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南山找劳动官司律师出庭收费，深圳南山找劳动官司律师出庭收费多少

2018年9月22日，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南京考区。 （视觉中国/图）

如果你足够留意微信的隐私设置，会发现“个人信息与权限”一栏中，可以选择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按钮下方，曾有一行红色小字，提示关闭一次的有效期是6个月。

现在，这行字已经被删除。也就是说，关闭个性化推荐，会永久关闭。

这个细微的变化，是由一名在校生提起的诉讼推动的。

2021年8月，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大二学生小忆（化名）起诉了腾讯。她认为，对关闭个性化推荐的操作设置有效期，侵犯了她的个人信息权益。诉讼代理人是她的同学张羽翔。两位00后，都是学院的社团互联网法律法援中心成员。

在这个社团，同学们起诉过西湖边的湖滨银泰商城，商场安装的摄像头宣称运用了人脸识别技术，商家可以将人脸信息与消费行为结合分析，精准营销。还起诉过微博，也有人曾试图和网易云音乐打官司。

“挑战大厂”，这在过去是学生们想都没想过的事。他们背后有同一个指导老师郭兵，85后，学校的特聘副教授，主要研究行政法学和数据法学。在媒体上，他有个更出名的标签，“人脸识别第一案”当事人。

象牙塔内的学生，参与诉讼实践，如同坐过山车，从认为“法律能够解决一切”的理想中向下俯冲，经历过一些泄气时刻，开始感受到现实中法律的趣味所在，在谷底，他们试图吸收更多能量，又向高处攀升。

实际上，不少高校法律院系都有类似的法援中心。但由于市场法律服务供应日趋充足等原因，多数处于停滞状态。郭兵和00后学生们的活跃，与其选定的关注领域相关——互联网。

“原告”郭兵

2022年6月，郭兵刚结束了春季学期，上完了宪法和网络安全法课。他向学生们收集课程建议，其中好些条说，可以多讲讲他起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强制使用人脸识别的案例，深入分析其中的法理。

这是郭兵“成名”的开端，一个似乎已经过度曝光的案件。他没想到，学生们还这么感兴趣。

“这其实是个偶然。”郭兵解释。那时，他正在做个人信息侵权研究，发现这类案件大多是由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由个人提起的私益诉讼案例几乎没有。他在2019年提起诉讼，打算做一次亲历式研究。

2021年4月，案件二审判决，郭兵的部分诉讼请求获得满足。许多媒体说他胜诉了，但他觉得“算不上”。围绕这个案子，郭兵前后接受了数十家媒体采访。还有不少外国媒体找来，尽管没受访，但也觉察到，面对新兴技术，全世界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学生们第一次看到郭兵的名字，有人是在新闻里，也有人是在高考试题上。先不论案子在法律层面的价值，一位老师，对一件习以为常的小事产生质疑，并且还真去起诉对方，足够让那些在高考报志愿时选择法学专业，多少怀着“伸张正义”理想的学生佩服的。

选他课的学生，不少出于这样的想法。

2020年下半年，张羽翔升大二，没多想，就选了郭兵的行政诉讼法课。原因很简单，这位老师总出现在新闻上，却还没在学校里碰过面，不知道在现实中到底是什么样。

不过，郭兵最大的粉丝并不来自本校。

扬州大学法学生殷浩涵，在课上听老师提起彼时刚立案的人脸识别案。那时全国人大还未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计划，如何界定与个人信息相关的侵权行为，法律还不明确。在殷浩涵看来，郭兵迈出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步，“太勇敢了”。

殷浩涵也决定迈出这一步。那时，他老家的小区也正好装上了“刷脸”门禁，并且是唯一的进出方式。

他去找物业，询问是否有政策规定，如何保护业主信息。没得到确切回应，他和家人进出小区，每次都和保安理论，并要求保安打开门禁。又过了几个月，“刷脸”取消了。

到了大二，殷浩涵注意到学校与浙理工有交换项目，可以互认学分，抱着“追星”的心态，他申请到杭州交换一学期。

郭兵的行政诉讼课没让殷浩涵失望，一周讲授理论，一周让学生分析案例的模式。

“假如你是郭兵，你会怎么做？”提起这门课，一名学生很快想起来老师上课的金句。郭兵有时会以自己发起的行政诉讼为案例，一提出这个问题，总会引发学生们爆笑。

殷浩涵、张羽翔和另两位同学组成了课程小组。他们认领的一个案例，是黑龙江一名网约车司机认为平台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投诉后没收到回应，他起诉当地监管部门，被法院驳回。

查找资料时，小组成员找到了司机的社交账号，他仍在微博发声。殷浩涵联系上对方，课后，他问郭兵，是否还有给这名司机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

大二的学生正到了摩拳擦掌，准备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大干一场的时候。这让郭兵萌生了在校内建立互联网法律法援中心的念头。

再者，人脸识别案之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找来，向郭兵咨询和互联网侵权相关的案件，也有人会发来线索。这些咨询，靠他一人无法全部应对。

