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重婚罪判刑几年能减刑，1998年劫机到台湾

1998年10月28日，刚好是当年的农历重阳节。清晨的首都机场同样繁忙，八点零五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05航班准时滑向了跑道，飞往自己的目的地——云南昆明。

时间很早，舱内的旅客大多在闭目休息，也有人在小声交谈。空姐们带着微笑为乘客提供服务，一切看起来都十分平常。

然而，在飞机出发四十分钟后，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彼时，飞机刚刚从北京飞到山西太原上空，距离昆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机长袁斌突然低声对副驾驶文飞说：“我要把飞机开到台湾，你要配合我！”

文飞听到这话反应并不大。上一次有大陆劫机犯将大陆的飞机劫持到台湾，已经是1994年6月的事情，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劫机事件。

况且两人作为同事相处了四年之久，文飞自认了解袁斌的性格。因此，文飞一开始没有把袁斌说的话当真。

然而，很快他见到了违规进入驾驶舱的袁斌妻子徐梅，这让他觉得不对劲。

想到袁斌刚才的话有可能是真的，文飞吓了一大跳，他立刻开始规劝袁斌不要做傻事。

连老婆都带到飞机上的袁斌显然是下定了决心的，文飞的三两句话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袁斌一直面无表情，显然是极其紧张；徐梅的情绪显然也在临界点，甚至几乎要哭出来。

袁斌和妻子徐梅

两人一番争执后，袁斌直接踩下了方向舵，飞机一下子倾斜得非常厉害。袁斌踩着方向舵威胁道：“如果有人阻拦，我就让飞机坠毁，大家同归于尽！”

文飞比袁斌大了十岁，实在不如他灵活，没有抢下方向舵的把握；他也不能拿飞机上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只得停止规劝，闭上了嘴巴。

与此同时，徐梅动手将驾驶舱的舱门反锁了起来，车上的机组人员无法进入查看情况。

随后，袁飞使用麦克风告知全体乘客，他准备将飞机飞往台湾，要大家不要慌张和轻举妄动。

尽管为了车上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着想，文飞没有继续触怒敏感的袁斌，但在九点一刻的时候，他还是想办法通过飞航广播频道，向地面航管中心紧急报告了袁斌劫机飞往台湾一事。

此时的袁斌正在将飞机折返北京，然后再飞往台湾。接到报告后沿途的各个地面塔台都在劝他不要继续，可一意孤行的袁斌早已听不进去了。

不得已，我方派出两架战斗机跟随被劫客机飞行，随时应付突发状况。

十点十八分，飞机经过福建时，福建厦门航管站立刻通知了台湾台北中正航空站航务组。

几乎与此同时，见难以在空中阻止袁斌，民航总局便于十点二十分通知了台湾华航，请对方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五分钟后，台湾军方派出了桃园空军基地两架F5E战斗机，清泉岗基地两架IDF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监控。

十一点三十分，台湾雷达发现目标；十一点十七分，被劫持的客机降落在了台湾桃园机场。

说起来袁斌十分嚣张，还在大陆领空范围内时就打出了“500”的劫机码。

为“迎接”这架被劫的飞机，台湾出动了救护车、灭火车以及上百警力，早早就到达已经停用的转机坪等待CA905的降落。

机长是飞机上的重要职位，能当上机长的人相当于已经在航空公司有了一定的地位，袁斌为什么要劫机，甚至连他的妻子徐梅都要一起参与到劫机中来呢？

这其实只是与一次“分房”有关。

袁斌是湖北人，1968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家中条件优渥，他从小衣食无忧，接受了不错的教育。

1989年，他考入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在校期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顺利进入国航工作，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飞行员之一。

国航成立于1988年，袁斌于1993年进入其中工作，也算是国航中资历相当老的员工了。这也就意味着他只要努力工作，待遇和薪资都不会差，前途不可限量。

果不其然，入职四年后袁斌便被升为副机长，得到了单位分配的一百平方米的套房。

期间，他邂逅了自己的爱人徐梅。两人相识于1995年，身为小学教师的徐梅性格温和，事事以他为先。

很快，袁斌与徐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两口子都有稳定的收入，在北京有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家庭条件相当不错，日子又和和美美，是很多人羡慕的生活。

