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咨询师通常是法律、金融、保险或者社工专业,不仅了解遗嘱订立的法律法规,也很熟悉老人的心理想法。图为2022年7月5日,深圳遗嘱库。 (人民视觉/图)
常言道,家丑不外扬,每个遗嘱咨询师,却是很多家庭“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目睹过一个家庭最隐秘的角落,梳理过上下几代人的悲欢,才能帮老人给财产寻找一个稳妥的归处。
“有一个老太太已经立好了遗嘱,有一天她突然过来我们这儿,一下子就哭了,她说阿姨实在没有地方可以哭了,想找个地方待一下。”深圳遗嘱库管委会副主任周思奇无奈地说,老太太家里人为了分财产的事儿,已经闹得不可开交。
近十年来,除公证处、律师事务所可以订立遗嘱外,不少大中城市陆续成立了遗嘱库。遗嘱库的遗嘱咨询师和律师团队普及宣传有关财产继承的法律知识,帮助市民订立、登记和保管遗嘱,有的还能提供继承调解、诉讼出证、代办过户等一整套服务。
以中华遗嘱库为例,《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1)》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已登记保管220119份遗嘱,成立8年多以来,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下降到68.59岁。
“在遗产继承前,人性暴露无遗。”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戴金花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道,随着老龄化加深,会有越来越多老人寻求立遗嘱。2022年9月,国家卫健委相关发言人在发布会上指出,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这些老人将面临家产分配和情感的考虑,何以老有所安?“绝大多数老人都希望能通过遗嘱的形式,为自己也为了家人,做好人生的最后一次选择。”周思奇说。
周思奇从小在北方长大,定居深圳后办过近1000场社区公益遗嘱讲座,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家庭,有一对来自东北的老两口一直让她难以释怀。
这对老人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作原因调动参与深圳建设,受制于当时的条件,老两口把小儿子带来了深圳,大儿子留在东北让长辈照管。
在深打拼多年,老两口有了自己的房产,在深圳扎下根来,深圳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跻身国内一线城市,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富集程度超越了东北。可以想象,他们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大儿子在东北成了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工人,小儿子在深圳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后出国留学,归国后担任公司高管。”周思奇说,老两口找到深圳遗嘱库,希望把深圳的房产全部交给大儿子。由深圳老年协会和公益人士于2016发起成立的深圳遗嘱库,迄今已办理两万余份遗嘱。
一般来说,遗嘱主要涉及财产分配。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财产主要是不动产和存款。遗嘱咨询师需要确定老人意识清楚、有行为能力、有自主立遗嘱的想法,至于老人的分配意愿,他们不会也不能干涉。
老两口立好遗嘱后,又拿一封信来找遗嘱库的工作人员。他们希望,未来某一天,如果孩子们来执行这份遗嘱的时候,同时也能看到这封信。
“我当时害怕这封信会跟遗嘱的内容有冲突,影响遗嘱的效力,所以我征得老人家的同意,我说你要让我先知道里面的内容,如果OK就把信放进去。”周思奇说。
作为遗嘱咨询师,周思奇并非专业遗嘱律师,但她有法学教育背景,对遗嘱可能导致的纠纷非常了解——遗嘱一旦被确认为无效,遗产需要面临重新分配,重新分配时,对于房产继承的份额以及房产的分割,法定继承人之间很容易产生纠纷。
周思奇看过后才得知,原来这是一封老两口写给小儿子和小儿媳的解释信。
信中写道:爸爸妈妈一辈子做了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次就是当年来深圳的时候,选择带着小儿子,从而小儿子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有了一番成就。但是也正因为爸爸妈妈没有选择大哥,造成大哥今天这条路走得有些艰辛。所以爸爸妈妈想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兄弟俩做第二次选择,把爸爸妈妈唯一一套房子留给大哥。
“老人家不希望看到由于当年的选择,导致下一代之间甚至下下一代之间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大,老两口希望孙辈们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自由地打拼,追逐自己的梦想。”周思奇说。
遗嘱看似只是订立的一小步,其实包含着咨询、精神评估、法律分析、宣读录像、见证、保管等很多步骤,遗嘱库会派不同的工作人员服务老人,遗嘱咨询师是最早接触到订立遗嘱的老人,也是最早了解到他们家庭状况的人。
通常情况下,遗嘱咨询师会在办公室接受市民面对面的咨询,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遗嘱咨询师会上门服务,60岁出头的吴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年轻时,吴阿姨是一个口齿伶俐的广播员,家里有很多她的相片,黑白、彩色的都有。退休后,吴阿姨成为社区的文艺骨干,参加各种活动,气质依然出众。
每次,指着照片聊起往事,吴阿姨总是笑得很开心。外人不知道的是,爱笑的吴阿姨已经肠癌晚期。
“你去过造瘘排泄的老人家里吗?吴阿姨身上干干净净,家里一点异味都没有。”博爱遗嘱库执行主任张媛说,这得益于吴阿姨的先生每天精心照顾,给她擦身体,梳头发,有时一起挽着手在林荫下散步。
疾病让吴阿姨动了立遗嘱的念头。她想把名下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罗列清楚,并分配给先生和儿子、女儿。她在写遗嘱时,望着博爱遗嘱库的工作人员说,不知道别的家庭怎么想,但对她来说,有个额外的叮嘱,希望自己走之后,先生可以再找一个伴,“一定要一定要再找一个伴”。
“儿子、女儿长大了,都有自己的生活,我能陪他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希望他在余生有人相伴,冬天冷了有人给他盖盖被子,春天有人跟他一起看看花,秋天有人陪他一起散散步。”吴阿姨一边流眼泪一边说,“不然的话,一个人实在太孤独了,我放心不下他。”
