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遭骚扰该找什么律师，民法典再次完善了防止性骚扰有关规定,将

01只想安静做个美少女，怎么就这么难？

不信？且看——

场景1——地铁飞驰，小美安静地站在一角，裙角飞扬，一只咸猪手默默将手机摄像头伸向小美的底裤……（律师说：这是典型的公共场所性骚扰）

场景2——公司主管对小美说，你是否能晋升，全靠我一句话，你懂我说的吗？哎哟，你身上好香啊，让我抱抱……（律师说：这是典型的职场性骚扰）

场景3——教授对小美说，今年的保研名额只有一个，你要把握好机会呀！然后摸摸小美的屁股……（律师说：这是典型的校园性骚扰）

02 比性骚扰更可怕的，是人心！

女性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随时都有可能危机四伏，遭遇性骚扰，这是来自现实的危险，其实，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就是社会公众的偏见。举几个例子——

1. 哼，装什么，穿短裤，露大腿，不就是让人看、让人摸、让人拍的吗？不骚扰你，骚扰谁？（部分男性或女性的言论）

2.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句话，是对女性极大的偏见）

3. 哼，狐狸精，心机婊，为了上位，勾引有妇之夫，真不要脸，还敢大肆宣扬，真替她害臊，她这么还不走，待在这里干嘛？（女同事声称被男领导性骚扰，其他同事窃窃私语）

03 世上本没有路，受害的人多了，才走出一条维权之路。

2018年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有学者指出，这条规定建立在性别歧视的基础上，并且是“无牙的老虎”，只规定不能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可以投诉。然后呢？实施性骚扰一方，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都没有规定。

性骚扰，大多具有突发性、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性、发生场所的特定性、行为手段的多样性、隐蔽性等诸多特点，受害者往往取证难、证明难，性骚扰事实存在与否难以认定。2018年之前，法律上甚至没有专门的性骚扰案由，一般以一般人格权纠纷、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案由进行立案。

2019年，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观。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法〔2018〕344号」规定：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的“348 、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之后增加一个第三级案由“348 之一、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该通知自2019 年1 月1 日起施行。

也就是说， 从2019年1月1日起，性骚扰终于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案由进行立案。

即将于202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典》首次将性骚扰列入人格权编中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一章。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

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从《民法典》第1010条我们可以看出，构成性骚扰需符合以下要件：

1. 违背他人意愿。这里的他人，不仅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

2. 实施性骚扰的方式，包括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

这里补充一下。中国政法大学靳文静教授认为性骚扰的要素包括：（1）性本质的内容（如讲荤段子、发淫秽文字和图片、拍摄隐私部分、摸屁股和搂抱等）；（2）不合理性； （3） 严重性、普遍性；（4）行为不受欢迎（所以及时表达“我不喜欢”很重要！）

3. 产生损害后果以及性骚扰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符合以上要件，受害人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对于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而言，应该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如果单位未尽到相应的义务，则受害人有权要求单位承担雇主责任。

04 请拿开你的咸猪手，谢谢！

既然民法典赋予我们武器，我们就要善于用它维护自己的人格权！面对性骚扰，请毫不客气地说“请拿开你的咸猪手，谢谢！否则咱们法庭见！”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遭遇性骚扰，第一件事不是贸然起诉，而是搜集和固定证据。如果证据不足，起诉后，不仅可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还有可能被对方倒打一耙，以侵犯名誉权为由索要精神损失费，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决定性骚扰案件胜诉的关键在于——证据！

单一证据不可取，上战场之前，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才能牢不可破，在强大的证据面前，被告无从狡辩，才会老老实实承认事实。否则，面对被告信口雌黄，原告纵比窦娥还冤也只能有苦难言。

作为受害方，要善用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品格证据、反应证据等各种证据形式。直接证据包括施害方发送的淫秽信息（如文字、图片和视频），打电话讲荤段子的录音，以肢体行为实施性骚扰的监控录像等。间接证据包括受害方向单位和主管部门投诉记录、同事家人的证人证言。品格证据包括施害方对其他受害人实施性骚扰的有关证据。反应证据是指施害人在事后道歉的有关证据。

在职场、高校遭遇上级领导“权力型”性骚扰，千万不要惧怕，否则就会被控制，任人宰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PUA。遭遇职场性骚扰，首先要勇敢地表达“我不喜欢你这样”，拒绝对方的性骚扰，并且及时固定对方的“反应证据”。

举个例子，单位聚餐后，男领导在车上强行搂抱小美，由于事发突然，且处于密闭空间，小美来不及保留证据，只能慌乱逃跑。回家后，小美在律师的指导下，发微信质问领导：“你我都是有家庭的人，未经过我的允许，你为什么抱我？”领导一时心虚，连连道歉：“对不起，我酒后失态，以后保证不会发生了！”这个时候，这种反应证据就构成自认。

性骚扰成为独立案由后，四川成都武侯区法院审理了国内第一起“性骚扰”案件——刘某诉社工明星性骚扰维权案，该案入选第九届十大公益诉讼案件。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礼道歉，但是驳回了精神损害赔偿以及雇主连带责任的请求。二审判决结果尚未可知。该案胜诉，与原告提供的“反应证据”密不可分。

不少“性骚扰”发生在私密性较强的空间，当事人往往是一对一，取证并不容易。刘猛骚扰女社工一案，原告能够胜诉，与被告的道歉直接相关。原告匿名公开举报被告后，被告与女方的通话和微信聊天记录中均作出道歉表示，成为性骚扰的关键证据。倘若被告矢口否认或者失联、不语，原告就很难胜诉。 这也提醒，遭遇“性骚扰”后，及时取证很重要。大多数“性骚扰”案件，刚发生后骚扰者都会感到心虚，及时质问，大多会得到道歉或者解释，而这往往成为认定“性骚扰”成立的关键证据。

法律实务参考，公众号：晓民之声“性骚扰”第一案一审获胜，这是个进步，大大的进步！

民法典实行后，受害方能否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单位未尽到防范、处置义务时是否需要承担雇主责任，仍需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民事诉讼并不是受害人唯一的选择，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除了诉讼，还可以考虑其他救济方式。

举个例子，在地铁、公交等公共场所遭遇偷拍、袭胸等性骚扰，第一时间请求司机、围观群众的帮助，锁定施害人，用手机录音录像保留证据，第一时间报案，请求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录像等证据，然后，公安机关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违法一方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措施。

之后，受害人再提起性骚扰诉讼，要求赔礼道歉和赔偿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损失，在举证方面几乎不会存在什么障碍。

有了民法典护航，终于可以勇敢地对性骚扰say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