升任副机长仅仅一年后，袁斌又考取了正机长的职位。1998年就成为机长，当时的袁斌只有30岁，是国内最年轻的机长之一。

袁斌作为机长，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就有一万两千元，再加上飞行补助和加班费，一个月净收入接近两万元人民币。1998年的两万元，比起现在可要踏实得多。

而且彼时北京的房价只有两千元一平米，按照袁斌和妻子徐梅的收入水平，扣除日常花销之后，他们工作一年差不多就可以在北京再买一套房子了。

这样的一对夫妇称得上年轻有为，前途也十分光明。

然而，袁斌犹嫌不足，嫌弃公司没有给他分配住房，便伺机报复。思来想去，他想到了利用自己职务之便劫机。

其实，袁斌并不是分不到房子。按照北京国航的规定，正机长在市区内的住房面积不低于110平方米，相当于正局级政府官员的待遇，相当不低了。

袁斌当时在北京朝阳区的住宅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因而，在公司考虑分房的时候没有优先考虑他。

为此，袁斌找到了领导理论。领导好声好气地摆事实讲道理，袁斌前几年刚分到了一幢房子，现在两夫妻也够用了。

而且，尽管这一年没有分到房子，到了第二年航空公司排队分房还可能有他的份。

1998年对于我国住房制度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开始推行住房改革，改为住房分配货币化，分配实物房子的制度即将消失。

原本袁斌以为自己已经升任机长，可以赶在制度改革之前再分到一幢房子。但出于种种考虑，最后他没有出现在分配名单中。

袁斌因此火气很大，不仅和领导大吵一架，回家后又越想越气。他更担心的是未来分配制度改革，他不能分到“本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了。

袁斌认为这并不公平，再加上利欲熏心，他想到了劫机去台湾，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更让袁斌坚定这个念头的是1998年10月，领导调整了他的工作：减少飞行时长，负责新员工培训。

对于机长来说，减少飞行时长就意味着补贴的减少。在袁斌看来，这就是领导给自己穿小鞋的行为。

他回到家后便对着妻子抱怨一通，觉得国航自己已经待不下去了，坚持要去台湾。

妻子徐梅原本不同意丈夫的想法，但她是一个思想很传统的人，见丈夫已经下定了心意，她认为自己只能“夫唱妇随”，帮助丈夫完成心愿。

于是夫妻两人提前三个星期开始讨论班机、航线、燃油等问题，并在实施劫机一星期前，确定了自己要劫持的班机，给妻子买了这趟航班的机票。

夫妻二人提前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换成了金银珠宝带在身上。

诚如前文所言，大陆劫机者将飞机劫持到台湾的行为已经好几年没有发生，再加上之前台湾方面对劫机者的暧昧态度，导致很多人认为台湾是欢迎来自大陆的劫机者的。

仅1993年一年，便发生了10起由大陆劫机到台湾的事件。数字之多、发生之频繁骇人听闻。

大陆当然不会放任这种情况继续。大陆航空公司不仅加强了航机保安，还强烈要求台湾遣返劫机犯。

1994年已经达成了“劫机犯一律遣返”的初步共识，如大陆率先于1997年5月遣返了从台湾劫机到厦门的刘善重，7月台湾也遣返了曾经劫机的黄树刚和韩凤英。

因而，以为自己走了一步好棋的袁斌，实际上是将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刚刚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的时候，他还沾沾自喜地用无线电通知台湾塔台称：“现在我和我太太要下飞机，请你们善待乘客。”

然而，十一点三十分机舱门一打开，迎接他的不是仪仗队，而是荷枪实弹的台湾警察，一冲进来就问：“劫机者在哪里？”

袁斌站在门口应了一声，台湾警方都有些纳闷地看着明显穿着机长服制的这个年轻人,从没听说过机长会劫持自己的飞机呢。

这也是为什么袁斌可以轻易劫机的原因。

此前都是乘客中混入歹徒劫机，机组乘员也只提防了乘客，没有想到会有机长劫持自己的航班。这点认知上的惯性，给了袁斌可乘之机。

被台湾警方羁押的时候，袁斌还以为自己只是被误会了，大喊：“我是来投奔你们的！”

