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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实习律师李庆亮“约战”北京律师协会会长PK专业知识竞赛和状告北京律协的新闻传的沸沸扬扬。起因是该实习律师在实习期满后的面试考核中，因“专业知识不足”未通过。

说这个话题之前，先讲个题外话。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旧社会很多地方都有“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是儿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低，嫁入男方后，受到婆婆的百般刁难和欺压，前半生各种隐忍，只待婆婆老去，终于有一天自己变成婆婆了才有出头之日，所以就有了“媳妇终于熬成婆”的说法。也就是说，重男轻女观念最严重的反而是受压迫的女性，婆婆压榨儿媳妇，儿媳妇变成婆婆再压榨新的儿媳妇，如此循环。。。

今天我们在谈论这个现象的时候，都会义正言辞，嗤之以鼻的批判，觉得旧社会这种观念如此之低劣。但我告诉你，类似的观念和现象现在依然存在，且在很多行业都有，你可能会不以为然！“媳妇和婆婆”这种现象的本质其实是在设定森严等级的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通过损害占劣势一方的利益，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获取额外的利益，而受害一方并没有因此质疑和抗争制度或规则的不公平，而是叹息自己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一方，等到哪天自己成为主导地位的一方，便继续压榨另一个占劣势地位的一方，如此循环。

再回到实习律师这个话题，在解除这个行业前，我跟大部分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一样，认为律师这个职业是多么的光鲜，远离职场的潜规则，拿着高薪，唇枪舌剑，做着维护社会正义的事情。而且我相信，很多选择律师职业的青年才俊，同样也是憧憬这样的场景。然而在我接触这个行业并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这个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和纯粹，甚至跟其他行业相比，没有太多的区别，同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职业素养、业务水平也参差不齐。

律师要想职业，首先要经过司法考试，这个考试的通过率通常只有10-20%，应该说非常之难。但这还不够，一年的实习期才是这些年轻的律师所要面临的另一道坎。就像李庆亮描述的那样，占支配地位的律协在整个过程中不但占决定性作用，还因此设置了很多坎：律协掌握律所招聘“实习律师”的行政许可，规定指导律师的资质，要求实习律师提交十几项和实习无关联但很繁杂的的材料，才能办理

实习登记，办完登记才能发放实习证。而在考核中，律所和指导律师又都有一票否决权，所以实习律师在律所公正也只能战战兢兢，言听计从，在这种规则下，个人权益根本没有任何保障。很多实习律师在实习期间，根本都无法养活自己，甚至都没有收入。在二线城市，实习律师拿2-3000元月薪的大有人在。好不容易熬满一年，接下来要接受更严酷的考验--面试考核，虽说实习是一年，获得实习资格一般也要1-2个月时间，实习满一年排队面试，很多地方也要2-3个月，前前后后，即使顺顺利利通过，也要1年半甚至2年，面试考核中各种不确定和无法掌控的因素就更多，利益冲突，人际关系，甚至权力寻租。。。

当一群优秀的青年才俊怀着对这个职业的梦想和憧憬，经过艰难的法考踏入这个执业律师这个门槛时，先被自己行业的潜规则狠狠的上了一课，这种落差和理想与现实的冲击，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抑或对他们以后的职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反对任何促进该行业发展和提升从业人员门槛的制度和做法，但是必须要确保这些制度和做法是公平，公开，公正的。这种制度及其导致的实习律师生存窘境的现象，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何能够一直存在？作为有专业的法律知识的一群人，为何到今天才有“李庆亮”站出来，从法理的角度去挑战这个“权威”？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要更好，更和谐的发展，注定了需要一些特殊行业的人，秉承该行业的正确价值观，负重前行，比如教师、医生，还有就是法律从业人员，这些行业的从业者虽然也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职业的特殊性，注定了要做出普通人做不到的牺牲。比如面对“新冠”疫情的突袭，白衣天使不顾个人安危，选择“逆行”，才能帮助人类战胜病毒，如果律师跟旧社会的“媳妇和婆婆”一样，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又从何讲起？

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李庆亮律师的选择肯定是错误的，他完全可以跟以前的人一样，再忍三个月，或者找找关系，让自己的面试通过，拿到执业资格。选择挑战权威，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且有可能导致失败甚至是被这个行业所不容。但是正是他的这个选择，正是他的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可能换来这个行业的一大步，这个角度讲，积极的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

我们需要像李庆亮律师这种不顾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推动行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