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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瑞安

曾泽生，高小毕业后入伍，云南讲武堂受过训练。国共合作时期，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抗战时期，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南昌战役等。解放战争中，面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和战场上的接连失利，曾泽生最终选择了起义，并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强烈要求率部入朝参战，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获得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一、曾泽生在授课中，严厉痛斥蒋介石及军阀的反动与罪恶

1902年10月，曾泽生生于云南省昭通永善县大兴乡驿马沟一个地主家庭，不幸的是，不到两岁父亲就病逝了。从此，孤儿寡母常遭受族人和地方恶霸的无端欺凌。受家庭条件限制，曾泽生仅读了一年私塾，母亲便让他退学了，后在舅舅的反复劝说下，母亲才勉强同意他到昭通读小学。1920年，高小毕业后，曾泽生入省立中学读书，随着知识的增多和眼界的扩大，引发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1924年1月，曾泽生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但校方肆意贪污腐败，克扣学生津贴的丑行激怒了曾泽生，他联合两位同学决定实施“暴动”，以迫使校方把津贴发放给学生，得到其他学生的响应。在强大的压力下，校方被迫将津贴如数发放给学生。

这一时期，曾泽生听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全国招收“有革命志向”的青年，便带着无限憧憬来到广州。1925年5月，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并担任区队长。在校期间，曾泽生刻苦训练，不仅熟练掌握了射击、战术、地形、筑城等军事科目，而且认真学习了《三民主义浅论》《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课程。这一时期，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革命者无不激情澎湃，黄埔军校经常举行演讲会，演讲者有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廖仲恺、蒋介石、胡汉民等风云人物，他们纵谈国内外形势，号召大家用革命手段完成国家独立。这些演讲使曾泽生深受启发，他萌发了“以身许国”和“救国救民”的理想追求，决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925年底，曾泽生担任教导师第3团一个连的连长。但旧军队中存在的贪腐及殴打压榨士兵的恶劣风气仍然存在，这引起了曾泽生的不满，干了不足一年，他即辞职回到黄埔军校任区队长。北伐战争时，曾泽生留守广州，负责黄埔军校的学员培训工作。1927年初，曾泽生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5师军官队少校队长。然而正当他大展宏图时，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的暴行和国民党军内存在的大量贪腐行为使曾泽生倍感失望，他心里苦闷不已，遂于1928年4月，与同为黄埔四期的同乡潘朔端相约辞职，辗转到上海，在一家汽车学校谋职。

龙云主政云南后，为加强滇军建设，特派卢浚泉赴南京、上海搜罗本省才俊。卢浚泉与曾泽生是同乡，他们在云南讲武堂和黄埔军校时就是好友，在上海见面后，曾泽生讲述了这几年的境遇，表达了对军队中存在克扣军饷、虐待士兵和危害国家等行为的不满，希望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为国为民服务的武装力量，获得了卢浚泉的认可。在卢浚泉的争取下，曾泽生与潘朔端一同回到云南，参与了云南陆军“军官候补生队”的筹办工作。军官候补生队设在云南讲武堂旧址，招收的条件很严格，要求具有中学学历、身体健康且必须“有志于革命”，消息传开，不少热血男儿纷纷报名，经过严格挑选，共招收了1000余名，编为1个大队6个中队，后来又招了1个女生队。卢浚泉担任大队长，曾泽生任大队副，潘朔端任中队长。在举办军官候补队时，曾泽生采用了黄埔军校的办学方法和课程设置，除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外，特别注重对学员的思想教育，比如开饭前先唱革命歌曲，跑操时高呼革命口号，还办了《新武力》队刊，刊载宣传革命的文章，提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义，发扬革命精神”等进步口号。曾泽生嫉恶如仇，在授课中，“严厉痛斥蒋介石及军阀的反动与罪恶”。这触及了国民党政府的“痛处”，蒋介石闻知，暴跳如雷，立即派王柏龄赴昆明查办。到昆明后，王柏龄很快将军官候补生队解散，并对大队军官、学员集中“洗脑”，要求他们对国民党中央表“忠心”，同时，扣押卢浚泉、曾泽生。在龙云、卢汉的保护下，曾泽生被羁押数月后，调任卢汉的第98师参谋。

为巩固云南统治，龙云迫切需要加强军事力量。1930年2月，他将军官候补生队中军政兼优者聚拢起来，组成第98师军士队，由曾泽生担任队长，对他们继续实施军事教育和训练。曾泽生在对学员实施军事技术训练外，仍以“铲除贪污恶习，做一个正大光明的军人为宗旨”，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第98师任连排长，逐渐成为卢汉军事系统的骨干力量，也使得曾泽生在滇军中声名鹊起，奠定了曾泽生在滇军中的地位。1931年，曾泽生担任滇军第3旅第3团营长，驻地在滇南。恰逢当地匪患泛滥，曾泽生率部进山剿匪，收缴9000多条枪支。驻守期间，他治军甚严，要求部队“不扰民，不害民”，使当地治安状况获得很大好转。