副教授和00后们的法学实践，从殷浩涵和张羽翔的课程小组开始了。

实践为何越来越少

法援中心的“开门生意”，是一件网购纠纷。

殷浩涵的室友小张是一名B站UP主，为了拍摄视频，他在京东花799元买了台手机稳定器，又加购了“全保换新”服务，承诺3年内免费换新。但稳定器损坏后，他申请换新，客服要求他支付600多元折旧费。

张羽翔作为小张的代理人和客服沟通，得知是“换新”服务的条款变了。小张3年前购买时，“换新”指的是免费更换零部件，后来则变成了支付折旧费后整机换新。

幸运的是，张羽翔通过“百度快照”功能，找到了3年前的条款内容，以此解决了这场纠纷。

张羽翔和队友向法援中心成员分享这个“胜利”经过。

分享会上，郭兵提出了其中不足：受援人委托张羽翔作为代理人和客服沟通，代理一事只是口头约定，经不起推敲；证据只通过截图保存，后续如果需要通过诉讼解决，很容易被对方否定。如何确认截图的合法性、真实性？截图时手机数据被篡改怎么办？

张羽翔被问住了。在他看来，能截上图，已经“万事大吉”。

后来，郭兵带着张羽翔和殷浩涵去了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让公证员演示了通过公证类软件录屏取证的步骤：

打开手机自带浏览器，搜索北京时间；

WiFi和VPN都要关闭，营造“清洁环境”；

打开应用商店搜索需取证的App，查看运营商信息；

……

取证完毕后，再次用自带浏览器搜索北京时间。

这是张羽翔梳理的电子取证流程中的一些步骤。之所以需要录下这些操作，是为了确保证据的取得具有唯一性，不可能经过篡改；也要确保手机没有被黑客攻击。

取证，往往是互联网领域案件中最关键的。证据一旦被删除，诉讼也就无从开始。

但如何取证，民事诉讼法课程里的答案是，要满足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而在实际诉讼中，如何让对方认可，“书上没有答案”。

法政学院院长王健感慨，在他上学的年代，大四没了课，法学生们在律所一待就是半年。现实却是，本科阶段的学生，实践机会越来越少。学生在大一、大二法学知识还不足，即便去法院、检察院和律所实习，往往都是做些文书整理工作，很难接触到办理案件的过程。

到了高年级，又得准备法考，还有不少人考研、考公，能完成学校硬性规定的1个月实习任务就不错了——1个月，刚熟悉环境，就要离开。

法学生的考公、考研比例高，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本科就业难度高，但同时却是考公最热门专业之一。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发布的《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法学连续5年被评为本科就业红牌专业。

郭兵解释，法学专业特殊性在于，只有通过了法考，才有资格在法律领域工作。2018年法考改革后，学生在低年级没有报名资格，只有大四一次考试机会，一旦通不过，就业范围又进一步缩窄。

如今，张羽翔和殷浩涵考研，小组另两名组员则在准备考公，她们拒绝了采访，原因或许正是担心可能会对考公产生未知的影响。

郭兵建立法援中心的想法，正解决了王健犯愁的“学生实践少”的难题。

有意思的是，在这所理工类高校，法学专业在2021年的录取分数线仅次于实验班。关于这个问题，王健也没有答案。

挑战大厂的成本

2021年10月31日，微信版本更新，小忆发现，那行提示6个月后到期的红色小字消失了。

那时，小忆起诉腾讯的诉讼已立案2个多月。小忆把这个发现发到办案小组群里，“记得录屏存证”，组员赶紧提醒。张羽翔则查看了其他手机平台是否也都有了更新。

回到宿舍，这个沉稳、腼腆的男生忍不住向室友吹起牛来，“我们战胜了腾讯”。

不过，核心诉求已被满足，小忆最终选择了撤诉。

推动微信功能的改善，在这之前，是张羽翔想都不敢想的事。而法援中心成立一年多，他已经积攒了不少和大企业对垒的经历。

他最近的一个对垒对象是杭州湖滨银泰商城。2022年6月10日，张羽翔作为公民代理，参与了法援中心成员起诉后者侵犯个人信息权益案的第三次一审开庭。

案件的线索是郭兵的一位朋友提供的。这位朋友注意到，百度AI开放平台的官方主页上，介绍了湖滨银泰商城的摄像头应用了百度人脸识别技术，消费者一到店，就会被自动抓拍并注册为会员，商家将人脸信息和消费行为结合分析，进行精准营销。

第一次开庭是在2021年12月21日。张羽翔和郭兵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身着正装，作为代理人线上出庭。两人并排坐着，开着手机摄像头，屏幕上几个小框里，有法官和陪审员，还有湖滨银泰、摄像头生产厂家的代理律师。庭审中，郭兵作主要发言，张羽翔做了些简单补充。

