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历史沿革、政治体制、文化发展、人地关系等因素，国外的土地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欧洲国家、新大陆国家、东亚国家、转型国家四种类型。

一、传统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人地比例适中，土地制度受封建制度影响较深，表现出较强的历史延续性，主要以土地私有制为主。例如，英国的土地制度是从封建土地分封发展起来的，国王是土地的唯一和最终所有者。

1925年以来，英国实行土地保有制，确立了以使用权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并赋予土地使用权准所有权性质，支持自营农场发展，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以使用权为基础的租地农场规模有的达上千英亩，而大多数是经营规模在十几英亩到几十英亩的家庭自营小农场。根据英国学者彼特·鲍登的估算，一个农户凭借自己一家的力量最大限度可耕种面积30英亩的农场，如果超出这一规模就必须雇佣劳动力。目前，英国自营或者以自营为主的农场已占农场总数的84%，成为最基础的农业经营单位。英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土地使用权的实际利用效果，并予立法保护，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土地制度安排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新大陆国家

这些国家建立于地理大发现之后，地广人稀，往往以移民为主，历史较短，殖民文化影响深，人地矛盾不突出。例如，美国建立了清晰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农场主主要通过垦荒或购买等方式取得土地所有权。政府对土地使用用途、土地交易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严格防范土地投机行为，并保留了土地征用权、土地管理规划权、土地征税权等权利。美国在土地方面健全的法律法规、完备的政策措施、规范化的社会管理、发达的中介组织、有效的经济调控工具等都值得借鉴。

　　同为美洲大陆国家的巴西，农地经营以完全私有制和大庄园为特征。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巴西土地大量向大庄园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离地农民的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大量无地贫民涌入城市，形成城市贫民窟，造成贫富分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这对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是一种警示。

三、东亚国家

这些国家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兼具生产要素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土地制度的选择受历史与体制因素影响较大。例如，日本在二战后，通过强制手段从地主手里买取土地，将其廉价卖给佃农，建立了自耕农制度；自本世纪初开始，逐步放宽农地流转的限制，鼓励其他主体经营农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全国耕地平均经营规模约2公顷。

韩国在二战后，接收了日本官民所占土地，将其分配给本国无地农民，建立了自耕农经营体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法律和政策引导，鼓励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受历史、人口和资源禀赋影响，日本和韩国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细小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但其在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做法，值得借鉴。

四、转型国家

这些国家由于政治体制经历了重大转型，农地制度也同样经历了深刻变革，至今还处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例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曾通过颁布总统令推进土地私有化改革，但大部分土地仍然保留在原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直到新世纪，通过颁布新土地法典和农用土地流转法，俄罗斯的土地私有权制度才最终确立，土地由集体农庄经营转向私有家庭农场经营。俄罗斯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从强制推行到依法实行，过程曲折，时间漫长，教训深刻。

本文摘自农业农村部官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