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2日上午，“律政之花、盈风绽放”首届盈科全国女律师演讲比赛总决赛在北京正大中心盛大举行。

来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连蕊律师为我们讲述了刑辩女律师的酸甜苦辣。她的演讲《刑辩虐我千百遍，我待刑辩如初恋》获得大赛优秀奖。她说，“最难的不是刑辩女律师，而是……”你猜对了吗？

刑辩虐我千百遍，我待刑辩如初恋

周迅在电影《保持沉默》中有一句话，非常经典，她说——

我为什么做辩护律师，不是为了帮罪犯脱罪，是通过我们努力的帮嫌疑人辩护，才能促使控方和警方不断地去挖掘真相。

没错，辩护人就是那个在追寻真相、实现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砝码。

在盈科做刑辩十年，我体会到了做一个砝码有多难。

我曾经在一个案件中会见当事人五十多次，会见笔录摞起来的厚度，够出一本书了；

我曾经因为争取律师会见权而百般受阻，像一个翻滚的皮球被办案机关踢来踢去，但还好，我没有被踢出局，最终由于我的坚持而得以成功会见；

我曾经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个多小时的辩护意见，当我在窃喜法官居然没有打断我的时候，让我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旁听席竟然传来了一阵掌声，但是掌声过后让我更加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些鼓掌的旁听家属很快因扰乱法庭秩序被请出了法庭。

其实苦和累都不是最难的，在法庭上的暴击也不是完全不能承受的，刑辩律师最大的难题还在于如影随形的风险。

大家都了解的律师伪证罪，我有一次距离它只有一步之遥。2013年我在山西昔阳办理一起合同诈骗案，我去检察院阅补侦卷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电话接通后，对方说：“我是昔阳经侦，你现在在检察院吧，在那别动，我们马上就到。”说完就挂了电话。

接完电话的我一度陷入慌乱，但是我很快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捋了一下办案过程，我办案全过程完全合法合规，唯一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是家属提供给我的红头文件，而我将其中有利于当事人的部分附在了我的律师意见之中。

果然，当我被带到经侦大队的谈话室时，经侦民警对我说：“我们查到你提供的红头文件有一个是假的，你现在涉嫌律师伪证罪，你解释一下吧。”

我说：第一，红头文件不是我提供的，是家属提供的，我有家属提供材料时的谈话笔录以及接收材料清单。

第二，我收的全部是复印件，原件还在家属手中。

第三，我没有作为证据提交，而是作为证据线索提交，我在律师意见中明确写着，律师没有核实红头文件的能力，希望检察机关予以核实。

说完之后，经侦跟我说：“连律师，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做刑辩律师难，做刑辩女律师难上加难。

我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仍然在阅卷、开庭，当时办理的还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别人的胎教是莫扎特、贝多芬。我的呢？是血腥的案卷和严肃的法槌声。

开完庭之后，和我对庭的女检察官过来跟我说：“刚才光顾着和你辩论了，都没发现你怀孕了。”

我回答她：“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所以，其实最难的是刑辩女律师的孩子。

我的女儿今年七岁了，有一天我收到了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写着：“妈妈，我不喜欢您加班，也不喜欢您在外面吃饭，对身体不好，还不想您出差。”

收到这封信，我百感交集。这封信里虽然有抱怨，但是更多的是女儿对我的关心和心疼。

我是妈妈，同时也是律师，身上的职责让我经常处于纠结之中，多少个晚上，在哄睡孩子之后，爬起来默默地阅卷、写辩护词；多少个凌晨悄悄地亲一下孩子安睡的脸，奔赴机场出差。虽然纠结，但是所有的付出都甘之如饴。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像我这样的刑辩女律师在盈科有很多，刑事辩护虽然很难、很苦，很虐，但是刑辩中的我们真的特别美，特别敢，特别温柔，也特别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