二、抗战爆发后，曾泽生率部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远在西南边陲的曾泽生对日本侵略者极为愤恨，强烈要求出兵抗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巨大声浪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滇军积极响应，9月，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60军，卢汉任军长，下辖3个师，曾泽生被任命为第184师第1085团团长，经过准备后，10月初，曾泽生率部奔赴抗战前线。

◆第60军奔赴台儿庄参加徐州会战。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期间，为减轻徐州正面压力，第60军奉命驰援徐州。22日，曾泽生率第1085团抵达台儿庄赵墩车站，随第60军进入阵地，作为二线部队待命出击。由于一线的于学忠部和汤恩伯部与日军交战，一触即溃，日军乘胜而入，第60军立即暴露在日军面前。23日黎明，曾泽生率部进驻李庄，在防御工事尚未构筑成功的情况下，日军即凭借优势火力发起猛烈进攻，曾泽生部伤亡惨重，部队难以支撑。危机关头，曾泽生身先士卒，拿起机枪，冲向一线，同时大声呼喊“不要怕，不能退”，部队士气大振，与日军展开激烈搏杀，将敌击退。28日，曾泽生率部进占禹王山，并立即指挥部队构筑工事。禹王山是台儿庄地区的制高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4月30日，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禹王山发起疯狂进攻。为阻止日军前进，第60军的炮火也猛烈地向日军发射。炮击过后，曾泽生率部如猛虎下山般对敌迎头痛击，远处用机枪打，近了就投掷手榴弹，最后进行近身肉搏，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5月5日晚，日军趁雨夜对第1085团实施偷袭，正在旅部开会的曾泽生得知后，立即赶往阵地。看到战士伤亡惨重，曾泽生怒不可遏，抓起一挺机枪，大喝道“给我冲”，看到团长冲锋在前，官兵深受鼓舞，潮水般向日军冲去。日军被滇军的气势吓呆了，力不能支，遂溃败逃离。后日军又发起了几次进攻，第60军拼死不退，日军虽付出重大人员伤亡，却始终无法突破禹王山、台儿庄一线。滇军的坚守，成功掩护了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的有序撤退。日军对第60军的英勇作战心存敬畏，连连哀叹说：“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8月，第60军驻防在湖北阳新县附近，遂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曾泽生团负责防守白门楼、上下大郁、黄连洞、石梯寺一带。受领任务后，曾泽生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析，感到任务很艰巨。正面之敌是个齐装满员的常备师团，而第60军兵员严重不足，能参加战斗的不超过1个师的兵力。对第60军而言，唯一可以倚仗的就是地形，军队驻地山谷纵横，日军的机械化装备无法施展，而第60军可以充分发挥山地作战的优势。曾泽生带领部队依托地形建造了各种掩体，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26日，近800名日军向龙口头发起猛攻，日军火炮精良，一轮炮击后，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为避敌火力，曾泽生下令部队退守明贞发。但日军紧咬着不放，27日，敌兵分数路猛攻明贞发。曾泽生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恼羞成怒，卑鄙地使用窒息及催泪毒气弹攻击白门楼，由于缺乏防毒装备，守军几乎全部阵亡。曾泽生怒火中烧，拿起枪要冲向敌阵，被手下一把抱住。冷静之后，他急忙让战士们捂上湿毛巾，同时，请求军部调拨防毒面具。28日傍晚，日军悄悄逼近团部，企图偷袭，曾泽生把预备队调来，待日军距离团部只有30米时，下令“开火”，一霎时，日军成片倒下，残余日军仓促逃离。曾泽生令部队急追，预备队官兵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不到半个小时，全歼偷袭日军。9月30日，日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向石梯寺发起进攻，遭到守军顽强阻击，日军再次使用毒气，曾泽生部损失惨重，只得撤出前沿阵地。武汉保卫战期间，第60军在广阔的战场空间，充分发挥山地战优长，予敌以重创，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士气。

