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从政生涯，证实他缺乏政客的八面玲珑和为官的政治嗅觉。

文／刘江华

河南项城，因出了袁世凯而在近代声名远播。袁家之外，项城的第二大望族就是末代直隶总督张镇芳一家。

张镇芳，1863年出生于河南项城秣陵镇阎楼村，光绪朝进士。父亲张瑞桢，号恩周，是乡试举人，弟弟张锦芳为乡间秀才。因膝下无子，张镇芳按传统过继张锦芳之子张家骐为嗣子。张家骐，就是近代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张家驹。

张袁两大望族，还互为联姻，袁世凯的兄长袁世昌娶了张镇芳的姐姐。不仅如此，袁世凯与张镇芳两家交谊颇睦。对仅比自己大4岁的袁世凯，张镇芳执门生礼，在其诗集《津寓感怀诗草》常有“多年追随，亲承训诲”“计伺候大总统前后已十二年”“富贵功名皆大总统之所赐”之语。也是经袁世凯奏保、提拔，张镇芳得以外放北洋，署理直隶总督、直隶都督和河南都督。袁世凯病逝后，其长子袁克定晚年潦倒后基本寄居张伯驹家，最后也是由张伯驹送终。

1914年退出政坛后，张镇芳创办的盐业银行，成为民国初期北方经营最好的银行。也正因为张镇芳的多财善贾，张家在项城“有地万亩有余”，在北京、天津广置房产。这些，为张伯驹后来的收藏奠定了财富基础。

京官蹉跎，11年间仕途原地踏步

据张镇芳墓志铭所记，张镇芳、张锦芳兄弟二人的学业由父亲传授，“既作严父，又是名师”。每当讲授到古人有关忠孝节义故事时，张恩周必大声对两个儿子说：“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吾子，无愧为人矣!”

1892年，张镇芳中进士，授职户部陕西司主事（正六品），后负责管理捐纳房。所谓捐纳，是通过捐资、纳粮换取官职官衔。康熙时期的1668年曾规定捐银400两或米八百石，准给八品顶戴。至于捐纳所得，主要用于赈灾和用兵。张镇芳在管理捐纳房银库职任上，历经翁同龢、王文韶、鹿传霖三位户部尚书，获得了“老成负清望”的评价。这表明，张镇芳处事稳妥，为官清廉，政声颇佳。

就在任职户部期间，父母先后去世，张镇芳只好回原籍守制，直至1900年丧期服满始赴京城任职。刚抵京城，就遇到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光绪仓皇西逃事件。张镇芳甚至来不及换官服，即徒步追赶辇驾，一直走到衡水才坐上车马，过洛阳、涉潼关，终于追上两宫行在。1902年1月慈禧光绪回銮，叙评功劳，张镇芳被赏加为四品官衔。

袁世凯

1902年10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调张镇芳前来直隶，负责北洋银元局事务。从袁世凯奏折中“户部主事张镇芳……久历京曹”一语可知，张镇芳虽被赏四品衔，但实缺仍为六品官。从1892年中进士至今已11年，仕途始终原地踏步。

而11年时间，曾国藩以及珍妃的哥哥、末代伊犁将军志锐，已经由进士升至二品。显然，连续为父母守制，严重影响了张镇芳的仕途。无奈之下，1903年，曾主管全国捐纳的他，也通过捐纳取得四品道员的资格，办理永平府属盐务。

被留北洋，两度无缘湖南提法使

永平府大体包括今天河北秦皇岛、唐山的大部分地区，有“京东第一府”之称。据袁世凯1906年6月15日的奏折，永平府属盐场“废弛五十余年，久成弊政”，张镇芳1903年八九月间接手后严加整顿，杜绝贪私，建立缉私总局，严治盐运走私，扩充官盐销路。到第二年年底，盈利银十余万两；1904年，“又得利银十余万两”。每年盈利十余万两的势头，至少一直保持到1908年。看来袁世凯1902年在奏调张镇芳时认为其“长于会计”，可谓识人。

尽管袁世凯、杨士骧、陈夔龙三任直隶总督在1904年、1907年、1910年接连保举，清廷也只是下旨将其交“军机处存记”，张镇芳仕途不顺的局面并未因此改观。对比小其11岁、几乎同时代为官的张鸣岐，这种不顺尤为明显。张鸣岐只是举人出身，经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屡屡奏保，1907年时已是从二品的广西巡抚。这样的反差，也反映出慈禧对庚子勤王时护驾有功的岑春煊之眷顾，以及对袁世凯之防范。

1907年12月，张镇芳以二品衔署理三品的长芦盐运使一职，仕途终于迈上了新台阶。1909年因办理慈禧下葬有功而被赏给头品顶戴，不久又被任命为湖南提法使——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实职。吊诡的是，直到1912年清帝逊位，始终未能赴任。

