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中有很多引路人，他们发掘苏轼、指点苏轼、提携苏轼、爱护苏轼，成功塑造了一位意气风发、豪情旷达、坦诚天真的士大夫、真名士！

他们是苏轼宦海沉浮时的良师、益友，是苏轼文章大成的伯乐、推手，是苏轼历经风雨时的明珠、灯塔，是苏轼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舵手、罗盘，引领苏轼，影响苏轼，成就苏轼。

苏轼一生最好交朋友，且多是官场之人。合了脾性，对了口味，他便一股脑地扎进去，一派天真无邪，一脸赤忱坦诚。正因如此，他交到了一帮无私纯洁的知己、朋友。

他们是苏轼快乐时的分享者，是苏轼抑郁时的倾听者，是苏轼危难时的共担者。有友如此，夫复何求？

苏轼一生中也有几个“损友”，他们喜欢苏轼、懂得苏轼，但又不遗余力地打压、打击苏轼。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成全了苏轼，让后来人看到了与众不同的苏轼。

他们是苏轼多舛人生的推动者和见证者，是好友还是损友，谁能说清呢。

提到苏轼的引路人，最让人熟知的应该是张方平和欧阳修了。

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应天(今河南商丘)人。历任知谏院、知制诰、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滁州、江宁府、杭州、益州等地长官，官拜参知政事（宰相）。

在任职益州期间，苏洵携二子拜访，几人道古今、论政见，不谋而合，相谈甚欢。张方平见二子学识渊博、器宇不凡，不由“赞叹不置，许为‘国士’”，爱才之心遂起，因此倾力推荐，给苏轼搭建了一条“直飞航道”。

张方平是苏轼人生转折中的第一个贵人，他引路的方向和高度，决定了苏轼后来的平台和资源。以中国人的师生情谊论，说苏轼是张方平的门生，也不为过。且张方平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关爱苏轼，这才是最令人感动和感怀的。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其一，张方平送给苏轼第一张“飞机票”，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认识了政界和文坛的领袖人物欧阳修。

其二，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在很多人唯恐牵扯到自己、纷纷退避三舍时，张方平却挺身而出，令其子进京为苏轼击鼓上疏，虽因故未成，但其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为苏轼辩护的深情厚谊，鲜有人能做到，令人感动万分。

其三，张方平临终前，别无牵挂，“惟以子瞻兄弟为念”，更可见他对苏轼的关爱和认可。

其四，张方平将毕生所作诗文交给苏轼整理编辑。后苏轼以其门生自称以示尊敬，张方平却道万万不可，苏轼当时已是名满天下，其自谦当不起“老师”称号。

张方平的谦逊，张方平的爱护，张方平在苏轼和苏辙最需要的时候给予的支持和援助，早已超越了师生、世旧、亲戚等任何关系了。这对忘年之交，跨越了年龄的鸿沟、地域的阻隔、时间的考验，成就了一段友谊佳话。

而经过张方平认识的欧阳修，则是苏轼走进政治圈和文学圈的推手和伯乐。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累赠太师、楚国公。“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

苏轼以一张张方平赠给的“飞机票（书信）”见到了欧阳修，这是很多人都不敢想象和奢望的。苏轼很幸运，初出茅庐就有机缘接触到政治核心和文坛领袖人物，一切顺利得不可思议，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欧阳修对新人苏轼非常赏识，有意栽培他，便将他推荐给朝中要员和文坛中坚认识。欧阳修高度称赞苏轼的文学才华并拔高了苏轼的文学形象，其将视为继自己之后扛起文坛大旗的领军人物。

在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中，欧阳修点苏轼为进士第二名，却引来不小的风波，其因是苏轼文风异于以往，由此引发了科考文风的大改变。

欧阳修慧眼识珠，认定苏轼将会是未来诗文新风尚的改革者、倡导者和实践者，于是不计名利、不遗余力地提携和推荐，让苏轼步入了仕途和文学发展的快车道，为其领袖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之所以能快速成长和成名，欧阳修是最重要的伯乐和推手。作为宋代最成功的两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与苏轼亦师亦友，待欧阳修离京回乡后，苏轼还专程去看望了师长，他们喝酒、唱和、论文，不亦快哉。

其实，在宋代，像苏轼这般考中的学子都称之为“天子门生”，不能私下拜在某人的门下。所以，以欧阳修对苏轼的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恩，后世人认为他们的情谊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应当还有惺惺相惜和心灵相通的知己之情。

苏轼一生多有师友关怀和帮助，包括富弼、司马光、吕公著、范镇等朝中重臣也对他大加褒奖、处处爱护。

其实，朋友就是在一起可以制造风景，不在一起可以替你看风景，有了快乐一起可以分享，遇到困难愿意帮你承担的那类人吧。

从这点来看，苏轼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乌台诗案”中，受他牵连的人达七十多人，被罚的官员多达二十七人，其中朝廷重臣司马光、张方平等被罚铜三十斤，范镇等其他大臣被罚铜二十斤。

但凡与苏轼交往过密、书信往来频繁或唱和过多的人，朝廷都将他们列入“苏轼朋友圈”，想要追查的话，只需顺藤摸瓜，肯定又快又准，因为有据可查，到处流传着他们的诗词之作。

