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新旧法制更替的时期。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国法律人从西方法律体系完整地移植到了中国，彻底取代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法系。到了民国时期，在制定《中华民国刑法》的过程中，吸收了未遂、共犯、自首、累犯、刑事责任能力等西方法律概念，还确立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缓刑、假释等刑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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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先进归先进，但毕竟是纸面上的东西，从旧时代成长而来的司法人员哪懂这些。况且北洋政府所设立的普通法院数量不足，但凡未设普通法院的县城，都由当地的县知事兼领民刑案件，和封建时期县太爷设置公堂没什么区别，使司法实践并未体现出现代法制的先进性，反而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随意性。

1912年，民国初立，江苏宝山镇就发生了一场令人啧啧称奇的“强奸案”。

一、二女奸一男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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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地县志记载，江苏宝山镇有个周姓姐妹花，姐姐名叫周凤宝，妹妹名叫周凤蓉，两女皆生得风姿绰约、模样可人。虽然生在村长，但俩姐妹可谓是当时的“新新女性”。虽然他的父亲日夜盼望殷实人家前来上门提亲。然而俩人在待字闺中之时，却天天与村里年轻男性撩骚、调笑，导致她们恶名远扬。从此以后，正经人家再也不敢上门提亲了。

这年秋初的一天，周家姐妹在地里摘棉花。夕阳西下时分，两人携手回家吃晚饭。两人走过棉花地，正好碰到了同村的青年农夫——李甲。李甲虽然出身贫穷，但是却长相英俊可爱，很讨人喜欢。此时，李甲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准备喝一碗米酒，休息一下。

周家姐妹见此，于是便聘聘婷婷地走了过来，然后娇滴滴地搭讪：“李甲小哥，我们口有些渴了，能否喝你一碗甜米酒呢？”

李甲是个未经人事的小伙子，瞧着两个漂亮的姑娘，他的眼睛都瞪直了，于是欣然道：“喝吧！管够，管够！”

说完，姐妹花便争相拿着粗瓷茶碗舀米酒喝，李甲看着口渴，于是也喝了两碗。当时农村的米酒可不像今天那样度数低，喝多了还是会醉的。不一会儿，三人便喝得面红耳赤，心脏也噗噗得跳个不停。酒壮怂人胆，李甲不由地和姐妹俩调笑起来。

姐姐周凤宝娇笑道：“我听说这片棉花地里有个宝物，小哥可想随我姐妹去看看？”

“什么宝物？”李甲颇为疑惑，于是跟着周家姐妹向棉花地里走去。到了田地深处，周家姐妹却极尽挑逗之能事，最终让三人勾搭成奸……

然而情到深处，妹妹周凤蓉却发现李甲竟然动不了了。随后周凤宝赶忙用手推他、叫他，可他还是一动不动。姐妹俩开始有些着急，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两人将李甲翻过身来一看，只见他面色煞白，一点儿反应也没有。试试他的鼻息和脉搏，李甲分明就是死了。姐妹俩开始害怕了起来。

当时的农民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身体比较虚弱。李甲又是个年轻的童子身，受不了这个刺激，最终因过度亢奋而暴死。笔者认为，李甲或许有一些心脏疾病。

人命关天。两姐妹见大事不好，于是穿好衣服准备弃尸而逃，结果被村民抓个正着。随后，这个村民赶紧飞奔到镇上的警所报警。警员一听，忙不迭地来到现场，仔细观察李甲的全身。法医发现，李甲身上没有伤口，也没有打斗的痕迹。检测米酒，其中也没有毒。法医认为，李甲系兴奋多度，亢奋而死。

这样的案子，真是世间罕有。于是警察们将周氏姐妹五花大绑，押送到宝山县衙。宝山县的知事姓张，原本是清朝的旧官僚。辛亥革命后，他被政府留用，担任知事。自清朝以来，他为官多年，断案无数，然而这种形式的案件却从未听说。

首先在公堂上，张知事询问了这件事的经过。和晚清的县令一样，张知事用惊堂木狠狠地敲击了一下桌面：

“女方犯人，将案犯如实招来，若有半点谎言，定要大刑伺候。”

事实上，晚清修律之时，已经废除了延续多年的严刑逼供。很显然，张知事并未将新法律学熟，仍秉持着前清的话术。

然而张知事的话，可把周家姐妹吓坏了。于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将两人如何将李甲诱骗到棉花地里，如何挑逗，如何行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听得张知事和承审员等一干胥吏听得脸热心跳，这可算是大开眼界了。