这句话说出口了也没有人理他。很快，他和徐梅就被分别押送到两个地方关起来。

当天晚上袁斌绝食以示抗议，徐梅更是哭了一晚上。可是，这个时候做这些动作已经完全没有用了。

劫机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提出了三点要求：保证人机安全；为飞机顺利返回提供必要帮助；遣返劫机犯。

最终，台湾方面满足了前两条，最后一条则按照台湾一贯的主张：留下劫机犯，接受台湾“司法”处理。

受惊的乘客们还算幸运，他们耽误了一天的时间，可能耽误了很多事情，但最终没有受到人身威胁。

停留在台湾一个下午后，他们于下午六点零一分接到通知，可以原机返回大陆，两分钟后便起飞回家，晚上七点二十分达到了厦门高崎机场，在这里加满油后，九点十分再次起飞，飞往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昆明，并在晚上23点25分平安抵达。

这趟三个小时的旅程，最终花了足足16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至于袁斌夫妇，他们自然被关了起来。台湾“陆委会”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严肃宣称：“劫持飞机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行为，不管劫机者是什么身份，是以哪种方式劫持飞机的，我们都将依法严办！”

截至1998年年底，台湾“检方”正就两人是否有暴力胁迫等非法挟持行为进行侦讯，如果有的话，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至少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就算是假释，两人至少也要在狱中度过三年多时间。

两人分别被关押在台北桃园看守所和龙潭女子监狱，这大大出乎袁斌的意料。他本以为会和妻子关押在一起，简单服了刑便可以“以自己的技术和专长”留在台湾工作。

实际上，他们不仅要留在台湾服刑，还要在服刑期结束后被遣返大陆，接受道德的审判和法律的惩罚。

2001年6月28日，在台湾服刑三年的袁斌夫妇被遣返回大陆。

彼时，他们不仅失去了几年宝贵时光，留下了案底，没有了曾经光鲜亮丽的工作，更是永远失去了他们心心念念的房子。

除此之外，他们还将在大陆面临新的刑罚，至少十年有期徒刑是跑不掉的。

为什么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回认为劫机到台湾是更好的发展呢？这都要“归功于”台湾对第一批劫机者的优待。

1983年5月5日，卓长仁等六人劫持了沈阳飞上海的民航客机准备逃往台湾，因燃油不够迫降在韩国汉城春川机场。

韩国政府倒是守规矩，依照国际公法逮捕了六名劫机者，审判后予以判刑。

台湾方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将六人视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在舆论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并积极同韩国政府交涉。

因此，在韩国服刑一年多后，六人于1984年8月到达了台湾。

台湾当局热烈欢迎六人，称其为“六义士”，对他们从优安置，每人发给了“生活安置费”250万元新台币，还根据各人情况不同分别安排了入学或就业。

六名劫机犯丝毫不满足，反而以“不适应台湾生活环境”为由，又向台湾当局要了每人五百万元新台币的安家费。

六名劫机者

用这些钱，六名抢劫者在台湾过上了有别墅、有豪车的生活。他们每天只需要到学校上课，不需要工作，照样月入万元。

为首的卓长仁在大陆已有妻子，却仍旧在1988年与另一名女士结婚。

当然，他们最终的下场也与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匹配。当初领奖金的时候，卓长仁比旁人多领了90万元，内部就有人闹意见导致六人不和。

紧接着卓长仁与安某发生了债务纠纷，逼迫安某还债，安某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自此经济陷入窘境；另一名王某经商失败，于1991年被通缉。

卓长仁自己更是犯下了累累罪状：他与姜某投资地下投资公司失败后，伙同施某于1991年8月绑架了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之子，将其杀害后向王家勒索钱财。

1992年12月三人均被判处死刑；与此同时，卓长仁发妻也在大陆起诉他重婚，1993年4月台湾再次判了他三个月有期徒刑。

卓长仁

尽管这六人最终没有落得一个好结局，但公众的注意力仍忍不住被他们最开始的风光所吸引。

六名不学无术的人，劫机后在台湾竟然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这也吸引了许多不法分子蠢蠢欲动地想要劫机“致富”。

