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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价格由价值决定,且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刑事案件委托协议上约定的律师费即是价格,受制于有关部门的规定,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刑事辩护案件收费限额制,且不得约定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尽管在大部分案件中,委托人出于激励辩护律师办案积极性的心态,会在订立协议前作出各种承诺(大部分后来成为了“空头支票”),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可以将口头承诺嵌入书面条款,但绝大多数律师对此还是战战兢兢,不敢以身试法。
这主要出于几个考虑:一是担心委托方事后反悔。反悔的通常理由是认为律师所承办的工作与当初约定的价格不成正比,说白了就是认为约定的价格过高了。这会导致两种结果,乐观的情况下双方会重新约定收费,一般是以乙方让步而告终。更多的结局则为,委托方单方面不兑现承诺,律师投诉无门,一声“谢谢”后,双方从此江湖互不相见。二是超出收费规定范围外的书面条款经不起司法行政部门的稽查,甚至还会引发行业处罚,风险系数太大。
实务当中,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出于工作量的考虑,很多律师采取计时收费、顾问收费和辩护收费相结合的收费方式。这种方式尽管一定程度上能够量化辩护律师的具体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但如果辩护效果不好,同样回到最初的死循环,即:律师费的价值体现在哪?毋庸置疑,在案件辩护效果达到了客户一定预期的情况下,他会认为律师费花得值甚至还有可能会额外增加费用。但所有刑辩律师均不能保证自己是常胜将军,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帮助法庭查明案件真相,保障程序和实体正义,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基于不同的角度,委托人对律师收费价值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维度的。回到文章主题,我认为,迄今为止不存在任何数理上的计算方式对此进行量化。但出于对委托人的同理心,结合我对行业内的观察,我想可以通过参考以下因素进行决策。
第一,案件本身的因素。重大疑难复杂、涉案金额大、社会影响力较大和公众关注度较高的刑事案件,律师收费普遍高于小微案件,法律援助等特殊情况除外。原因是这类案件会增加承办律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为了办理好这类案件,律师不得不放弃承接其他案件的机会,腾出时间、集中服务。备受社会关注的某企业家猥亵儿童案,曝光出来的律师千万收费情况,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个道理。
第二,地域因素。同等情况下,聘请发达地区律师比欠发达地区律师贵,聘请一、二线城市律师比三、四线律师贵,而京城律师则傲居全国。原因是前者执业成本普遍比后者高,包括学习成本、生活成本和社交成本等。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前者办案经验可能会更丰富,理由是大城市往往接触到的案件类型多。但本节论证的前提已经设置为“同等情况下”,意味着资历同等、专业同等。当然,这要求委托方要做更多的同类对比和调查分析工作。
第三,资历和专业方向因素。同等资历看专业,同等专业看资历。近几年,部分省市地区已经在推行专业方向律师评比、评级制度,专业方向上细分为刑辩、民商、建筑工程、知识产权和婚姻家事领域律师等。作为委托方,除了考察律师的执业资历(很多就以生理年龄划分了)外,还应重点研究拟聘请律师的专业方向,检索其承办过的经典案例、出庭视频和撰写的专业领域文章等。自媒体时代,给了客户更多发掘适合自己律师的渠道和路径。交通的便利,已经倒逼很多优秀的刑辩律师全国接业务。
第四,专业细分程度因素。近些年,我关注到部分律所或律师,已经开始在刑事辩护大方向上再度进行专业细分,有部分律师已经细化到只做一个或几个具体罪名的辩护案件,也有律所或律师已经开始摸索只承办部分案件领域的发展路径,如金融犯罪案件辩护、走私犯罪案件辩护和毒品犯罪案件辩护等等。委托这部分律师或律所办理具体个案,由于他们专注度更高、研究得更深入、办理类案经验更丰富,案件收费自然不低。
第五,行业影响力因素。基于“行业”概念的外延较广,我想分别从两个角度解析这个问题。首先,律师均属于行业协会(律师协会)的会员。律师协会除了常规的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等职务外,还存在若干专业委员会,其中就包括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律师在行业协会的任职,既是荣誉、更是担当,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处事态度和专业水准。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其次,刑辩律师圈虽然不存在什么论资排辈,但随着律师办案成果的积累(如无罪判决数量等)和自媒体力量的跨时空传播,其影响力和行业地位圈内自然有数。对于这两部分律师的价值,委托人更要做到心中有数。