案情算是清楚了，但如何判定又成了难题。张知事翻遍了法典，也找不出周氏姐妹所犯何罪。最终他还是断定，因为周家姐妹在野合之前有诱骗行为，因此应该比作强奸罪论处。

对于民国时期的强奸罪，张知事只是一知半解。民国强奸罪的犯罪主体，有且只可能是男性，女性只能是被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因此张知事从一开始，就判错了。

在判决时，张知事认为，两姊妹虽然并非有意害人，但是伤风败俗，又事关人命，因此判决周家姐妹强奸罪。而农夫李甲沉湎于色，不加节制，也有过失，可作为周凤宝、周凤蓉的减等情节。因此，两女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律师解奇案

二女奸一男奇案发生后，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宝山，大家都将此案作为一件奇事讨论，甚至还上了当地的报纸。

在茶馆中，闲人们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地讨论此案。据笔者想象，肯定有很多闲人对李甲表现羡慕。正所谓说者有心，听者无意。闲人们的谈论，竟引起了一个律师的注意，此律师不是别人，正是“五四运动”中的著名“卖国贼”——曹汝霖。

此时的曹汝霖还只是一个律师。早在清末修律之时，便引入了西方的律师制度。清朝年间，曹汝霖奔赴日本攻读法律，毕业于东京政法大学。1912年9月，《中华民国律师章程》颁布，曹汝霖立即申报了律师证，证书编号是民国第一号，而曹汝霖也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律师制度之后第一位本土的执业律师。

曹汝霖接手的第一个案件，就让他一鸣惊人。清末年间，一个名叫张静轩的大太监出宫居住，花了300两白银赎了一个名叫王月贞的妓女。随后，张静轩便将王月贞娶回了家。然而太监结婚，自然是有名无实的，王月贞耐不住寂寞，竟悄悄带着财物逃跑了。不仅如此，她还将一纸诉状递交到法院，要求和张静轩离婚。为此，王月贞请来曹汝霖作为她的辩护律师。

在法庭上，曹汝霖侃侃而谈。他手眼通天，竟调查到张静轩并非自幼入宫。在当太监之前，曾经娶了老婆，而且没有离婚。张太监不顾前妻而另娶，可谓是不义。

另外，晚清修律，已经严令禁止人口买卖。若张静轩要求王月贞归还300两白银的赎身费，无疑于做实了人口买卖。

另外，张静轩与王月贞结婚，意味着家中财产乃为双方共有，所以张太监帮王家偿还债务也于法无据。再有，王月贞所带的财物，都是婚前个人的首饰和用品，如果以此理由不许他们离婚，等于限制了人身自由，和民国法律精神相悖。

曹汝霖满口新词、巧舌如簧，果然说服了所有法官。最终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由此，曹汝霖名声大噪，享誉京城。

1912年末，曹汝霖到吴淞游玩，在一家茶馆里，他听说二女奸一男的奇案。出于律师的职业敏感，曹汝霖仔细询问了案情，最终脱口而出：

“按照《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周氏姐妹怎能判决强奸罪？女性不能作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

茶馆中，有与周家熟悉的人物。于是他赶紧回到宝山，跟周氏族人说明了此事。周家姐妹的父亲一听，心中燃起了希望。于是他赶紧找到曹汝霖，希望他能够为姐妹俩伸冤。曹汝霖也是痛快，立即当场挥毫，为周家代写控诉状一篇，还声明自己绝不要报酬。

在诉状中，曹汝霖认为，两女在与李甲苟合之时，并无强迫行为，乃为你请我愿的通奸行为，当然不负刑事责任。法理上犯罪之成立，应该以犯罪者是否有此犯罪能力为标准，若无犯罪能力，就不能以罪强加于嫌疑人。

今天被告系柔弱少女，并无强迫求奸之能力，也没有害人杀人之胆量。如果李甲不是自愿，俩姐妹如何强求于他？这必定是李甲心甘情愿，贪求无度而丧生，乃是咎由自取，因此是一桩“通奸案”，而不是“强奸案”。

更何况按照《新刑律》，女性不能作为犯罪主体，张知事如何能比拟男子奸杀妇女之条文呢？任意援引比附，为法律所不容，请撤销原判，以伸冤情……

周家人拿到诉状后，如获至宝，于是在千恩万谢之后，将诉状寄往江苏省高等检察院。高院检察长审阅了诉状之后，发现其文采飞扬、法理清晰而详实，绝非一般律师所作。然而对于此事，检察长也不敢定夺，于是便将此事上报给了大理院。

