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因案件纠纷委托律师打官司，自然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用。可有这样一个案件，律师辛苦了三年，所代理的案件也终于调解结案了。可委托人却不给律师费了，结果委托人又被自己的代理律师给告了......

案件背景

周某与金龙公司（化名）因股权纠纷一案，欲委托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参与该案的诉讼相关事宜。经协商一致后，与某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该律所指派律师作为周某与金龙公司股权纠纷案件的代理人。

因为周某的案子有些复杂，大概情况就是周某作为原告，向金龙公司主张债权，涉及到股权转让款的价值认定及支付、股权变更登记还有债务抵扣等等问题，而且标的额也确实不小。

因此在代理费用的支付上，双方商定为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以达成一定条件作为代理费支付的前提），具体约定的主要内容为：

1、律师费的计算及支付方式为：在抵扣周某偿还借款200万元及缴纳个人所得税金后（周某对本案纠纷中的第三人负有债务），周某实际收到的款项（如为实物，则按实际价值折算）为740万元以上时，超出700万元的部分，按30%的比例作为律师费支付给该律所。

（该律所自然也考虑到自身的风险，万一周某私下与金龙公司串通，将实际收到的款项控制在律师费的支付条件以下，那律师费不就打水漂了吗，因此又有了以下的约定内容）

2、同时约定，如果周某自行与对方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视同律所完成委托事宜。在自行和解、调解的情形下，律师费用的支付按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1）周某实际收到款项超过740万元时，根据和解、调解协议中确定的金额，超出700万元的部分，其中30%作为律师费支付给金州律所；

（2）如果周某实际收到的款项未超出740万元时，周某一次性向律所支付律师费20万元。

同时约定律师费应当在周某收到款项到账之日起3日内按照上述方式支付，如果逾期未支付律师费用的，则每日按逾期未支付款项的0.3%向律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可以看出，周某与该律所对律师费用的支付方式采用了全风险代理方式，不存在前期基础性费用，完全取决于周某案件的办理结果。同时，双方的约定也是符合法律及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依法有效。

签订了上述委托合同后，该律所便指派律师，依约履行了受托法律服务事项。周某与金龙公司的案件进展了二年多之后，终于有了结果。

周某与金龙公司的纠纷，在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由周某与金龙公司，以及第三人某金属制品公司、第三人毛某达成了调解意见，并由法院作出了《民事调解书》（该程序为再审终审程序）。

调解书中确认，周某自愿将其在金龙公司、第三人金属制品公司中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毛某，股权转让款为350万元，由毛某1向周某完成支付，金龙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周某按调解协议内容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并实际收到了金龙公司支付的3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300万元补偿款，同时抵扣了周某对毛某2负有的债务200万元。

自此，周某与金龙公司之间的股权纠纷便顺利结案，也履行完毕了。但周某并未将该案的履行情况告知律所，也未支付任何律师费。

之后该律所得知周某有意隐瞒变更股权事宜和取得股款的事宜，便向周某发出了《催款函》，催告周某在限定期限前，将20万元律师费支付至律所。

但周某认为按照其与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并不符合支付代理费的条件，故拒绝支付律师费。多次退款无果后，律所将周某起诉至法院。

双方诉辩意见

律所认为，周某与金龙公司的股权纠纷案件，最终是以调解方式结案。在扣除周某借款200万元后，周某实际收到款项为650万，按照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周某应当一次性支付律师费20万元。

同时周某在实际获得上述款项后，未能依约支付律师费，按照约定，还应从逾期日起每日按逾期未支付款项的0.3%支付逾期违约金，暂计为73200元。

之前还是自己的代理人，这下又将自己告上了法院。周某面对如此的身份转换，以及律所近30万的诉求，辩称：

1、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周某只有自行与对方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才视同律所完成了委托事宜，周某才应一次性支付律师顾问费用20万元。

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周某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与金龙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而且该律所也指派律师参与了调解工作，并起草了调解协议的草稿，且最终调解金额与该所律师起草的协议中的金额也是一致的。

因此该调解的达成并非周某与对方自行或私下达成。

2、同时根据《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在抵扣200万元债务后，只有当周某实际最终收到款项在740万元以上时，律所才有权就超过700万元部分的30%主张律师费。

但案件结果为，周某实际仅获得650万元的款项，尚未达到支付律师费的标准，故不应支付律师费。

因此，无论从《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哪种情形来看，周某均不负有支付律师费的义务。