第六,区域内平均收费水平因素。区域内刑事案件的收费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刑辩律师圈的收费水平,而决定这个的关键又在于当地刑辩圈“前端”律师的收费标准。
除此之外,律所品牌价值、委托人的经济条件等,均可作为其他综合性参考因素。
办案实务中,绝大多数同行为了避免麻烦采取“一口价”的收费模式,这在客观上容易造成委托人的不理解甚至职业偏见,认为律师的收费市场比较混乱,一旦收费较高且案件结果不理想,极易引发客户投诉。我想通过本文相对系统的梳理,尽最大能力解决多数委托人心中的疑虑和困惑,希望每位客户都能在律师的价格和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
自从2016年8月,王宝强马蓉离婚案沸沸扬扬拉开帷幕。王宝强的代理律师张起淮一时间也成了半个娱乐圈的红人。
实际上张起淮律师进入大家的视线并不是从王宝强案开始,早在2013年李天一等五人强奸上诉一案中,就曾担任了李天一的律师。
而且在王宝强一案还未尘埃落定的同时,2017年张起淮律师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确认已接手苏享茂自杀案件,担任苏方代理律师。
人们是如何评论张律师的呢?事实上,张起淮在律师圈内其实是一位富有争议的人物,作为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人说他爱出风头,有人说他“功绩显著”,但无疑他与娱乐圈有不错的关系,演艺圈明星徐静蕾、赵薇,为中美“乒乓外交”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球王”庄则栋等人都曾请他担任律师。
那么,如此火的一位“名人”律师,他代理案件的收费标准又是怎么样的呢?据相关媒体报道:
?按件收费
⑴无财产争议案件:普通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在6000—100000元之间协商收取;外地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代理费不低于20000元;
⑵法律文书:代为撰写、修改、审查法律文书,根据法律文书的性质、难易程度、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每份文书在600-2000元之间协商收费;
⑶律师见证:根据法律文书的性质、所需时间等因素,按每件2000-10000元之间协商收费。
刑事案件
① 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6000-18000元人民币;
② 审查起诉阶段: 6000-30000元人民币;
③ 审判阶段:8000-50000元人民币;
④ 代理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6000-60000之间协商收费(案件复杂程度、民事诉讼标的等)。
据保守计算,王宝强一案的律师费保守估计就在25万,可见这么一位名人律师,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所请不起的。
编者按
如果主动跟朋友说请支付律师费,很多朋友不加思索的回答,你律师动动嘴、看看文件有啥成本啊?!律师真的就没有成本吗?
《中国律师事务所费率调查》
今年的律师费平均小时费率为人民币4000元
初级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为人民币2500元,高级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为人民币3000元。需要由合伙人级别的律师提供服务的客户预计需要平均向初级合伙人支付每小时人民币3500元,向高级合伙人支付每小时人民币5000元的费用,并向管理合伙人支付每小时人民币6000元的费用。
随着中国公司通过投资、收购和集资不断提升其在海内外的存在感,律师事务所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国际律师事务所与本土老牌律师事务所竞争激烈,一些国际律所与中国本土律所建立合作关系以加强其信誉。
中国本土成长的律所也调整了他们的收入模式。部分本土律所通过稳健的各项交易表现建立了客户对他们的信心,而另一些则在亚太地区进行扩张,赢取国际客户的任务委托,以免其外国竞争对手先下手为强。
但是许多公司仍会仔细审查费用选项,以便于更好地管理其法律预算。他们也已经开始收回大部分曾经外包的工作,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雇佣私人法律执业者。许多公司都掌握了以紧张的预算管控法律开支的艺术:培养内部律师、借助技术进步、将模板和文件标准化、在仍要雇用外部律师的情况下改进其谈判技巧。
企业对控制法律预算的重视转化为了费用压力以及本土律所和国际律所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律所都在努力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费率、加强业务领域实力和招聘新人才来保持盈利。
但是律所及其费率之间的竞争并非是降低法律费用的唯一因素。人工智能在法律工作中的使用、在线法律文书和建议的出现、越来越多非律师人士从事法律工作,以及跨司法辖区提供法律服务,都对费用结构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法律科技的出现,和互联网大数据在行业内的应用,加快了行业的服务效率,但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位利润,”达晓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林蔚说。
01.