第一次为盐政大臣载泽所留。个中原因，是受盐商借款逾期不还所拖累。长芦盐商王贤宝、李宝恒借洋款修铁路逾期未还，外商以长芦盐运司居间担保为由，要求清廷赔付。长芦盐运使的顶头上司、度支部尚书兼盐政大臣载泽认为，张镇芳事前疏于调查，可谓“咎有应得”。

此事更深层的原因，是袁世凯已被摄政王载沣下令“回籍养疴”。张镇芳与袁家素来交好，自然会被视为袁党。直隶总督端方就密告，军机大臣张之洞多次在载泽面前说张镇芳是袁党。果然，载泽在召见时就谈及此话题。张镇芳急中生智，回答说：“他人只一层党；余则乡党、父党、母党、妻党、政党，又加数层，无可隐讳。然为国家办公事，非私党也。”

此番坦诚相见竟然得到了载泽的谅解。载泽后来奏报，鉴于张镇芳就任以来“经征课款尚无贻误”且事后积极补救，建议朝廷“从宽免其议处，以观后效”。与此同时，考虑到新任长芦盐运使还在安徽赈济尚未回京，载泽提出让张镇芳继续留任，负责盐场引地征收等棘手要务。

1911年4月，张镇芳再度奉旨补授湖南提法使。就在其等待陛见之时，7月份，继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张镇芳继续帮同办理财政。留在天津而没去革命党人活跃的南方，陈夔龙无意中将张镇芳救于险境。武昌起义在这年10月10日爆发，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巡抚余诚格逃往上海。被清廷任命署理巡抚的朱益濬，当时的官职就是湖南提法使。张镇芳如果前往湖南任职，能否苟全性命于乱世，实难悬揣。

外放河南都督，任上被袁世凯免职

辛亥革命的爆发，让赋闲三年的袁世凯重新出山。张镇芳也为此积极奔走：他前往拜谒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为袁世凯打探中枢内幕；为给袁世凯争取到钦差大臣、节制前线各路兵马大权，张镇芳逐一拜访奕劻、海军部大臣载洵、度支部大臣载泽，建议“部臣居中调度，疆臣在外指挥”，力促清廷调回陆军部大臣荫昌。另据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称，此期间，张镇芳为袁世凯总办后路粮台、筹措饷械。可以说，二人此时已彼此倚为腹心。

1909年，得悉自己被摄政王载沣免官时，担心有性命之虞的袁世凯连夜潜往天津，入住英租界利顺德饭店，意欲出洋避祸。同为袁党的直隶总督杨士骧未敢往见，只是让儿子送来银6万两。张镇芳则亲自去饭店劝袁世凯第二天立即返京，领旨后速回彰德，并将之前奉命管理粮饷局总办所结余的30万两银赠予袁世凯，作为袁回籍养家之费。

袁世凯重新出山，大权在握后对张锦芳投桃报李。11月份进京组阁后，于1912年1月4日免去张镇芳湖南提法使之职，令其到度支部襄办爱国公债事务。2月3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请辞，张镇芳即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虽为代理，但半年内由三品提法使而出任二品总督之职，可谓平步青云。

世事难料。署理直隶总督仅10天，2月12日，清帝逊位。出于就近监视袁世凯的目的，鉴于直隶士绅对张镇芳两年前挪用路捐款项偿还长芦盐商王贤宝、李宝恒七百万亏空的不满，在黄兴的支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的直隶代表先后提议推举直隶大城县人、江北都督蒋雁行和直隶人、前广西布政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以取代张镇芳。

直隶为京师肘腋，卧榻之旁，袁世凯岂能容南方染指？无奈之下，他舍卒保车，于3月15日允准张镇芳辞呈，改派张锡銮出任直隶都督。短短40天，张镇芳的直隶总督生涯匆匆落幕。

8天之后，因河南都督齐耀琳请假省亲，袁世凯委任张镇芳署理河南都督。但在此职位上，张镇芳干得同样不遂意。

他赴任之初，就遭到河南诸多团体抵制。3月26日，开封各团体召开大会，发电十余道，坚决拒张，要求袁世凯在旧官僚林绍年、江翰或同盟会员曾昭文、张钫中择任。

他走马上任后，“治豫一遵清代成法”，重用前清翰林、进士和旧官僚，总算稳住了局势。未料两年之后，“中外攻击甚力”，被迫黯然辞职。

中外舆论攻击张镇芳，原因主要有二。首先，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引发“二次革命”，其间河南开封发生火药库爆炸事件。张镇芳为尽快稳定局面，出动军警包围革命派的报社，捕杀该报社青年，引起了舆论抨击。有报道甚至指责他“杀戮无辜，不可数计”。第二个原因更为严重，从1912年到1913年末，经过一年多的围剿，河南白朗起义军越剿越多、越剿越强，并提出“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政府”的政治口号，成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最大的反袁力量。这无疑让袁世凯十分不满。

