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最有名气律师，深圳最有名气律师事务所

口述时间： 2022年1月14日

口述地点： 深圳市司法局

刘潼修

1957年出生，中共党员。1981年7月毕业于广东省政法干部学校。1982年从该校调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年调入深圳市司法局，至2017年退休。从事政法工作36年，他曾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处长、公证管理处处长、社区矫正处处长，深圳市律师协会秘书长。

我的起点比较低，没有读过大学，只能比别人更加努力，才能更好应对工作。无论是在法院办案15年，还是在司法局服务律师公证14年，或是调任社区矫正又7年，于我而言，都凭着职业操守和人品良知把控好自己，做到宽厚待人严以律己，和谐共事齐担责权。

壹

一套两房一厅的宿舍用作刑庭办公。而宿舍旁的土坯平房，每到饭点它是食堂，给职工排队打饭；其余时间是审判庭。

感受“召唤” 怀着一腔热血来到深圳

1979年，22岁的我考入广东省政法干部学校读书。当时，国内众多大学的法律系还未恢复招生，我就读的这所中专学校就成为较早培养政法干部，充实广东省各级政法部门专业人员的摇篮。

1981年，我毕业时有幸被留校，安排在法律教研室工作，学校欲将我培养成一名法学教师。因底子薄，我还无法直接登台授课，便从班主任助理开始，做好班务之余，以自学法律为主，往“法律人”的方向发展。

在学校学习工作的3年时间里，我听新闻里报道距离广州147公里的深圳炸响了“开山第一炮”，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当时我已对深圳充满好奇。1982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市中院）成立，向广东全省选调一批业务人员，我们学校当时也有名额可以报名。我感受到了一种“召唤”，内心激情澎湃，认为自己可以在深圳闯出一片新天地。没有丝毫犹豫，我带着一腔青春热血来到深圳。

初见法院

刑庭办公在宿舍，审判在食堂

1982年，我从省政法干部学校调入深圳市中院担任刑事审判庭书记员。那时候的法院和如今不同，没有办公大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牌匾还挂在深圳市公安局大院内一座小山头的平房上。这里也是昔日市公安局的生活区。“新鲜出炉”的深圳市中院就坐落在砖瓦平房里，其中两排平房充作办公室。会议室则在两排平房的天井中间，是由竹篾、油毡纸搭成的工棚，里面可以容纳近50人开会。

因为办公场地不够，刑庭和审判庭在一公里外的职工宿舍，就是现在的罗湖区宝安路旁。一套两房一厅的宿舍用作刑庭办公。而宿舍旁的土坯平房，每到饭点它是食堂，给职工排队打饭；其余时间是审判庭。五六条简易木凳往中间空地一放，一个审判长，两个审判员，加上我书记员，四个人便组成了审判庭进行开庭。简陋的食堂也就成了庄严的法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审判了一大批刑事案件，惩罚了罪犯，彰显正义，保护人民利益，维护了法治尊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初期，借用员工食堂开庭。

深刻体会法官肩上职责之重

深圳市中院建立后，设置刑一庭、刑二庭，主要审理各类刑事案件的一审、二审工作。我先是担任刑二庭书记员。两年后任助理审判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12个字是经常被说起的工作用语，至今记忆犹新，令我印象深刻。如今还能记起的是，我主审了一桩由市检察院提起抗诉的玩忽职守案件。

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某医院发生一起医疗事故。当时上步区基层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向上步区法院起诉，但法院最后判当事人（即该事故中的医生）无罪。市检察院认为不当，将此案向深圳市中院提起抗诉，案件便交由我主审。

我们开庭审理发现，患者接受医生治疗后，身体明显好转，可以交流和进食，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而在后续治疗过程中，医院存在治疗和护理不及时的行为，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终告不治。医生虽有操作不当的过失行为，但医院也要负责任。同时，我们重新组织法医鉴定，结论为这是一起技术兼责任事故，而且以技术为主。经过我们合议庭合议，最终一致认为医生不构成刑事犯罪。

通过审理这宗案件，让我认识到法律利器的威力与庄严，而作为手握此利器的一名法官，其肩上所负的法律职责何其之重。

▲20世纪80年代末，刘潼修（前排右二）第一次穿法院制服合影。

贰

有了红头文件规范行业，还有“立即办”服务制度的实行，律师行业短短几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

律师队伍不断壮大 服务管理逐步走上正轨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是中国向全世界宣布香港回归的日子。而我也踏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调到深圳市司法局工作。

1997年，《律师法》颁布没多久，律师事业方兴未艾，深圳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市司法局对律师事务所服务和管理方面的业务量与日俱增，如何有效规范地管理便成了摆在市司法局面前的紧迫任务。

初到市司法局，我担任律师管理处副处长，分管律师投诉查处案件。以前投诉查处案件既没有规范的公文格式式样，也没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步骤。查处案件所需的登记本、问话笔录，讨论案件的记录、送达回证等，都要我们从头开始研究制作规范的文书样式。后来，这套样式和工作流程还得到广东省司法厅和司法部的认可。

除了加强和规范律师投诉查处案件以外，我们率先在市司法局各职能处室中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开辟政务公开专栏。和现在在网上写公开专栏不一样，我们因陋就简，用黑板挂墙的简单直观方式，每个月把我们办理的各种律管业务数量和结果用粉笔写在上面公布。那时，我们管这个叫“上墙公开”。