价格上涨
《商法》对中国不断演变和成熟的法律市场进行盘点,并推出了第二份年度费率调查报告。对法律费用的分析基于比例大不相同的27家律所,律所规模从20名律师到2,300名律师不等,从专注于某一行业的机构到提供全面服务的律所,参与律所所在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上海等。
报告显示了各类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模式,但这些数据只能反映整个法律市场的其中部分情况。许多律师事务所表示因隐私及保密的问题,不便参与本调查或拒绝公开其费率。由于参与调查的律师事务所在规模和经验方面各不相同,调查结果仅反映了中国庞大的法律市场中法律收费的一个大致趋势。
2018年,各类高级律师的费率均大幅提升。初级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的平均小时费用提升至人民币1,576元,较去年上涨了5.5%,而高级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则上涨了5.6%,达到人民币2,198元。
预计聘用合伙人级别律师的客户平均每小时将向初级合伙人支付人民币2,817元,向高级合伙人支付人民币3,481元。同时,管理合伙人今年收取的平均小时费用为人民币4,054元,较去年激增10.6%,也是各类高级律师中涨幅最大的。
在我国,律师行业一个严格遵守二八定律的行业。百分之二十的顶尖律所基本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高收入法律项目,比如每年IPO项目的法律服务基本就被国内那固定的几十家律所瓜分。即使在律所内部,二八分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收入高的还是那百分之二十的合伙人。要真正了解律师的收入水平,这要从律师的业务类型、收入结构、分配方式说起。
这一结果反映了法律服务价格的巨大差距。举例来说,初级律师的小时费率从最低人民币500元到最高人民币2,500元不等,而管理合伙人的小时费率差距却在人民币2,500元到人民币6,000元之间。
02.
小时费率:准确或古板?
为规范律师收费和法院收费,国家相继出台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分别规范律师的收费和法院的收费,以改变目前律师收费和法院收费中的不正常现象。当然,由于律师收费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场调节,因此全国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具体的标准都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
其实除了大众所知道的这种“按小时收费”的方式,律师这行还有很多其他的收费方式。
在民事诉讼中,律师一般根据案件所涉金额按照一定比例收取费用,不涉及金额的案件则以件为单位收取固定费用。另外根据代理方式的不同,收取费用的比例也不同,比如风险代理的案件,通常收费比例会较高。
刑事案件则按件收取固定费用,且为了避免出现违法或不公平判决,在刑事案件中是不允许律师进行风险代理的(也就是不能以判决后果作为收费的依据)。
行政案件俗称“民告官”,一般也以件为单位进行收取。
非诉讼案件的收费则更加多样化了,比如法律咨询可以按时收费,合同起草可以按照合同金额收费,IPO项目可以按项目规模收费。比较常见的就是常年法律顾问了,一般按照年度收取顾问费用,其中就包含基本的法律咨询、合同审核等等内容。
在我国,部分非诉讼通常被认为是高端法律项目,比如IPO、投资并购等,而这里说的“高端”不是指项目本身具有多么复杂的法律内涵,而仅仅是这些项目一般收费较高而已。
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律师和当事人在尝试使用按小时费率计费收取律师费,即便不是单纯的按此计算,也是复合型的参考工作小时数、工作难度、工作量及工作目标等的综合计费模式。
百威英博的于龙涛说:“对于正常的案件而言,小时费率可能反映了律师工作的价值,但是对于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案件而言,我们更愿意选择其他更灵活的计费方式。”他表示,他更倾向于固定费用,而固定费用的金额通常要高于按小时计费收取的费用,因为固定费用反映了案件的难度。案件成功费或费用上限的使用则提供了其他的选项。“对于一些简单的案件,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费用上限来控制预算。”
03.