张庆国和龙贵云劫机事件，又为劫机“致富”增加了筹码。

1988年5月12日，张庆国、龙贵云自厦门劫机到台中清泉岗机场，被台湾方面判刑三年六个月、减刑为一年九个月。

1991年出狱后，台湾号称“基于政治考量”，允许两人留在台湾，没有遣返，也没有给其他的惩罚。对于处罚劫机犯人来说，这可以说是违反国际公约的。

少有人知的是，两人虽然能够在台湾居住下来，但并不舒适。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一直由台湾“救总”负责，每个月给1.35万元的生活津贴。

对此两人曾经表示过不满，希望台湾解决住房和装修问题，发给每人80万新台币创业基金并安排就业。

如果无法解决这些，请求遣返大陆，因为他们的生活还不如在大陆的时候。

1995年，这两名劫机犯终于拿到了台湾身份证，这已经是他们劫机8年之后了。再谈起劫机的经历，他们这样评价：“那是从前两个二愣子干的荒唐事。”

自张庆国和龙贵云后，劫机去到台湾的人再没有过好的待遇。

从1993年4月6日，到1994年6月6日，总共有16名大陆人劫持了12架飞机到台湾，他们在台湾停留过的地方基本上只有三个：机场、监狱、看守所。服完刑后，他们将被遣返回大陆。

其中第一批被遣返回大陆的是1997年7月遣返的黄树刚、韩凤英二人。

1993年4月6日，唐山市某钢铁公司宾馆采购员黄树刚与丰润县农民刘保才劫持了从深圳飞往北京的南方航空公司飞机，威胁机组人员将飞机驶向台湾，落地后立刻被台湾有关方面羁押。

被遣返后，黄树刚所犯下的劫机罪和职务侵占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韩凤英则是在1993年9月30日中秋节的时候，与自己的丈夫杨明德伙同罗昌华、王玉英夫妇带着孩子劫机到台湾。

下飞机后三口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他们六岁的孩子被领到了“救总”儿童福利中心。

她被遣返回大陆时丈夫杨明德仍在等待遣返，儿子的命运则无人能知。

这些劫机到台湾后立刻被关起来，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劫机犯中，有许多曾经尝试过自杀。与黄树刚一同劫机的刘保才服刑期间就曾经绝食试图自杀。

1993年11月8日劫机到台湾的王志华在狱中两度自杀未遂。

同年12月劫机到台湾的高军是自杀记录最多的人，因思念女友、生活苦闷，他多次试图吞服牙刷、小型电池试图自杀。

1997年7月高军再次因吞服牙刷被送到医院急救时，医生惊讶地在他胃里发现了四支牙刷、两支温度计。可见此人曾经多少次试图自杀。

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自杀的时候，高军无奈说道：“没有办法。”

1994年6月劫机到台湾的邹维强被判刑12年，实际上1996年就被查出了鼻咽癌，多次保外就医。

因身处异乡、病情不稳，邹维强在1998年5月抢下了病房管理员的瓦斯枪，反锁病房门，挟持同病房的另一名受刑人。

虽然最终没有造成新的伤亡，但毫无疑问，邹维强将面临更严重的处罚。

这些劫机分子中，大部分人之前的生活都还算不错，就因为一点小委屈妄图铤而走险换取更优渥且不劳而获的生活。

他们中有人甚至二次劫机：1999年2月8日，台湾海基会遣返了九名劫机犯人。

在在从台北松山机场飞到金门尚义机场时，杨明德持刀挟制了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试图再次劫机。

因台湾方面安排了二十多名警员护送，这才有惊无险，没有让这些人再次劫机成功。

事后调查中，除了杨明德以外，另有王志华、刘保才、师月波三人也在身上暗藏了利器，只不过没有及时动作。

他们在得知即将遣返回大陆时便预谋在飞机上挟持人质，“搭船劫船，搭机劫机”。

王志华最终又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于2008年2月28日才被遣返回大陆，是最后一名被遣返的劫机犯。

“劫机潮”过去后，大陆再无劫机到台湾的不法分子，袁斌和徐梅“有幸”成为了最后一批。

这些人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不劳而获永远是空中楼阁，无论在任何时候违法犯罪总要付出代价的。

劫机是国际社会共同谴责地威胁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无论在哪儿都不会被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