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找刑事辩护律师，杜培武冤案侦办过程中的问题

出品：即刻说法

旧案新闻：公安干警被枪杀，丈夫被疑为情杀妻，蒙冤26个月获无罪释放，2000年7月11日，杜培武案终水落石出。

1998年4月20日晚，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晓湘（女）与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民警王俊波（男）双双被人枪杀，后昆明警方发现二人的尸体被弃置于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思远科技有限公司门前人行道上王俊波当天所驾驶的牌号为“云OA0455”的警车内，身上钱物被洗劫一空。两名公安干警被枪杀，案情重大。很快，昆明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讯处、戒毒所、五华公安分局、原路南县公安局有关人员组成的专案组，定名为“４·２２”专案组。经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二王”是被人用王俊波当时所持的“七·七”式手枪枪杀，案发后该枪下落不明。

通过一系列工作，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最先进入专案组的视线。通过对其传讯，杜坚决否认，后又扩大视线，围绕杀人抛尸现场走访了数百名群众，查证了上万条信息线索，在确定了一个又一个的嫌疑人后，经查证后又一个一个地排除。与此同时，专案组又对现场进行勘察分析，研究案情，并对杜培武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定、测试、检测，均不否认杜培武作案的可能。自此，杜培武被确定为“４·２２”专案的重大嫌疑人。但杜培武对此一直拒不承认。

警方以杜培武因对“二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怀恨在心，涉嫌骗取王俊波佩带“七·七”式手枪（枪号1605852）将二人杀害为由，将杜培武拘押。1998年7月2日，杜培武被刑事拘留，8月3日被批准逮捕。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院认为律师的辩护意见是纯系主观、片面认识的推论，无充分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纳，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宣告后，杜培武及其辩护律师刘胡乐、杨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以及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为由，向云南高院提起上诉，要求改判杜培武无罪。云南高院以“本案基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采纳之处”为由，于1999年10月20日改判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后，杜培武被投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自1999年2月5日昆明中院被判处死刑，至同年10月20日云南高院改判死缓，其间仅仅用时8月之久，便就此盖棺定论。

或许连老天都无法容忍无罪之人蒙受冤屈，2000年6月在昆明警方破获了一个杀人劫车特大犯罪团伙案后，杜培武案也随之水落石出。该犯罪团伙供述“二王”系他们所杀，并交代了杀人的经过。7月11日云南省政法委以通稿形式向社会宣布：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因有新的证据证实非杜培武所为，杜培武显系无辜，由省高院再审宣告其无罪，当庭释放。

（杜培武）

（杀害“二王”的真凶杨天勇）

难点解析：辩护律师曾表示对本案的二审面临来自各种背景的压力，律师的辩护工作的难点不仅要着眼于案件本身，更需要面对公权力施加的压力，如办案不能有损国家机关的颜面。公检法三家本应互相制约、监督，检察机关应严格审查公安办案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在案件确实达到事实已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后向法院提起公诉。而本案中，公安、检察同仇敌忾，又急于求成、先入为主、疑罪从有，草草将杜培武送上了断头台，并对其被刑讯逼供的申诉不予理睬；法院在审理时也未能做到独立审判，与公安检察所处同一战线，忽视了对事实、证据、法律的严格审查适用，导致该案的错判。案件牵涉多个部门、多名公职人员，该案的翻案已经由一件普通的命案上升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冤案。

冤在何处：有资料显示一些人对此案的推断逻辑：杜培武知道“二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所以怀恨在心要伺机杀害二人，杜培武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本案最大的嫌疑人。身为一名反侦察经验丰富的警察，在面对待办案人员严酷的打击折磨下，仍不得不屈从作出有罪供述，可想而知，刑讯逼供酷刑之残忍。此外，为力证杜培武“罪行”，侦查机关利用“高科技”手段获得证据：包括警犬气味鉴别、泥土化学成分分析、“拉曼测试”(射击火药残留物测试)等。尽管辩护律师在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上发现破绽，并提出其证据的取得合法性存疑，但不被法院采纳。明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法院仍依照公安检察部门的意见作出最终判决，“三家”成为“一家”，审判不独立，司法独立性被破坏，导致杜培武案最终成为一场冤案。

赢诉之道：本案辩护律师从多个角度出发，指出本案存在错误应予以改判无罪。首先，刑讯逼供后果严重，指控杜培武故意杀人罪的取证程序严重违法。杜培武手上、腿上及脚上的伤痕事实足以证明其惨遭刑讯逼供。其次，根据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并没有“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附着有足迹遗留泥土的记载或显示，其应为案发几个月后作出的补充现场勘查笔录，严重违反取证的法律程序，违背客观公正原则，该项证据系虚构，不足采信。再次，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杜培武具备故意杀人的主观动机，从犯罪构成来说，指控其故意杀人缺乏主观要件，不能成立。最后，从时间、案发地、气味鉴定、作案工具、射击残留物等方面看，客观方面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杜培武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

致敬律师：一审判决后，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胡乐、杨松，顶住来自各种背景的可怕压力，坚持上诉，二审的不懈努力为杜培武保住性命。竭力指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为维护法律尊严，为使杜培武得到公正判决，坚持为杜培武作无罪辩护。向你们致敬！

（刘胡乐律师）

致敬法官、检察官：特别感谢云南高院再审法官，是你们公正裁判，还当事人以公正，洗刷其承受的不白之冤，拯救了一个无辜之人。向你们致敬！

致敬记者：工人日报记者陈昌云对杜培武案件后续跟踪，揭露冤案中存在的权责不分、司法腐败等问题，作为媒体人敢直面并报道冤案背后的原因。向你致敬！

名律点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洋）：由民警到死囚，又由死囚到民警，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走过了一段坎坷的人生路。我国刑法中明确“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定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本冤案除了杜培武相互矛盾的供述外，公安机关还出具了以期证明杜培武作案的有关鉴定，但并不能证明这些证据系合法取得，因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取证程序违法，现有的证据不能做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身为律师，应当从事实、证据、法律出发，最大限度地坚定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刑事法律奉行“疑罪从无”原则，当全案证据尚未达到已完全排除合理怀疑，不相互矛盾且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形时，则不能轻易认定嫌疑人有罪。纵观现有众多冤案的发生皆伴随有“案件事实尚未查清、定案证据未确实充分”的情形，因而，要想避免或者杜绝冤案再现，则需司法人员等法律工作者应始终牢记并践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要求。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