施了堵塞交通、焚烧警车和公交车、在旅馆和商店及火车站纵火等破坏举措，并切断了首都新德里的供水系统。该事件导致至少1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造成经济损失达30亿美元。

安倍多伽尔关注的弱势群体并非仅限于印度教的贱民阶层，在其出任司法部长期间，他还起草并制订了最低工资标准法案、员工国家保险法案，以及一些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包括妇女的选举权、同工同酬、妊娠期间福利等。1951年，在编制《印度民法法典草案》的过程中，由于国会未通过他提议的妇女享有与男人同等的财产继承权法案，安倍多伽尔愤而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

安倍多伽尔是印度低种姓阶层心中的神。朱诺 摄

皈依佛门

早在1935年，安倍多伽尔就曾在贱民大会上宣布，总有一天，自己将改变信仰，改宗其他宗教。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虽然我生为印度教徒，可是，我可以郑重地向你们保证，我不会死为印度教徒。”

在有了改宗念头之后，安倍多伽尔认真研读了各个主要宗教的经典教义，最后选择了在印度早已式微的佛教。他认为，只有佛教教义，能够与他“彻底平等”的理念相符。他先后数度拜访斯里兰卡和缅甸的佛教寺庙，参加了世界佛教徒大会，还成立了印度佛教协会，并将自己对佛教经文的感悟编写成《佛和他的佛法》一书，介绍给自己的追随者们。

1956年10月14日，安倍多伽尔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浦尔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皈依佛教大会，在佛教僧侣的诵经声中，他与妻子完成了三皈五戒仪式，正式皈依佛门。他向追随者们发表了即席演讲，表示自己实现了20年前的承诺，在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不再是一个印度教徒。随后，他让台下的追随者们自由选择，是否愿意随他一起改宗佛教。50万人当场表示，愿意继续追随他的脚步。

安倍多伽尔和50万贱民集体皈依佛教的事件，被后人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改宗事件”，这次活动也为印度佛教界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一个多月后，1956年12月6日，安倍多伽尔病逝于新德里。

在印度刚独立时，有人曾预言，印度所采取的民主政体与其根深蒂固的种姓社会互为悖论，从而并不看好印度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今天，在印度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安倍多伽尔的雕像在数量上已经超过甘地雕像，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印度教是否应该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安倍多伽尔正走出“贱民之父”的脸谱，而成为引领印度社会变革的划时代人物。

如今在印度，安倍多伽尔的雕像已经超过“圣雄”甘地雕像的数量。朱诺 摄

（本文原题《从“贱民之父”到“最伟大的印度人”》，现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