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被告让找律师调解，日本国费外国人留学生

人生变幻莫测。昔日的国内名医东渡日本后，却当起了“流浪医生”，在屈辱和艰难中求学、求生存。期间，更是卷入了一场讨要劳务费的官司之中……请看《恋爱·婚姻·家庭》刊署名高伟的自述文章。

我在日本流浪

那是1998年早春，在东京参加第13届日本国际糖尿病新进展学术交流会后，我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在一位日本同行小野京子的帮助下留了下来。京子很漂亮，也很热情，她劝我：凭你高超的医疗技术，到国立医院谋个主治医师的职位不成问题，听罢我也感觉很有把握，因为我是中国名牌医科大学毕业生，我研究的一种治疗糖尿病方法十分有效，会上我的发言令那些傲慢的日本权威不得不点头称是。可是，完全没有料到，我走上门去求那些权威帮忙时，他们竟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抱歉，日本不是中国，行医必须有政府认可的文凭和执业证书，缺一不可。

这就是“聪明”的日本人，当他在没有获得你的技术之前一片诚惶诚恐： 日本国非常需要先生您这样的人才!而他一旦掌握了以后，会把你像垃圾一样一脚踢开。

那段日子我的心情坏透了，躺在租住的仅能容下一张床的小屋里不停地思考着自己的出路。见我非常抑郁，京子天天来看我，还带来我爱吃的草莓和烤鸡，她总是闪着明亮的眼睛宽慰我：“别着急，工作总会有的。”可是，我不想再打扰京子了。我牢牢记住那名权威的话：要想在日本医院工作，必须有高学历。我不得不面对现实——站住脚，考个洋文凭。于是，第二天，我与京子不辞而别，来到日本文化名城京都求学。

三月的京都有些清冷，我茫然地走在这座油画般美丽的城市，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难受，但每次走进一所所心仪已久的大学都因过高的学费而被挡在门外。望着手里仅能吃两顿乌冬面的3000日元，我原先那股求学的万丈豪情，仿佛一下跌入深渊。我想我到了该放下架子的时候了，我告诉自己，你已经不是什么医生了，为生存你得先打工，等挣足了钱才能读硕士，否则会像乞丐一样流落街头。

不幸的是，那年日本发生了金融风暴，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大公司纷纷裁减员工，此时谁还来聘用一个连日语都讲得结结巴巴的外国人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用完最后9日元买来一张《京都早晨》报时，一线希望出现了，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吸引了我：雇用家庭护士，照料行动不便病人。我根据报上的电话一联系，竟出奇地顺利，月薪也挺高，20万日元。

按图索骥，我当天就敲开了雇主的家门。雇主是位40多岁的中年人，叫迟田，白白胖胖的脸上堆满了微笑，我一进门，他就指着病榻上的病人：“鄙人的内弟，请多关照。”我走近一看顿时惊呆了，什么行动不便，一看他那散发着特殊气味像木乃伊似的躯体就知道，这是个到了晚期的传染病人。我有些生气，该说什么病就说什么病，怎么能隐瞒呢？见我要走，迟田连忙喊住我：“实不相瞒，内弟患上了可怕的埃博拉病，因受不了医院的寂寞，执意回家治疗，可谁也不愿上门服务，你如果愿意，每天只来打两次针就行了，余下的事不用你管，薪金涨到30万，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说完两眼久久地盯着我。

片刻，我停住了脚步，是迟田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心想，我怎么也变得像日本人那样冷酷？再说，眼下我已经没有退路了，除此以外哪里还有更合适的工作呢?我终于咬牙答应下来。

家庭医生好辛苦

有了钱，我迅即报考了京都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班。可要交齐一年的学费、住宿费还差5万日元。着急中，我想从迟田那里预支一些钱以解燃眉之急，便匆匆赶到他家。迟田皱着眉头，非常为难地摊开两手：“你也知道的，治疗埃博拉病药费相当高，为此我几乎倾家荡产……”说完迟田还时不时用手绢擦着眼角。我犹豫了一下：不至于吧，他的资产年逾千万，也许他有其他隐情吧?最后，我还是在他可怜的表情下信以为真。