法院审理过程及结果

周某与该律所的争议，经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某是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与金龙公司达成的《民事调解书》，不属于《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自行与对方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情形，且周某最终获得的款项仅为650万，亦未达到支付律师费的金额标准。

而律所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民事调解书》系周某与金龙公司自行达成，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某无需按照《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代理费。驳回了律所的诉讼请求。

律所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起了上诉。其上诉理由中，主要的观点为：

“一审判决认定诉争调解书系法院主持下调解达成，故而认为不属于周某与金龙公司自行达成，并认定周某无需支付律师费，属于认定错数，是对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错误理解。”

并进一步解释称：

“1、律所与委托人周某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约定“自行与对方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视同律所完成了委托事宜”，其目的就是在于防止周某为了逃避律师费的支付义务，而私下偷偷与对方达成调解。

但一审判决并未查明《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时的案件背景、合同目的，认定事实不清，并错误的理解了“自行与对方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含义。

2、“自行”有自动、自己主动之意，若不是双方自动、自愿，即便是法院，也无权强迫周某与金龙公司进行调解，虽然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但也仅仅是作为第三方进行主持见证，具体调解的条件均是双方自行协商达成。

周某与金龙公司达成的650万元的调解金额，应当认定其属于双方私下地、自行达成的结果，应当认定为《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情形。

3、作为律师（律所），不可能与当事人签订一份对自己毫无保障的委托代理合同，更不可能将法院主持下的调解情形，排除在收取律师费的情形之外。双方关于“自行调解”的约定，自然也包括了法院主持调解的情形。

4、退一步讲，律所及其指派的律师，三年来为周某提供了法律服务，而不收取律师费也是脱离实际情况，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逻辑。

周某已实际收到了6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并获得了200万元的债务免除，总体受益已达850万元。应当认定律师费的给付条件已成就，应按约支付20万元律师费。”

而周某对于律所的上诉理由，除了之前的意见以及认可一审法院的观点外，进一步强调：

“其与金龙公司是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属于自行和解、调解；而且调解过程中，该律所指派的律师也全称参与了调解，而且亲自起草了调解协议。据此也可认定，该调解行为，并非自己瞒着律所，私下自行与金龙公司进行的调解。”

结合律所的上诉理由及周某的抗辩，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即为：

“周某与金龙公司等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是否属于《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自行与对方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情形”。

如果是，那么律所有权要求周某支付律师费；如果认为不属于，则律所这三年来的工作，就算是白干了。

二审法院对于本案的观点是这样的：

1、根据一审及二审查明的事实，周某与金龙公司是经过了法院组织了多次调解后，最终在法院的组织和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

律所也认可其在调解书出具之前收到和查阅了最终的调解协议，而且起草协议时律所也指派律师参与其中。故律所上诉称调解条件系周某与对方自行协商达成的，法院只是主持见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至于律所提出的，“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已提供了法律服务，但却未获取任何报酬，严重脱离客观实际，也不符合情理”的主张，法院认为：

因律所在本案中仅以《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第2款主张律师费（即前面争议焦点中周某自行和解、调解的，也视为律所完成了委托事项，有权主张20万的律师费的约定），

但并未以其他事实与理由在本案中主张代理费，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

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律所的主张，不符合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情形为由，驳回律所的全部诉请，并无不当，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最终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了律所的上诉请求。

据此，周某无需向律所支付任何律师代理费用。

结语

仅从法院的认定及法律适用上来看，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既然双方约定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那就按照约定处理。

本案中周某实际获得的款项确实未达到740万，自然不符合约定支付律师费的第一种情形。而至于自行和解、调解的方式，虽然合同中约定了视同律所完成了委托事项，有权主张20万的律师费，但确实在具体约定内容上，存在疏忽。

导致对于法院主持调解并出具《民事调解书》是否属于上述情形，存在不同理解。

但法院最终认为法院主持调解，并不属于周某自行与对方和解、调解的情形，何况律所也指派律师参与了调解过程，律所还真是没话说。

只能怪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有问题。而且除了上述几个理由外，还涉及到一个格式条款的问题。即便存在两种以上的不同解释，那也应该做出对格式条款提供方不利的解释，律所对此，并不占理。

辛辛苦苦忙活了近三年的一个案子，结果却因自己的失误，白干一场，又能怪谁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案例来源：长沙市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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