1914年2月，张镇芳以“素不知兵，致使到处伏莽，酿成流寇”为由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袁世凯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更为严重的免职，在2月17日的电报中，袁世凯明确指出，“豫南土匪肆扰，张镇芳督防不力，业经褫职离任。”这对张镇芳打击颇大，他在《病后感怀》诗注中不无幽怨地说：“十载读书，廿年游宦，博得褫职，贻笑亲朋，流寓津门。”

段祺瑞1914年2月代理河南都督后，曾致电袁世凯，要求留张镇芳在开封“会办剩抚事宜”。袁世凯同意所请，但此时的张镇芳心灰意冷。他以“面见大总统禀陈要事”为由，回到北京，挂了一个参政院“参政”的闲差，一意从商，创办盐业银行。

转战商场，打造北方最好的银行

张镇芳辞职不久，就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包括英国汇丰、俄国道胜等外商银行无暇东顾。这为国内民族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张镇芳曾任长芦盐运使，熟悉盐务，自身又是理财能手，可谓创办盐业银行的合适人选。1915年初，他正式提出官商合股开办盐业银行的建议并得到袁世凯批准。按照最初的计划，盐业银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袁世凯指示由财政部筹拨官款200万元，另由发起人张镇芳、袁乃宽筹集商款300万元。由于财政紧张，财政部最终只筹拨了10万元。私股中，张镇芳30万元，张勋10万元，倪嗣冲10万元，还有袁乃宽、那桐等人多则8万元、少则两三万元。

3月间，盐业银行北京总行成立，张镇芳自任总理。在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这“北四行”中，盐业银行成立最早，后来的发展成绩亦最佳，成为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典型。逊帝溥仪在经费紧张之时，曾拿出金编钟、金印、瓷器等大内藏品到银行抵押，经常选择汇丰银行和盐业银行。

张镇芳浸淫政坛多年，自然深谙政商结合之妙。他请求袁世凯下令财政部拨款合办，请袁世凯的侍从武官、亲信袁乃宽担任盐业银行协理，自是想借重袁世凯之势。只是人算不如天算，盐业银行开办不久后发生袁世凯称帝一事，就让张镇芳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

对袁世凯当总统，张镇芳十分赞成，他甚至认为总统不应设任期，曾在诗中有“元首何堪限五年”之语，并自注说“中国人民程度决不可屡易元首，倘五年逐鹿一次，将互相残害，未有不亡者”。但传统的儒学教育，以及父亲的耳提面命，养成了其忠于旧清皇帝的思想，当年徒步追赶两宫之举就是明证。

尽管被授以上将衔、勋二位，张镇芳并不赞成袁世凯称帝。据张伯驹回忆，张镇芳曾规劝袁说：“称帝即使成功，也难以为继，试看你们家的后人谁能是李世民呢？”在张镇芳的诗作中，只称袁世凯为大总统，从未有“皇帝”之类的称谓。

张镇芳不赞成袁世凯称帝，自不为袁家所喜。袁世凯取消帝制后，他建议袁世凯退回河南，以直、鲁、豫三省为根据地，再图后谋。护国战争爆发后，觉察到袁世凯倒台已成必然，张镇芳便让心腹去找河南都督赵倜及河南各将领商谈：总统府迁洛阳，以赵倜为副总统。此举本想为袁世凯寻一庇护之所，但袁世凯次子袁克文获悉后，以为张镇芳图谋河南独立、联合护国军抗袁，又联想到当初袁世凯被清廷罢职而张镇芳独能保全的旧事，便责骂张镇芳反复无常：“尚不若禽兽之有心也!”

另一方面，外界普遍视张镇芳为袁世凯称帝的中坚力量。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恢复约法，召开国会，惩办帝制祸首。由于黎、段矛盾，最终，真正的罪魁祸首陈宦、段芝贵没有被列入，反而把张镇芳列入了罪魁十三人的名单，俗称“十三太保”。后经南北两方多次协商，才将张镇芳排除在外。

参与张勋复辟，被判无期

在张镇芳看来，袁世凯称帝既背叛民国，又背叛清廷，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即便恢复帝制，也应该是恢复清帝。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他加入了张勋复辟阵营，并因此身陷囹圄，一度失去了盐业银行的控制权。