没有钱上不成学。学校有位好心的老师帮我在夜总会找到一个看车的差事。还好，老板在那位教师的担保下，预支了5万日元给我。

一天午夜，从喧嚣的夜总会门口传来男男女女放荡的欢笑声，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引起我的注意，回头一看——迟田，他喷着酒气拥着两个娇艳的女子钻进了他的“凌志”轿车，一溜烟消失在黑暗中。借钱没有，却有钱在这里挥霍，还装出一副可怜熊样!我狠狠呸了一口。

一天黄昏，我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湿发起烧来，实在支撑不住便早早睡下。可刚一躺下就接到迟田打来的电话，要我过去。从他急促的声音里我猜测到他的内弟可能病逝了。果然，当我赶到时，只见一辆黑白相间的殡仪车停放在那里，车上的工人却没有下来，我正纳闷，迟田哭丧着脸走过来哀求我帮忙。原来殡仪馆听说是埃博拉病人像躲瘟神似的，没有人愿意上楼抬尸。日本人特别迷信，花多少钱人家也不干，已经半天了，再不抬走邻里们吵着要报警。·没办法，只好找我来抬，只要抬下来他愿出100万日元酬金。看我愣着不动，他急得脸都紫了，伸出两个指头：“200万干不干?”

总不能让尸体烂在楼上吧，那样岂不是大家都遭殃。实际上那天我不是考虑钱多少的问题，而是想，我正发着高烧，能不能抬得动。这种病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么严重，防护好了绝无危险。再说，我正愁第二年学费无处筹措呢。

我戴上口罩手套，将尸体扶起背在身后，一步步走出了卧室。电梯不让上，只有从楼梯下。刚开始还觉得很轻，但越走越沉重，我喘着粗气，大汗淋漓，每走下一层楼就想停下来喘口气歇歇。可日本人很怪，生怕带来晦气，不让我停在他们门口。从17层到楼底，一共400多个台阶，每一步脚下都浸透汗水，那似乎是我此生最漫长的路途。

将尸体背下楼放进车上后，我一下瘫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迟田走来，淡淡地说改天再付钱。我一下站起，坚持要他即刻付清。已经上过一次日本人的当，这次我决不放过。在众人一致指责下，迟田极不情愿地掏出一张支票，匆匆签上自己的名字甩给了我。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回宿舍的，浑身像散了架似的酸痛并呕吐起来。我只身搬病尸的“壮举”成了新闻，在当地电视台播放。京子看到电视后从东京专程赶来看我，对没有帮助好我，她深感惭愧。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坐在一旁默默地听她讲话。京子说话的声音好听极了，甜甜的，像一阵风从我心上吹过。人有时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想法，即使你不喜欢这个国家，甚至憎恨它，但你也无法阻止对那个民族的好感和亲近。正如京子那样的好人。见我高兴了，她拉着我的手跳起了欢快的日本舞。我紧紧拥着她说，等我毕业时带着你到中国旅游好不好。她使劲点了点头，像孩子似的看着我露出幸福的笑容。

无赖的下场更可悲

第二天，我拿着迟田开的支票到银行取款时，因签字不清被拒付。是他故意所为还是那天太匆忙写得潦草，我回忆着当时的情景，隐隐感到情况不妙。

我一路小跑奔向迟田家时已是人去楼空。说来奇怪，才几天时间整个大楼怎么一下空荡荡的，连找个打听的人都没有。后来听附近的人说，自从迟田内弟死去后大楼闹鬼，大家害怕，都纷纷搬走了，听罢，我慌了，人海茫茫，在这个140多万人口的城市到哪里找到他讨回钱呢?心想，自认倒霉吧。就在我随手把支票揉成纸团准备扔掉的刹那间，一个强烈的念头划过脑海：到他经常出没的夜总会找他，决不能饶了这个无赖！