固定、单一和灵活
对法律费用确定性的渴望是其他计费方式越来越普遍的原因之一。
金阙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孟霆表示,使用其他计费方式的做法越来越多,知识产权备案、合同审阅和劳动仲裁经常以固定费用为基础进行收费。“国内公司非常倾向于固定费用,因为这一收费方式常常最终对他们而言更合算,”孟霆说,“对我们而言唯一的好处是,我们节约了一些准备时间表的时间。我们常常接受其他的计费选项,因为客户坚持如此。”
卓信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健斌说:“其他的计费方法在中国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诉讼方面。”根据他的估算,客户和律所均能从该等收费计划中获益。“一个好处是,计费更加直接、有时利润也更高,尤其是在标的金额可能巨大的诉讼案件方面。但缺点是,这一计费方法可能无法反映律师的实际工作。”
华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清华说,其律所向客户收取的常常是各类费用的组合。“我们在着手推进案子之前会向客户收取一笔预付款,以及一笔基于客户在案件结束后获得的赔偿金额而收取的胜诉酬金[contingent fee]。这一政策近两年来的运用得越来越多。”
但是,周清华指出,虽然这一计费模式鼓励律师对每个案子和客户更加负责,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常常只适用于与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相关的复杂案件。
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国建相信,固定费用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计费模式。但是他也认为,虽然存在向上述收费结构类型发展的趋势,但是“优质客户对费率并不是很在意,他们更注重法律服务的质量”。
04.
有哪些其他收费方式?
若不想再采用小时费率,还有以下付费方式可以考虑:
1)固定收费方式:根据委托事项的专业程度、预估的律师工作时间以及法律风险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固定金额的律师费;
2)风险收费方式:根据案件工作成果由双方协商确定固定收费比例。比如赢火虫诉讼投资服务平台的经营模式——“先赢官司,回款付费”,就是在帮助当事人打赢官司并拿回欠款的前提下才会收费;
3)一次性收费方式:通常适用于非地产类争议案件,包括普通的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案件;
4)阶段性收费:每一个阶段目标成功达成后,向客户收取整个案件费用的一定比例金额,要么就直接收取预先约定的费用,物有所值;
……
但是“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和“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要想得到公司法律顾问盖章批准聘书,律所必须要做哪些具体的事情呢?
“价值可能指的是节省客户的时间和金钱,减少他们的风险,增加交易的确定性等,”广发银行的郑勇说,“作为投资机构,我们经常聘请律师事务所开展尽职调查,以便于找出潜在的法律风险以及相关的保护措施。这是我们通常寻求的价值。”
“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市场仍在成长和发展,”郑勇补充道,“部分中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性和价值……但是并非所有律所都是如此。作为客户,我们喜欢的是提供优秀服务的律所,而非仅为了得到案子而努力增强沟通技能的律所。”
鸿方知识产权咨询事务所的发言人表示,虽然价格敏感性在上升,但是其事务所的客户“在保护重要知识产权资产时,仍然最重视服务的质量和可靠度”。
根据卓信所的陈健斌所言,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收取的费用仍然低于他们的西方同行”,因此为了砍价进行谈判可能并非是必要的。
但是金阙律师事务所的孟霆对中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整体价值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总体而言,一名平均水准的中国律师的服务质量要低于外国客户的合理期待。”
兴浦律师事务所的Peter Pang说,部分较大的律所可能向客户收取了过多的费用以应对其高额的杂项支出——这是较小的律所可以避免的问题。“具有国际能力的中小型律所与较大的律所相比,就好像‘快艇’和‘泰坦尼克号’相比,”他表示。
“‘快艇’带给客户的价值是最高的。他们能够流利地使用中英文,了解客户在国际交易或跨境交易中的法律需求,并且能够以较高的标准完成工作。”
INF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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