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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西乡，距离南山科技园12公里左右，乘坐1号线大约10个站路程。作为深圳最早的工厂聚集地，这里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工业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西乡片区常住人口超过85万。在南山上班的白领，附近工厂的工人，做生意的商贩，以及本地人，组成了形色百态、生机勃勃的市井群像。

律师包颖琦在2019年到2021年，被派驻到西乡街道的社区做法律顾问，这是深圳司法部门，近年来大力推进“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里，包颖琦接待过年关讨薪的建筑工，因继承纠纷持刀追杀亲属的本地人，婚姻问题重重的打工家庭……不同的矛盾纠纷背后，也折射出重男轻女等社会观念。他们的生活状态，让包颖琦看到了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另外一层色彩。

以下为包颖琦的自述：

2019年到2021年，我在宝安西乡街道做了两年的法律顾问。两年里我前后待过两个社区，都属于城中村。我先生当时和我在同一个律师团队，被派到西乡街道另外一个社区，那里以高档住宅为主，住了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等白领人群。

三个社区虽然同属一个街道，可人群结构不同，我们俩在不同社区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我印象中，离婚、农民工讨薪、继承 、长租公寓暴雷引发的租赁纠纷，在这片区域相对比较集中。

本地村民中，温饱家庭的家产之争

第一个社区以城中村本地人为主，来咨询的有很多是继承问题。来我这儿咨询继承的本地家庭，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家里有多少套房产多少栋楼，这些人经济水平都非常一般。真正有钱的那些村民，遇上继承纠纷，估计会直接请商业律师。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老太太，她丈夫去世了，留下了一间板材搭建的小房子。俩人是半路夫妻，丈夫前面的儿子，为了争这间小板房，拿着刀追着继母跑。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改嫁带过来的，这个继子根本不把母女俩放在眼里。

这个房子没有产权证。到这边做法律顾问以后，我才知道，城中村里，很多房子都是这种情况，户主没有任何的产权证明，只有股份公司开的一张纸质证明，因为地皮属于股份公司。

这张纸除了股份公司，谁也不会认，这种情况通过法律途径，你很难帮他解决。而且本地村民的习惯，就是有什么事找股份公司董事长，大家同宗同族，董事长在村里有一定的威信。相比较之下，他们没有那么信任律师，我也不是广东人，沟通起来语言上也有隔阂。因此，村里面的大部分继承纠纷，我们法律顾问都是和股份公司一起来做调解。

还有一个继承的纠纷，是个八兄妹的大家族。就是社区调解员，我这个社区法律顾问， 股份公司董事长和工作人员，跟这个家族里的成员坐在一起调解的。

这家的老父亲去世了，他有个小房子，算是最主要的遗产。老父亲生前没有留下有效遗嘱， 三个儿子在继承权上起了纠纷。

来到我们这边协调财产分配的只有三个儿子，在座的人当中，除了我全是客家人。整个调解过程大家都在讲客家话，我要靠旁边的人翻译才能听懂。最后在场的人协调的结果就是，三个儿子均分父亲的房产。

包颖琦(右一)在社区普法.（本人供图）

站在律师和女性的角度，我认为家里的五个女儿，和三兄弟有同等的继承权。可这家的女儿，没有一个出席这场协调会，我不清楚她们的真实态度，是不是她们已经默认，父亲的遗产不属于她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分配方式，我也不可能跳出来，为没有来的女性说话。

被漠视的女儿

在这边社区遇到的很多问题，你能从中发现，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居民中仍然普遍，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源头。

我先生调解过一个赡养纠纷。老太太一直由女儿在深圳赡养，住的是女儿的房子，保姆费是女儿出的，但老人特别偏袒老家的大儿子，在遗嘱里把大部分财产都给了儿子。女儿意气之下，威胁老母亲马上搬离自己的房子，保姆费她也不再支付。

其实女儿是希望母亲一碗水端平，她很委屈，自己一直承担责任，在继承上得不到公正对待。社区很担心女儿真的把老太太赶出家门，连着调解了两三天，把老太太的儿子也从老家请了过来，最后儿子承诺，每年一半的时间，会把母亲接回老家生活。女儿的愤怒不甘才渐渐平复。

重男轻女这一点，在潮汕家庭中尤其明显。我记得有个孕妇，当时过来跟我说想离婚。她抱怨婆婆只心疼儿子，儿子不回家不做饭，儿子不吃饭不做饭。儿媳妇怀着孕需要照顾，可婆婆的态度是，谁知道你怀的是不是孙子。

这样的家庭环境，要是丈夫能给妻子多一点关心和支持，她还能撑下去。偏偏丈夫对家里的事情不管不问，这位妻子对婚姻就非常地绝望。

还有个家庭，夫妻俩有一儿一女，丈夫跟妻子提出了离婚，而且明确说只要儿子。丈夫这边的家庭，一直没把女儿当回事，妻子来咨询的时候，跟我说她也想要儿子。

我劝妻子，如果离婚后，你把女儿留给父亲，孩子会不会被善待，这辈子毁了怎么办？她回去考虑了一段时间，跟我说她决定要女儿，不争儿子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说俩人和好了，不离婚了。再过一段时间，她又来了，俩人又打算离婚了。像这种婚姻里闹闹停停的家庭，在咨询的人群中是很常见的。

打工家庭，全职妇女的婚姻困境

我们在社区值班的时间，是朝九晚六，一般有时间来咨询的，多半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上班族要来咨询可能需要请假，他会掂量这个成本的。

来我这里咨询离婚问题的，全部都是女性。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中年妇女，经济上还得依赖丈夫。她们的婚姻质量，即便说很不怎么样 ，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敢轻易离婚的，这是现实的经济能力决定的。