当时,吴阿姨的先生站在门外等候,张媛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得到一声声低低的呜咽。
博爱遗嘱库在江苏,成立六年来订立遗嘱近万份,从项目成立之初,张媛就在这里工作。她清楚知道,来这里订立遗嘱的主要是“20后”到“40后”的老人,耳顺之年的吴阿姨和她老伴都算得上是年轻人。
在中国传统概念里,遗嘱总是与衰老、生死、欲望相勾连,若非一些顾虑或者契机,很多老人都认为现在还不到立下白纸黑字的“那时候”,谈这个为时尚早。
张媛2022年30岁,刚生下孩子不久,仍在哺乳期。因为平时工作中总是与人生暮年的老人打交道,她倍加珍惜和家人的感情。“很多家庭没有纠纷,一生的金钱财产可以顺利地料理安排,但是最难抚慰的还是人心。”
遗嘱咨询师通常是法律、金融、保险或者社工专业,不仅了解遗嘱订立的法律法规,也很熟悉老人的心理想法。耐心和专业是他们的日常,拆解一条条法律规定和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抚慰老人的内心,让他们放下戒备,放下禁忌。
2022年9月30日,近期在中华遗嘱库申办立遗嘱的吴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之前也去律所咨询过遗嘱事宜,可是对方见他只是咨询,服务态度不佳,解答不够清楚,“遗嘱库的咨询师讲解得很详细,说了立遗嘱有好多种方式,各有哪些要求和优点,如何避免继承纠纷等等。我之前什么都不懂,现在能听得很清楚明白”。
每一种遗嘱都有形式要件要求,比如说自书遗嘱要有效成立,在形式上需要符合三方面要求:遗嘱人必须亲笔书写;遗嘱人必须签名;遗嘱人必须注明年、月、日。遗嘱不一定要去律所或者公证处立,但是必须得保证满足形式要件的要求,才具有法律效力。
“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提前将自己的个人财产处分好,也是提前对自己身后事的一个交代,如果方式处理得当,也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方式。”戴金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无论去哪里立遗嘱,都需要符合遗嘱的法定要件,如果不满足遗嘱的有效要件,遗嘱可能被法院判决无效。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实施后,公证遗嘱效力不再优先,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这也意味着遗嘱订立人的选择将更加自由。
谭冬静在广东做了将近两年的中华遗嘱库宣传志愿者,为老人进行遗嘱介绍和基础的咨询服务。她以前的工作是保险代理人,生老病死本就是常常谈论的话题。不过,她认为保险并不能完全帮助到别人,遗嘱能维护亲情、体现关爱和责任,但很多人却不了解遗嘱。
在社区讲座上宣传时,谭冬静经常能看到老人从一开始的无所谓到后来挺直腰杆仔细听案例分析,还做笔记、拍照,讲座结束还要提问,这令她感到自豪。
周思奇也感受到,最近两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基本都是居民提出需求,社区主动邀约他们讲课。“原先在社区办讲座,社区总担心老人忌谈生死、上座率不高,还有社区提出‘遗嘱’讲座能不能换个名字,用隐晦点的‘做好传承’或者‘家庭和谐’行不行?”
很多老人也比较关心各地遗嘱库的收费标准。以中华遗嘱库为例,部分年龄在60周岁以上、符合免费服务范围的老人可以免费订立遗嘱,但家庭财产较多、案情复杂特殊的老人需要支付相应费用,而且遗嘱查询、提取遗嘱原件、遗嘱宣读等服务也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2022年9月19日,广东广州,中华遗嘱库广东服务中心在宣传栏公示其遗嘱服务流程。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图)
中华遗嘱库广东中心主任李欣悦依然记得她做的第一个遗嘱咨询:老人想把身后财产留给儿子,明确不留给儿媳,“那只是一套四十多平的小房子”。
随着越来越多的咨询,她开始渐渐理解老一辈人:年轻人婚恋观,特别是说离婚就离婚的架势确实在瓦解老人的信心。2022年8月,民政部公布《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办理离婚手续283.9万对,接近于当年结婚登记数的四分之一。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1)》的统计数据也反映出老人的普遍忧虑,60岁以上的老人立遗嘱,其中约14%的人是为了隔离子女婚姻风险,约32%的人是为了避免家庭纠纷。
这两年,李欣悦在北京和广州两地都接受过市民的咨询,包括打遗嘱官司的再婚家庭,失独或者丁克的老两口,一生单身不生育的闺蜜,“能来找我们的老人,观念比较先进,有时候叔叔阿姨坐在这里就开始谈‘如果我死后’,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吉利,只是谈起家里的纷争,很多人都会禁不住地流眼泪。”因此,中华遗嘱库的会客厅里总是备有纸巾。
2022年7月,根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遗嘱服务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年)》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遗嘱服务市场规模已达到2.37亿元。随着观念转变和遗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主要靠政府公证部门的服务供给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因而需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遗嘱公共服务的供给。
李欣悦认为,现在老人最担忧的还是将来某一时刻当自己失能失智,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境况,老人的不安全感让她唏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茅倬彦曾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国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的总体数量还会增加。
老人会得到妥帖的照护吗?子女会因为财产分配问题吵得面红耳赤吗?“遗嘱、赡养协议等法律文件可以给予老人信心。”李欣悦说。
面对遗嘱咨询师,老人都不再忌谈生死,将所有的担忧和希冀逐一坦露,他们中有的只想把财产留给儿子孙子、不想留给女儿或儿媳,有的对亲属失望、只想指定忘年交做监护人……各式各样的亲情和纠葛终将凝结成一份份遗嘱。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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