到了第二次庭审，赶上和上课冲突，郭兵在开庭5分钟后就“下线”了。举证质证、法庭辩论，都是张羽翔一个人完成。

张羽翔以前也参加过学校的“模拟法庭”，但那完全不同，“模拟法庭”更倾向于表演性，原告被告、双方代理人和法官都有剧本，上场前还会提前演练。

现在，张羽翔有更大的野心。“还蛮想自己独立去开庭的”，他笑了笑，“和老师一起开庭，还是有一种依赖感”。

在郭兵看来，他和学生的关系也是相互扶持。如果没有法援中心，这条湖滨银泰的线索，或许只会是课上的分析教学案例。

知网案也源自一次偶然：郭兵投稿参与一个学术论坛时，被要求同时提交论文查重报告。他这才了解到，知网多年来一直没有向个人开放查重服务。

“请感兴趣的同学为我提供法律援助。”事发当晚，郭兵就在法援中心群里召集人马。在他看来，要不是为了让学生们有一个实践案例，自己很可能几天后冷静下来，就会觉得为了这么点事维权不值当——作为高校教师，他可以申请让校图书馆代为查重，费用30元。

2022年6月12日，知网宣布向个人用户提供查重服务。

都是“这么点事”。在郭兵看来，这类案件维权成本高，也几乎得不到什么实在的好处，个人提起维权不可能成为常态。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和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有关的案件，大多由律师或法学学者提起诉讼。

这又恰恰是适合法学生提起的诉讼。

事实上，不少法律院校早有援助中心，但重心主要在传统的法律纠纷。类似征地拆迁等纠纷，对学生来说，错综复杂的关系难以厘清，介入难度大，久而久之，便会失去热情。也有学校援助中心只提供咨询，并不介入实际案件的解决。

而互联网领域发生的侵权行为，在郭兵看来，法律规制还不完善，有更大可供探讨的空间。另外，这类案子虽然对个体影响不大，但影响面广，具有公益属性。

但办起来依然繁琐，这也“劝退”了不少人。中心刚成立时，有三四十人加入，而参与到实际案件办理中的，张羽翔估计，大约10人。

打破“理想幻象”

相比起书本上的理想主义光环，实际处理案件，让学生们澎湃的热血时刻并不多。大多数时候，这些年轻人都要面对比书上的法条更复杂的现实，漫长的拉锯总是磨蚀理想的利器。

殷浩涵感触最深的，是帮助一位豆瓣网友起诉网暴者。

一次，他在豆瓣首页注意到一则求助帖，当事人称自己被一名微博网友辱骂、造谣，有几位怀疑对象，但由于无法确认昵称背后的真实身份，警方也无法受理。

殷浩涵留言说，自己可以无偿提供帮助。

要起诉这名网暴者，先得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微博，得到用户信息后，再据此起诉对方。流程听起来简单、清晰，但诉讼直到立案半年后才通知开庭，2022年2月，开庭前，微博要求调解，提供了用户的手机号信息。

有了手机号，如何关联到使用者？殷浩涵困住了。

六个多月过去，进度条还没过半。当事人决定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殷浩涵有些泄气，他发了条朋友圈，“网络侵权中侵权人是老大，追究侵权责任需要被侵权人克服重重艰险，荒谬至极”。

郭兵留言，“纸上的法条到法律实践中会大变样，只有多接触实践才能更好地理解法条”。

在多名法援中心成员看来，诉讼程序中最困难的，是立案环节。

例如起诉腾讯的案件，团队有3名成员在家乡法院递交了立案材料。前两位都被当地法院告知，这个案件属于合同纠纷，不算个人信息纠纷。两类不同案由，对管辖法院的规定有所不同，如果是合同纠纷，就需要到合同中约定的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腾讯所在地，深圳南山区法院。

第三名成员是小忆，她去上海金山区法院提交了材料，得到了相同的答复。在郭兵的建议下，她又通过线上立案，最终得以立案。光立案，就耗费了一个多月。

种种挫折会让00后们变消沉吗？“不会。”郭兵的答复很干脆。

他自己的学术之路，就受益于读研期间参与的一场调研。2010年开始，他跟着导师，加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发起的政府信息公开观察项目。

他被分配到临近的江苏、上海，观察政府部门对那些明确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到底以什么方式公开，也主动向政府部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

也有地方政府并不在乎条例中对公开事项的规定。他的有些申请石沉大海；有些申请即便得到回复，也远超半个月内回复的期限。那时互联网远没那么普及，有时甚至找不到某个部门的联系方式。

在郭兵看来，实践能打破书本上的法律给学生们建造的幻象，“制度的规定往往是一种理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感受到法律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12年后，同样的感受落到了他的学生们身上。

殷浩涵回忆起来，大一那会儿刚学了些法学知识，会觉得法律是万能的，自己好像什么都会了。经历过一些“泄气”的时刻，他变得更理性，“法治可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但肯定是比较好的制度”。

张羽翔喜欢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参与了几次诉讼，他积攒下一些经验。比如，尽量在线上向法院申请立案。因为线上申请，立案请求被驳回时会留下记录，有了这个记录，就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线下申请，很可能遇到的情况是，即便无法立案，法院也不会开具不受理案件的证明——这是书本上不会提及的“潜规则”。

实践也在反哺研究。张羽翔刚完成的学年论文就和湖滨银泰案有关，探讨公共场合下监控图像采集的侵权可能。他也计划研究生阶段继续在这方面深入，打算报考智能法学专业，一个跨越人工智能和法学的新的交叉学科。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