1939年2月，日军进犯南昌，曾泽生率部赶往江西奉新、高安，负责守卫鸦鸠岭的米峰山、凤凰山。月底，日军调集重兵向曾泽生部发起进攻，一度进至团指挥所，危急时刻，部属劝曾泽生把指挥所后撤，曾泽生断然拒绝，经过激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击毙日军联队长铃木效，毙俘日军400余人。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企图借道越南，向云南进攻。为增强这一方向的防御力量，12月，龙云急令第60军第182、第184师奔赴中越边境。1942年，曾泽生升任第182师师长。1945年7月，随着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曾泽生多次指挥部队向越南北部的日军发起进攻，把日军赶出了越南据点。日本宣布投降后，9月，曾泽生率部进入越南，并在土伦主持了该区的受降工作。然而，为控制云南，10月3日，蒋介石在昆明发动政变，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委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鉴于曾泽生在滇军中的影响力，卢汉任命他为第60军中将军长，辖第182、第184师和暂编第21师。卢汉回云南前，曾对曾泽生说：“我回云南后，省主席位子坐得稳不稳，就靠你们了。你们一定要设法保存实力，提防蒋介石瓦解滇军。”曾泽生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这一时期，蒋介石竭力拉拢曾泽生，希望他率滇军赶赴东北去打内战。曾泽生认为八年抗战已使老百姓困苦不堪，人民渴望和平，士兵也很厌战，但他缺乏追求光明出路的勇气，不敢同蒋介石决裂。1946年4月，第60军乘美国军舰由越南开往东北。

三、内外交困的局面，迫使曾泽生在长春宣布起义

由于滇军非蒋介石嫡系，他做梦都想让滇军成为内战炮灰，所以，滇军刚到东北，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就把滇军分散使用，将第60军3个师分别归新1军、东北长官部和新6军指挥，曾泽生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1946年5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向驻扎在鞍山和海城的第60军第184师发起进攻，敌第551团被歼灭，敌第552团被东北民主联军重兵围困在海城，师长潘朔端急向杜聿明求援，但蒋介石却令新1军休息3天之后再去增援。直到阵地已被突破，还没有见到援军的影子，潘朔端心急如焚。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对第184师进行劝降，走投无路之下，5月29日，第184师宣布“反内战起义”。海城起义给曾泽生的内心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他更真实地看清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但对蒋介石仍心存幻想，特别是东北民主联军实施了“大踏步后退，主动撤离大城市”战略后，曾泽生更加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军队仍有力量稳定住东北局势，便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甚至为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主动加大部队整训。但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的夏季攻势，把曾泽生从迷梦中打醒了，几经交手，第60军大部被歼，余部退至吉林市后，处处受气，此时的第60军进退失据，失败情绪蔓延。

鉴于滇军的光荣历史，中共中央把争取滇军作为一项政策确定下来，专门派刘浩、陈方等做这方面工作。他们到达东北后，立即与隐蔽在滇军中的党员建立联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他们在滇军中发展新党员，团结进步官兵，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针对第60军接连战败，士气低落的情况，加大宣传反内战思想，以瓦解敌人军心士气；向东北民主联军传送情报信息；对第60军重要将领进行争取。但此时的曾泽生仍看不清蒋军必败的趋势，在反蒋起义或继续追随问题上，犹豫徘徊。

◆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部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受到夹道欢迎。

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包围四平，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令曾泽生炸掉小丰满电站，然后向长春突围。曾泽生对卫立煌这一命令，公开场合，未置可否，私下里却对身边人说，他绝不做炸黄河花园口那样的千古罪人。11日，第60军到达长春，与新编第7军合编为第1兵团，第60军负责守卫中山路以东及郊区。但此时的东北，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主力及地方部队已达100多万，而国民党军人数降至50余万，且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锦州、沈阳、长春三座孤城。鉴于长春是东北境内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即准备攻占长春。6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军区对长春实施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战术，待敌弹尽粮绝，再一举拿下长春。在长期围困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多达1.35万国民党守军逃出城外投诚。此时，很多国民党军官也为中共政策所吸引，纷纷劝告曾泽生起义投诚，加上，共产党和解放军大力宣传和争取，曾泽生幡然醒悟，认识到“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为全长春的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他毅然接受中共的主张，起义投诚。一切准备就绪后，曾泽生将亲笔信派人交给围城部队，信中表示：决心发动反蒋起义，把第60军交给共产党，提出部队改编时，不要把部队分得太散；部队起义后，解放军要一视同仁，如果有人不愿留在部队，解放军应给予特殊关照；部队可以接受改编，但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不应更换等，东北野战军欣然接受这些条件。10月17日，第60军在长春前线起义。

第60军的起义，极大动摇了国民党军的抵抗决心，迫使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兵团向解放军投诚，使长春得以和平解放，也使得蒋介石撤退长春、镇守沈阳，全力增援锦州的计划泡汤了，加速了辽沈战役，乃至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第60军起义后，在九台进行了3个月的思想改造。在改造中，曾泽生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在部队深入进行了形势和政策教育。改造完毕后，1949年1月，中央军委将第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下辖第148、第149、第150师，曾泽生任军长。在这期间，曾泽生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上级送他到丹东五龙背温泉疗养，他一边疗养治病，一边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书籍，政治观、世界观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发生了深刻变化。5月，第50军改编完成，接到入关命令，曾泽生星夜赶回九台，发表了动员讲话，提出在党的领导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要求官兵严格遵守纪律。7月，部队到达河南商丘。11月，曾泽生率部参加了鄂西战役，密切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宋希濂部第79军7000余人，受到第四野战军两次通报嘉奖。当月下旬，第50军拨归第二野战军指挥，全军历尽艰险，跋山涉水，参加了大西南围歼战和成都战役，解放了石柱、大竹、渠县、营山、蓬安等地方，受到上级表彰。

