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地区找公司合同律师推荐，童全康：律师业大发展折射法治进程

童全康在事务所“法”字匾前留影。 (龚哲明摄)

【人物名片】

童全康，2004年至2013年任宁波市律师协会会长，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一级律师，全国优秀律师，中国国际经济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从跨入宁波市对外律师事务所成为第6名律师，到执掌一家执业律师超过200人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从服务开放型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到成为党政“法律智囊”……从业34年来，我见证了宁波律师业与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伴相生、繁荣发展，同时律师业的大发展也折射出宁波依法治市的进程。

事务所第6名律师

1984年，宁波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对外开放的气氛很浓，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纷纷进行改革。当时，宁波唯一的市属律师事务所——宁波市律师事务所被拆分成两家，一家仍用原名，另一家就是专门为对外开放服务的宁波市对外律师事务所。

1985年，我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宁波市对外律师事务所，成了所里的第6名律师。那时候，事务所只有3间办公室，加起来也就五六十平方米，在解放南路63号宁波市电子仪表局内。

开放的大门一打开，外资流入的步伐在加快。我们事务所律师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为三资企业成立提供可行性研究、起草合同章程、参与谈判等，大家忙并快乐着。当时，有一家韩国机械制造企业想在宁波投资，事务所派我这员“小将”参与谈判、提供法律服务。经过多轮项目谈判后，我提出的法律意见书，被宁波市外资局采纳，最后促成了项目顺利在宁波落地。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自豪感。

金融法律服务开拓者

1991年，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企业间相互拖欠的“三角债”，据当时媒体报道规模达3000亿元。

我就是在参与“三角债”清理中跨入金融法律服务领域的，多次与当时的人民银行宁波分行下属融资中心工作人员去象山、宁海，参与清理“三角债”，至今印象深刻。在“催债”行动中，我既说法理，又讲人情，发挥了“老娘舅”作用，最后收获也颇丰。

我先后担任过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宁波机构的法律顾问，参与解决大额存单纠纷、存贷票据纠纷等棘手的案件，还为宁波东海信托公司破产清算等案件提供大量法律服务。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领域的业务面不断拓宽，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服务也走上了“康庄大道”。我开始更多地接触公司证券业务、收购与兼并、国际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劳动人事等特别法律事务。

2005年，郑萍与杨国栋的发现权纠纷案，当时在国内有较大影响，我就是被告杨国栋的代理律师之一。这起诉讼案几经反复，最终浙江省高院驳回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萍起诉，杨国栋的发现权得到维护。这是我向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我在宁波律师界崭露头角，不仅成为宁波市律师协会会长，而且长期担任市委、市政府法律顾问，作为“法律智囊”，我为推进宁波依法治市进程献计出力。

团队专业合作领头雁

2013年，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宁波律师业发展史册的年份。这年年底，“和义”“百铭”“康派”三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合并组建，宁波首个“百人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就此诞生，这是宁波律师业向做大做强迈出的第一步。我就是这艘“巨舰”的“舰长”。

由于宁波的律师事务所规模小、律师少，业务范围比较窄，当时宁波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基本被外来律所中的“强龙”所占领，一些非诉讼业务根本没有本地小律所的用武之地。

增强行业竞争力，收复高端法律服务市场，是我这位“舰长”有作为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要把擅长单打独斗的“万金油”律师，变成一支支团队作战的“特种部队”。

我在事务所里推行专业化团队建设，分别组建了知识产权、资本市场、互联网、家庭财务传承、证券欺诈诉讼、人才资源、刑事等10余支队伍，以团队为突破口，合理配置律师资源，通过供给侧改革，逐步实现律师事务所转型，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需求。我自己则担任大同疑难案件法律服务团队的团长，专门解决疑难杂症，同时积累团队运作的经验。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将继续在宁波律师界砥砺奋进，为推进法治进程尽绵薄之力。

记者龚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