譬如常与苏轼有书信往来的孙觉，两人虽离得天远地远，但常于书信中互相调侃、发牢骚，朝廷是一逮一个准儿，被罚也是必然了。

现代人看苏轼的朋友圈，对孙觉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很熟悉，若提起几个人的名字，就知道他当时为何能成为苏轼的好友了。孙觉是黄庭坚的岳父、秦观的老师，还是王安石、曾巩的好友。孙觉向来以敢言著称，也是一个不怕事的主儿，与管不住嘴的苏轼在一起，碰撞出火花那是必然的。因此，“乌台诗案”中肯定少不了对他的查处。

还有一位让苏轼觉得很愧疚的朋友，他在“乌台诗案”中受的处罚比苏轼还重。有一阵子苏轼都不敢去信问问他的情况，生怕被抱怨。但人家哪有那么小家子气，尽管“乌台诗案”中被处罚得最重、贬得最远，却没有半分怨气，倒反过来安慰苏轼。这个人就是苏轼一生的好友、宰相之孙王巩，当年携佳人、带美酒浩浩荡荡去徐州看望苏轼的那位风流公子。

苏轼官场中的好友，在“乌台诗案”中被清理了个遍，罚的罚，流放的流放，甚为凄惨。

而在当时，有一个人却出乎意料地为苏轼开脱罪责，也值得说一说。此人便是后来将苏轼一贬再贬至儋州的章惇。王巩在《闻见近录》中记录了章惇如何驳斥王珪而为苏轼开脱的全过程：“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飞龙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章惇这段为苏轼分辩的慷慨陈词，又狠又准，与其性格和作风倒是相符的。后来，苏轼被贬也是他下手狠、绝、毒的结果。有人这样形容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话对，也不对。其实，只要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相同，官场朋友也可以长长久久。

所以，很多人将章惇视为“奸臣”，将他看作苏轼的损友。而苏轼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元符三年四月，六十三岁的苏轼奉诏从儋州北返，而六十五岁的章惇却被贬到雷州，与儋州隔海相望。苏轼行至洪州时，章惇命子章援送来书信，恳求苏轼原谅并放过他们父子，因有传言此次苏轼会入朝为相。苏轼则道：“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故无所增损也。”并在书信后附药方，以供章惇应对岭南瘴气侵体之用。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苏轼、敬爱苏轼、赞美苏轼，如此处世为人，这就是他的胸襟和情怀吧。

王安石与苏轼，这两位当年朝廷上的政敌，也在元丰七年于江宁会面时一笑泯恩仇。

人与人哪来那么多恩怨啊？其实，很多时候是所执的目标、信念、方向、观念、手段不同罢了，因为各自的理想，走不到一块儿罢了。用最简单的话归纳，就是政见不同而已。

所以，王安石与苏轼虽有矛盾，却私交甚好。两人能坚守自我信仰，惺惺相惜，亦敌亦友，是是非非地走过一生，当算得上是传奇了。

苏轼的长辈朋友中，有一位也备受质疑，此人便是凤翔太守陈希亮。当年苏轼以大理评事的身份担任陕西凤翔府的判官，算是基层锻炼的京官，又是少年得志，心怀豪情，所以难免显得心高气傲了。

有同僚为讨苏轼的欢心，便以“苏贤良”称他，以此突出他在制科中获得贤良方正科“第一名”成绩的殊荣。简单说，就是给苏轼戴了顶“高帽子”，吹捧一下。没想到，传到太守陈希亮耳朵里，他便斥责道：“府判官何贤良耶？”苏轼无端被责，心中非常懊恼和气愤，认为太守是在故意刁难他。而对于苏轼起草的公牍，陈太守也要修修改改，这让自认为文章无可挑剔的苏轼很是难堪。再就是苏轼借故缺席了中元节的官府宴会，又被陈太守抓了一个正着，被罚铜八斤以作惩戒。

以苏轼直言直语的性子，真是气得没处发泄满腔的愤恨。后来终于逮住一个机会。陈太守建了一座亭子，让他写一篇记文，于是，名篇《凌虚台记》就这样诞生了。整篇文明里暗里对陈太守加以讽刺、挖苦，然陈太守故作不知，笑着让人一字不改地将文镌刻在了石碑上，从而让后来人能有幸欣赏到这篇精彩绝伦的千古名篇。太守的做法，体现了宽厚和包容。陈太守通过自己的方式，锻造苏轼、打磨苏轼，让他去掉骄矜自满，学会沉淀藏锋。

写《凌虚台记》时，苏轼二十八岁，等他为逝去的陈希亮写《陈公弼传》时，已人到中年，才明白陈希亮当年的用心良苦。他道：“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年少时的挫折和打击，是人生最好的历练，缺了这一课，则无论何时何地都会补回来的，早经历，早懂得。

据说，陈希亮对苏轼的态度，让欧阳修都觉得气愤，后来在其调任时有意刁难，但苏轼这篇传记却是对陈希亮品行最好的说明和解答。

学会在顺境中清醒，学会在逆境中坚守，无论遇到什么人、经历什么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