四、曾泽生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获得毛泽东和彭德怀的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曾泽生以蓬勃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公然武装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为维护领土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曾泽生强烈要求率部入朝参战，中央军委考虑再三，同意了这一请求。10月25日，第50军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随之投入到第一次战役中。第50军主动钳制敌人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利用手中的劣势装备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展开了殊死较量，给敌以极大杀伤。第二次战役，第50军主力进至定州地区集结待命。11月24日，麦克阿瑟狂妄叫嚣“打到鸭绿江，回去过圣诞节”，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待美军进入定州、香积山、妙香山等地区时，一声令下，志愿军6个军同时开火，第50军以一部截断泰川、博川公路阻敌增援，以一部进攻定州，以一部夺取纳清亭，阻敌东逃。12月中旬，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制定的作战计划，曾泽生召开第50军主要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对战前思想、物资准备，特别是针对寒冷天气采取的防冻措施作了部署。第三次战役打响后，1951年元旦，第149师强渡临津江，迅速突破南朝鲜军第1师防线。紧接着，攻占文山以东的栗谷里、文平里、黄发里地区，与美军第25师掩护部队遭遇，展开激战，歼敌一部。3日，在高阳，以迅猛速度切断英军第29旅退路，经过激战，毙敌300余人，俘敌340余人，摧毁敌装甲装备50多辆，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敌重装部队的光辉战例。

美军不甘心失败，趁中朝军队疲惫之机，调集23万重兵再次发起进攻，妄图将中朝军队挤压至“三八线”以北地区，第四次战役打响。第50军负责汉江以南约40公里地段的防御任务，这是敌人的主攻方向。面对兵力装备上的不利，曾泽生令防守在各个山头的指战员昼夜不停地构筑防御工事。当近5万敌军向据守在白云山前兄弟峰、东云里阵地的第447团发起进攻时，全体指战员临危不惧，凭借简陋装备同敌激战十一天，歼敌1400余人，力保白云山主峰不失。2月7日，按照统一部署，第50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3月初，敌人向汉江北岸发起大规模进攻，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50军对敌实施运动战，边打边撤至“三八线”以北，打破了美军的围歼计划，胜利完成了第四次战役的任务。此战，第50军立下了赫赫战功，书写了志愿军用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光辉篇章。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以志愿军总部名义通令表彰第50军，见到曾泽生时，彭德怀连声说：50军打得好，你指挥得好啊，我要给你补兵，优先给你们50军换新装备。4月，曾泽生回国休整，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他们谈笑风生，纵论古今中外，后来毛泽东询问他在朝鲜战场的情况，曾泽生一一作了汇报。

◆1951年3月，曾泽生（中排右二）与志愿军第50军部分军师领导在兴国寺合影。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1955年4月，曾泽生率部回国，驻扎在丹东。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曾泽生团结党委班子，严格执行军事训练和国防施工任务，对军队进行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5月，毛泽东再次接见了曾泽生，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在朝鲜战场上打得不错啊！曾泽生激动地说：谢谢主席夸奖！毛泽东接着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败了全副武装的“联合国军”，因为我们打的是正义战争，美国打的是侵略战争，他们不得民心。毛泽东接着谈到，今后我们的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同时加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毛泽东的话让曾泽生深受教育，他趁机向毛泽东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听了他的请求后，微笑着说：“这些年你的进步很快，觉悟很高，但依我看，还是留在党外的好！”毛泽东的话让曾泽生很困惑，连忙说：“主席，为啥呢？”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就目前情况看，你留在党外的作用更大。现在，蒋介石在台湾拼命攻击我们新中国，世界上敌视我们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大肆诽谤我们。如果你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向台湾、向全世界宣传介绍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面貌，可以使台湾故旧了解我们，促使他们站到祖国统一方面来。我看，你暂时不入党比入党的作用更大。为了祖国统一的利益，你再等一段时间，怎么样？”（聚生、张冰：《毛泽东与国民党人交往录》，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毛泽东的话让曾泽生茅塞顿开，于是，他愉快接受了这一建议。此后，曾泽生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同在台湾的故交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政策，对发展两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泽生生活上极为节俭，自我要求非常严格，同时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他热情响应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将自己在北京的原有住宅上交给了国家，还将珍藏多年的宫廷藏画献给了国家。

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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