所谓大理院，其实就是最高法院。最终大理院判定：“法律无明文，不为罪。”

据此，江苏高等法院宣布高凤宝、周凤蓉无罪，并将她俩开释。此桩奇案让曹汝霖在上海名声大噪，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三、奇案“案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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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姐妹奇案，奇就奇在还有个案中案。周氏姐妹虽然没有被判罪，但是忌惮于人语汹汹，一时闲居在家不敢出门。邻居有个姓张的，他对姐姐周凤宝觊觎已久，于是不断借故接近，渐通情好，两心倾许，背家人私盟。

然而可惜的是，张氏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反而给他订了一门别姓亲事。虽然张某坚决不从，屡屡抗击父命。但是由于父母之命难违，最终还是同意成亲。

谁知新娘是个有手段之人，新婚夜之后，便将丈夫治得服服帖帖。从此以后，张某对周凤宝日渐疏远，最终不闻不问。

周凤宝因爱生恨，心生报复。于是她让人给张某传话，说咱们相好一场，希望能见最后一面。张某闻此，也觉得心有愧疚。于是两人幽会于周凤宝的闺房，两人重叙旧日之好。谁知情到浓处，周女却拿出一把剪刀，狠狠向张某私处捅去，刺得他血流不止，狼狈逃回自己家中，僵卧于榻上。

张妻见状，吓得魂不附体，于是赶紧问丈夫：“谁人害你？”张某凄然道：“是周凤宝害我，要为我报仇！”于是他让张妻取下沾满血的裤子，赶紧去报官。谁知张妻正准备拿着血裤去报官时，却被自己的婆婆看到。婆婆先去看了看儿子，却发现张某已经气短不能言，奄奄一息。婆婆不知所以，以为儿子被儿媳所害。于是她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将儿媳一刀斩死。两尸横陈于室，血迹遍地。

张氏夫妇相继毙命，让邻居们惊骇万分。就在众人胡乱猜测之时，周凤宝挺身而出，宣告众人：“杀张某的就是我！至于殃及新妇，不是我的本意，请带我去见官吧！”

既然周凤宝自己承认行凶，于是张母立即让人将她绑到宝山县城，投请法庭询问。

审判之时，观者如云，大家都听说周凤宝体貌佳绝，不像是操刀杀人之人。然而在公堂之上，周凤宝却说自己早有赴死之心，一人做事一人当。同时，张母也说自己因误会而杀媳，因此对自己的罪行也供认不讳。

故意杀人罪，无论在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是死刑。最终，周凤宝被判处枪决，她的父母痛心不已。

更令人扼腕的是，她的妹妹周凤蓉也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姐姐死后第二年，周凤蓉和郑姓男子订婚。婚前，媒人说郑氏男子是个美少年。随后，这个美少年和岳父母见了一面，周凤蓉在后面隔帘偷看，发现此男果然是个俊美之人，心里非常满意。

到了结婚之日，新郎乘坐马车来接亲，登堂向岳父母行礼。然而周家父母见到新人却惊呆了，这哪是什么美男子，反而变成了一个双鬓斑白之人，男方用了“掉包计”。那个俊美男子，其实是郑家雇来的一个戏子。

二老见后愤怒不堪，于是和没人交涉。而周凤蓉更是放声大哭，不愿上轿。新郎羞愧无比，如同一只木鸡。由于酒席已经摆了，宾客也请了，如果不完婚，多丢人啊？而且周凤蓉此前吃了官司，名声也不好，能结婚就不错了！

事已至此，二老也非常无奈。如果再闹得满城风雨，周家还怎么做人呢？于是，父母还是令周凤蓉上轿而去。至于周凤蓉后续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总结：

周氏姐妹的几桩官司，说明了新旧时期中国法律实践的不成熟甚至荒诞。许多司法官员，对新法一知半解、胡乱解释，其中冤假错案、荒诞判决自然层出不穷。周氏姐妹非常幸运，她们侥幸遇上了大律师曹汝霖，最终成功脱罪。

然而好景不长，姐姐周凤宝因情杀被处于极刑，妹妹周凤蓉中了掉包计，不得不接受不幸的婚姻。周家姐妹这种过于豪放的性格，在相对饱受的民国社会，所面临的必然是悲剧的命运。曹汝霖能救周氏姐妹一时，又如何能救她们一世？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女人依然不是强奸罪的犯罪主体。除非是极个别的情况，女性不可能被判定强奸罪。根据法无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强奸”男性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构成强奸罪，甚至连猥亵罪都难以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