很多妻子你问她“现在住哪里”，她说“老公租的房子里”。再问“如果离婚怎么住，能找到什么工作做”，她就不吭声了，想一会儿自己又回去了。

绝大多数女性过来，也不是决心要离婚。她们还是以宣泄为主，心里的气卡在那里，坐在我对面，聊起家庭生活，聊起丈夫、婆婆的冷淡苛待，能说两三个小时，很多人说着说着就痛哭起来。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性，怨气一般特别大，“我累死累活照顾家庭孩子，他还跟外面的女人眉来眼去”之类。

在律所，婚姻家事也是我的主攻方向，所以也接待过很多要代理离婚的客户。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婚姻生活糟糕的夫妻，无论收入、知识水平如何，大家的婚姻问题，其实都相差不大，都是婆媳矛盾、家庭责任承担、婚内出轨等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最后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在社区，我从来没有遇到男人来咨询婚姻问题。有次，一个中年女人来跟我倾诉婚姻矛盾，我建议她把丈夫带过来做下调解。结果，她丈夫来到我们办事大厅，一看旁边来来往往的人，扭头就走了，他可能觉得丢不起这人。

包颖琦在社区就婚姻问题做普法讲座.（本人供图）

婚姻里的矛盾，很多男性是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说的，这或许跟男权社会下，男性的自尊心有关。

很多年前，我在律所里接待过一位男性。我们聊完之后，我递给他一张名片，说万一有需要，可以来找我。他说名片我不要了，怕回去被老婆看见。当时的情况是，他老婆出轨，他已经掌握了证据。但是他说，在他老家潮汕离婚是很耻辱的，很显然他还想把婚姻维持下去。后来，那个人把我微信删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讨薪的建筑工们

我服务的第二个城中村，附近有一些商业，居民当中，租住在此的年轻打工人比较多，除了小夫妻的婚姻纠纷，讨薪问题、投资合伙的纠纷也比较常见。尤其是年底，会有不少建筑工人的劳务纠纷。

建筑工人讨薪，一个比较麻烦的点，是他们很多人不签劳动合同的。没有固定证据，法律维权会很困难。遇到这种情况，你得先普法，告诉他们即便不签正式合同，也得有个书面的东西，哪怕写个字条，也算是个证据。

他们没有任何劳动关系的凭证，你得教他们取证，比如在微信上跟对方套话，你答应过付我多少钱，让对方回答。或者找对方当面对质，把对话录音。这都能算是证据。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临近年关的时候，十几个建筑工人一起来了。他们在附近一个工地上做工，年底该结清工资的时候，包工头拖着不发。

他们当中，三个被推选为代表的工人，气势汹汹地进了我们办事大厅，其他人守在门外。

三个男人，一个坐在我对面，另外两个把我一左一右两个办事窗口的接待位置占了，那其实是办理其他业务的窗口。他们不管，坐下来就冲着我说，“今天我拿不到钱，我们就待在这儿，哪儿不去了”。

气势虽然霸蛮，但从脸上你也能看出他们非常焦愁。估计来到这儿之前，他们已经碰了不少钉子，刚才那一出，十有八九也是提前商量好的。

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三个坐在窗口的工人，应该是十几个人当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起码是识字的，而且有一定威信。很多建筑工不识字，在城市里好多事情没办法独自处理，他们会推举几个人出来，把身份证和事务，都交给领头人来处理。

这十几个工人，每个人被拖欠的薪资，额度从两三千到一两万，数目不大，但对人家来说，这是拿回家过年的血汗钱，一家老小的开支，可能都指望着这笔钱。

他们坐在我面前，话里话外透着焦灼，在外面累死累活干了一年，就盼着拿钱回家过年了，“现在家回不了，在这儿耗着，吃喝拉撒都要花钱”。说完还吓我，说身无分文了，今晚没地方住，就住在这儿了。

这个事情涉及到的建筑工数量比较多，当时社区工作站的党委书记出面，跟用工方做了沟通，最后算是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

社区法律咨询 ，主要特点就是事情很小，还不够格到法院的程度。很多事情可能在我们外人看来，就是鸡毛蒜皮，可对当事人来说，我就是过不去，就要找法律顾问来解决一下。

刚去社区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孩子来问我，说她们家孩子跟隔壁孩子玩闹，嬉戏过程中，把第三个孩子手机打到地上了，这个手机修理费花了二百元，她觉得这个责任不该只由她家来承担，另外一家也要分担100元。这种事情，很难上升到法律问题，我只能教她，如何跟对方去沟通协调。

其实这个工作挺适合我的。我喜欢跟人打交道，也喜欢解决矛盾。同样做律师，我先生更享受案子胜诉的成就感，我跟他不一样，我更希望矛盾双方先坐下来谈谈，如果大家聊过之后，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达成和解，不需要再上法庭，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成就感。

在社区这两年，收到了居民送的锦旗，应该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当时我调解了一件投资合伙的纠纷，两个合伙做生意的女性，来到我这里时，已经闹得很紧张了，在利益切割上特别较真，连“我当时买根钉子花了多少钱”都列了出来。我前后调解了四次，两人最后协商出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其中一个合伙人，不久之后来到我们办公点，给我送了一面锦旗，还在锦旗上夸我是“当代包公 ”。巧的是，我的确是包公的后人，这个在我们族谱上是有记载的。我把这件事发到家族群里，我们家里人高兴坏了，把我夸得，有种你上了状元榜，光宗耀祖的感觉。

在社区里，虽然碰到的都是小事，解决的也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你能接触到这个社会，尤其是相对底层社会的形色百态，它非常丰富。这个过程也帮我理顺了很多职业方向上的困惑，处理过各种纠纷和矛盾之后，你会更清楚，你更擅长哪些方向，对哪些领域更有兴趣。

文/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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