“立即办”+“红头文件”推动深圳律师行业迅猛发展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法律事务管理也需跟上。在市局领导的指导下，我们律师管理处大力实行关于律师行政管理事务的改革。以往，律师事务所前来办理申领律师执业证等业务，在律管处有四道“关口”：一是经办人验收材料；二是分管处领导审查；三是处长审查；四是召开处务会议进行审批。“四道关”下来，审核时限已经超过司法部的规定。因“关口多”、程序长，负责人多，职责不明而耗时、误事的情况就难免会发生。

2000年5月，我们率先在广东省提出并施行“立即办”服务制度，从服务时间、方式、程序、对象和办事材料等方面作出规范，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办事材料、缩短办事时间。律师事务所前往律师管理处办事，工作人员应当天立即办理，经办人验收材料合格后送分管处领导审批即可，“四道关”简化为“二道关”，经办人有职有权，职权明细。“立即办”服务制度受到了市局领导的赞扬，得到全市广大律师的称赞。

深圳律师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自然让全国大量律师从业人员向往。2000年初，深圳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律师前来创业，我记得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一年律师人数增幅接近40%。但因受当时“市外律师来本市执业需有本市户口”等政策影响，深圳市外律师一时很难申请取得本市律师执业证。很多外地律师只能手执外地律师执业证在深圳执业。这种行为严格意义上有违律师管理的相关法规。

如何解决律师“人与证分离”的问题呢？这就需要作出政策调整。在当时，市局领导审时度势，及时研究出台了深圳关于吸纳优秀律师规定的红头文件，摒弃了户口限制，让全国各地优秀律师能够顺利入职深圳的律师事务所，服务于经济特区的建设事业，也让其能顺利拿到执业证。

有了红头文件规范行业，还有“立即办”服务制度的实行，律师行业短短几年内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数据统计，1997年至2004年，深圳律师数量从705人增至2960人。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建设也在逐年加快，数量从74所增加至200所，律师业务收入也在不断攀升。

改革行业协会创多项全国之最

我在律师管理处任职期间，在市局领导的指导下，我们做了一项全国首屈一指的行业改革——组织实施对深圳律师协会行业的改革。

深圳市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一直比较薄弱，行业管理的职能少，权力少，主要工作就是一些业务培训、交流和维权。法律上规定的各种律师管理业务，包括资质管理、行业准入与退出、年检注册、纪律监管和处罚等，全部由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承担。甚至是律师的市内转所、律师事务所各种事项变更登记等日常管理业务，也都由我们处理。

行业改革之前，我们对全国部分一线城市进行考察发现，律师协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自律组织，行业协会的发展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和障碍。同时，我们律师管理处，由于行政资源有限，也很难适应律师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对此，我们于2003年7月开始对律师协会进行改革。改革第一步，起草制定律师协会章程，发动全市律师从执业律师中推荐律协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第二步，召开深圳律师代表大会，差额选举出律师协会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第三步，将大部分日常律师管理业务交到律师协会办理，不断充实行业机构的职能和业务。

2003年7月，全市律师代表大会召开，顺利进行了律师协会的换届选举。行业改革实现多项突破，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记录：比如，《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成为全国副省级城市首部律协章程；律协会长、副会长、理事全部实行差额竞选，成为全国首个差额竞选律协；还是全国首个不设常务理事的律协，减少决策层级和环节，提高行业服务管理和办事效率等。

▲2003年，深圳市第四次律师代表大会召开，首次差额选举出律师协会领导机构组成人员。

紧接着，在2003年底，我们调整了律师业务管理，赋予律协更多管理职能和承担更多管理工作，将部分律管处承担的业务委托律协管理。诸如，律师事务所名称、合伙人、章程、地址等事项的变更登记，投诉案件的受理和查处等交由律师协会办理。此举再一次创下地方律协中拥有日常律管业务最多、管理内容最充实的全国第一纪录。

▲2005年，深圳市司法局为首位获得内地律师执业证的香港律师颁发执业证，刘潼修（左一）作为相关政策主要执行者一起合影留念。

叁

各区政府高度重视，各区司法局措施有力，加上我们的积极指导，南山、福田等区率先建立起社区矫正基地，我们有了更多的社会矫正场所，工作得以有效开展。

突破困难 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基地的建立

2010年12月，我调任社区矫正处处长，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管和教育帮扶。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罚执行对应的一种非监禁刑事执行方式，是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的刑事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不仅要在市级建立管理体系，还要落实到各区、社区进行。正值建设中的深圳寸土寸金，要找一个能够进行社区矫正的基地是十分困难的。好在当时各区政府高度重视，各区司法局措施有力，加上我们的积极指导，南山、福田、龙华率先建立起社区矫正基地，我们有了更多的社会矫正场所，工作得以有效开展。

基地是集教育矫治、行为矫治、心理矫治、安置帮教于一体的场所，能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管理、集中教育、公益劳动、安置帮教工作的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改变过去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地点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的状况。

在退休后，我又看到深圳首个市级社区矫正基地在坪山揭牌，我感到非常高兴。而律师行业也逐步趋于完善，截至2021年底，深圳共有执业律师19206人、律师事务所1084家。

22岁学习政法、25岁进入政法系统，到2017年退休，如今我已成“白头翁”，也算是深圳政法系统变迁与改革的见证者。我坚信在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深圳市司法局的领导下，深圳市的律师行业、社区矫正工作将跃上新台阶，出现新局面，为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社区矫正管理体系作出更多有益尝试。

出 品： 深圳市政协 深圳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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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撰稿： 深圳晚报记者 涂世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