结果，在那家夜总会门口一连等了几个晚上也没逮着他。接着，我又到其它娱乐区，也没见到他的踪影。一个周末，京子打来电话约我到大阪看相扑比赛。说真的，那些日子我心里很烦，却又不好推辞，便闷闷不乐地跟着去了。相扑在日本深受喜爱，观看的人疯了似的呼天喊地。看着看着，突然从人头攒动的包厢里探出一个熟悉的脑袋——迟田。我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总算找到这条赖皮狗了。这次我多了个心眼，没有惊动他，而是等比赛结束后悄悄跟在他身后，一直尾随到他在大阪的公司。

在他的办公室里，当迟田看清是我，冷不丁打了个寒颤。但他不愧是老奸巨滑的商人，反应很快。他知道在这里当着好多客户的面闹起来的后果，便装着很热情的样子，站起来又让座又递茶：“你看我正要找你，银行通知那张支票作废，我重新给你开一张。”不等说完，一张签字清楚的支票递到我的手上。这次我从签字到印章看了个仔细，没有发现疑点后，瞪了他一眼转身离去。

岂知，我去银行取款时再次落空，这是一张空头支票，账号上已经没钱了。我急了，连夜返回大阪找他，他公司的人说他已经回东京度假去了，几时回来也不清楚。我又一次无功而返。

两天过去了，我又赶到大阪，迟田没有露面，他的助理脸色不悦地大声吼道：“不就是200万吗?我们堂堂三和株式会社矿土公司的总经理能赖你几个小钱吗?回去等几天，钱很快就拨到你账户上。”

半月后，钱仍未到户，我再次奔到大阪，这回我径直走进迟田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除我外没有其他人，这次他没有那么客气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打电话让会计送来3万日元现金：“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我定定地看着他，把钱又退了回去：“迟田先生，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卸磨杀驴。你用人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不用的时候露出无赖的嘴脸，我真替你害臊!”

“我无赖?我还要告你敲诈罪呢……”说完，他按响警铃让人把我撵出大门。

我越想越气，意识到这件事并不容易解决，也不单纯是钱的问题，而是对一个中国人的蔑视，也是对我人格的污辱。我想到了法律，也许在这个法律至上的国家，只有法律能使他认输。但是，打官司需要钱，需要很多钱，一个穷留学生哪能承受得起？大概迟田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如此蛮横无理。

这时，京子获悉消息，花重金从东京请来律师，让我跟迟田打这场官司。打官司需要证据，而我唯一的证据就是那张支票，支票又能说明什么呢?因此，还应有另外一些证据来证明那张支票的确是迟田付给我的劳务报酬。

晚上，我想了一夜也没理出个头绪，一天早晨起床给京子打电话，我不留意触响了录音键，听着从前打电话留下的声音，我忽然想到证言也可以作证据的，那天迟田作为报酬付给我钱时，有好多人在场，他们肯定知道。我为什么不找他们录下证词呢?我回忆起那天迟田内弟住所的公寓老管理员在场。可是管理员已经回北海道老家了。我已经没有退路，即使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为节省费用，当日我乘新干线电机车赶到北海道。几经辗转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终于找到了老人，老人特别富有正义感，气得直骂迟田给日本人丢脸。不但答应为我作证，而且还告诉我其他一些在场的证人。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2001年7月16日律师听取了我最后一番陈述后，决定向法院起诉。征得我的同意，在起诉之前，他向迟田郑重发去一封律师函，指出，支票酬金确属付给对方的劳务费，有数名证人证词，如予拒绝，一旦提起诉讼将得到法院支持，希望不要恣意进行偏离法律的主观臆断。

迟田接到这份律师函深感震惊，他完全没有料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会聘请东京著名的律师同他打官司。作为一家刚刚营运的公司老板，他当然知道败诉的利害关系，权衡利弊，他最终低下了头，乖乖地在和解书上签了字：

1、3日之内将200万日元酬金如数付给原告，并另赔付精神抚慰金100万日元；

2、所聘律师费用由被告方负担；

3、向原告赔礼道歉。

至此，一场历时2年多追讨劳务费纠纷，终于以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摘自《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