盐业银行成立之初，张镇芳就力邀时任江苏督军的张勋为协理。几经往返，张勋总算答应。但由于事务繁多，他指定侄子代表自己行使相关职权。

从1916年6月起到1917年5月，张勋在徐州先后召开了4次会议，并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北上复辟。据张伯驹1966年所写的材料，张镇芳参加过徐州会议。1917年5月17日，张勋来到天津，随后同张镇芳、前清署理江北提督雷震春等赴京。张伯驹随父同行，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室，报贩子兜售那时出版的《红楼梦索引》，雷震春还和一行人打趣说：“不要看索引了，我们到北京去索引吧！”张伯驹为此写道：“看当时情况，好像他们很有把握。”

张镇芳和张勋频繁书信往还，为其出谋划策。张勋的《松寿堂来鸿集》就收录了不少张镇芳来函。两人在信中就亲德联日、图谋复辟交换意见。1917年5月11日，张镇芳和雷震春在信中劝张勋尽快派兵进京，“可以定乱为名，收服人心，藉图大计”。

张镇芳还积极出任复辟后溥仪小朝廷要职。7月1日重新登基后，溥仪任命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兼度支（财政）部大臣。复辟失败，张镇芳7月9日从北京返回天津，行至丰台，即被段芝贵下令逮捕，解至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羁押。据张伯驹透露，拘押和受审期间，张镇芳仍表示“世受君恩，忠于故主”，认为恢复清朝是他的职责。

1917年11月5日，大理院以犯“内乱罪”判处张镇芳无期徒刑，送交监狱执行。两天后又以有病为由，把张保外就医，移住首善医院。到年终又奉令发往“军前效力”。这样，张镇芳同雷震春前往湖北报到，到了汉口，督军王占元在督军府设宴招待。住了三天后，他返回北京，再转往天津，寓居英租界马场道。后经段祺瑞部下、陆军中将徐占凤和安徽督军倪嗣冲等出面说情，加上张镇芳毁家纾难、自掏腰包40万用于1917年京津、直隶洪灾过后的赈济，那次洪水，受灾百姓多达五百万人，1918年12月28日，总统徐世昌签发命令，对张镇芳“暂行开释”。之后又发布了对张勋的特赦令。复辟一幕，至此烟消云散。

复辟失败，与张镇芳素有嫌隙的段芝贵以讨逆军东路总司令兼任京畿卫戍总司令，派吴鼎昌接收盐业银行并任为总理。自那时起，盐业银行的大权掌在了吴鼎昌手中。1921年，张伯驹前往沈阳拜访张作霖。

盐业银行旧址

1915年，时为陆军第二师师长的张作霖能赶走奉天将军段芝贵，摇身成为东北王，曾得益于张镇芳的支持。因此，在获悉盐业银行为吴鼎昌攘夺之后，张作霖接受了张镇芳转让的5万元股本，成为盐业银行股东。之后，他打电话质问吴鼎昌：盐业银行是张某人创办的，你非原来的发起股东，如何能当总经理？这是不合法的。我以股东资格，请你说明道理。

被东北王张作霖责问，吴鼎昌自不敢怠慢。后经张勋出面调解，吴鼎昌仍任总经理，但推举张镇芳为盐业银行董事长。董事长的好处，每年除股金红利外，另可分到三万多元的红利；并推举张伯驹为董事，每月车马费五十元，每年红利四五千元。

经过张勋复辟一事，张镇芳对政治敬而远之。张作霖1927年到北京，自任大元帅，派财政部次长董土恩去天津邀张镇芳担任总理、出面组阁。张伯驹获悉后，对张镇芳说：“你的政治生命，在复辟一役中已经决定了一生毁誉。而且现在南方革命军是一种新生力量，揆诸大势，胜败难言。以不出来为是。”张镇芳深表同意，到中南海周旋了两天，打了两次麻将，婉辞回津，直至1933年病逝于天津。

据张勋藏札，冯国璋在1917年5月30日的信中，曾信誓旦旦地对张勋表示：“遇事总与我哥取一致之行动。”另一方面，身为江苏督军的他，却没有亲自出席徐州会议，而是派代表前往徐州与张勋密谋，为自己留退路。徐世昌在袁世凯死后曾亲拟复辟条件，征求张勋同意。徐世昌开始也曾参与张勋复辟筹谋，探知日本人不支持后即幡然变计，最终安然抽身，还当上了民国总统。

而张镇芳从1892年到1917年的这25年的从政生涯中，或是京官时的蹉跎，或是湖南提法使时的被滞留，或是直隶都督时的被抵制，或是河南都督时的被免职，更有身陷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两出闹剧几乎不能自拔的困厄。这些都证明：多次表示过自己“性迂直”的张镇芳，确实缺乏政客的八面玲珑和为官的政治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