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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原伟东妻子李杰在其天津住所中手持举报信和判决书。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两起灭门案和两个

20年没等到结果的“死刑犯”

本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21.6.14总第999期《中国新闻周刊》

5月19日，51岁的李杰正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住所内，整理着厚厚的一摞“控告信”。这些待寄出的举报材料称，她的丈夫原伟东“无端被卷入廊坊市两起灭门案”，此后多次遭遇刑讯逼供，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被廊坊中院和河北高院认定故意杀人罪名成立。

1995年和2000年，河北省廊坊市霸州胜芳镇，分别发生两起灭门案，共有6人死亡。此后，警方抓获7名嫌疑人。警方称原伟东同时涉嫌两起灭门案，汤凤武只涉嫌前一起案件，另外5人只涉及后一起案件。

从2001年下半年，原伟东、汤凤武相继被霸州警方带走至今，二人已被羁押接近20年。尽管他们多次声称案发时自己不在胜芳镇，且证人言词前后不一、唯一幸存的受害人拒绝出庭，警方更自称物证丢失，但二人至今仍未摆脱第一起灭门案的嫌疑。从2003年6月到2020年7月的17年中，二人先后经历了3次死刑、2次死缓判决。目前，河北高院二审开庭时间尚未确定。二人及其家属的喊冤之路已经持续了20年。

两起命案的“共同主犯”

胜芳镇，隶属于河北省廊坊霸州市，地处霸州市东南部，东邻天津，经济活跃，吸引着很多外地人打工谋生。

1995年11月29日，胜芳镇发生一起灭门案，装卸工杨长林及其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杨雪松、杨山在家中遇害。2000年12月22日，胜芳镇再次发生灭门案，当地税务稽查队队长刘德成与其妻子王俊玲、儿子刘根被杀。

两起灭门案发生后，霸州警方迟迟未侦破。2001年，一个名叫魏春江的男子因盗窃被霸州警方抓获后，才出现了“转机”。魏春江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现“呼兰区”）敖木村人，他对警方称：2000年11月左右，他的姐夫陈瑞武和原伟东、杨洪义三人喝酒时，曾预谋抢劫刘德成一家。据此，警方判定三人为刘德成案的重要嫌犯。

陈瑞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他和原伟东等人喝酒的事情属实，但从没聊起过预谋抢劫。魏春江造谣污蔑，是想将此作为举报立功的机会，以达到为其本人减刑的目的。他透露，魏春江有多次前科，在2017年前后又因故意伤害他人，在四川攀枝花市被抓并获刑。

李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刘德成一家遇害时，原伟东正在呼兰县交农业税，没有作案时间。警方未采信其证言，反而认为其包庇原伟东。

《中国新闻周刊》从霸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所作的一份“办案说明”中看到：2000年12月23日，刘德成一家被杀后，侦查人员找到李杰，询问原伟东的去向。李杰称，原伟东回原籍与陈瑞武交税去了，系案发前去的。办案人员就与黑龙江省呼兰县石人镇派出所民警取得联系，该所民警去敖木村调查后称，二人确已回家，是21日下午到的家，22日在村委会一起交的农业税，有人证及交税记录。

对于刘家灭门案，警方推断的杀人动机是“情杀及雇凶杀人”。在2002年11月26日的起诉书中，廊坊市检察院指控王晓敏“因怀疑其姘夫与被害人王俊玲（刘德成之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遂产生杀念，后委托尚志红雇凶杀人。尚志红雇佣了原伟东，他又“纠集”陈瑞武、杨洪义实施杀人。

不仅如此，霸州警方又称，原伟东、汤凤武二人还为1995年杨家灭门案的嫌疑人。对这一指控，原伟东也称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他在供述中称，在该命案发生时，他已经回到黑龙江老家了，回去是因为“发现胜芳的生意不好做，打算回家种地”。

汤凤武的前妻彭艳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汤凤武曾在胜芳盗窃过香烟，此后听说警方要抓他，就连夜跑回了东北。“在他回到东北几天后，杨家灭门案才发生，汤凤武不具有作案时间。”汤凤武前岳母也称，杨家灭门案发生的时候，汤凤武正在她家吃饭，吃的大碴粥。“第二天，就听说这边杀人了。”

2003年6月27日，廊坊中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等六人死刑，以包庇罪判处李杰有期徒刑三年。七人均上诉，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4年6月2日，廊坊中院作出判决，判处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三人死刑，尚志红死刑缓期执行，杨洪义无期徒刑，同时判决王晓敏、李杰无罪。原伟东、汤凤武等五人上诉至河北高院。2006年12月11日，河北高院以原审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再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8年4月23日，廊坊中院再次判处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三人死刑，尚志红死刑缓期执行，杨洪义无期徒刑，同时判决王晓敏、李杰无罪。原伟东、汤凤武等五人上诉至河北高院。

最终，2009年11月12日，河北高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告刘德成一家遇害案全案无罪，王晓敏、李杰等五人无罪。同时，河北高院对杨长林父子三人遇害案改判原伟东、汤凤武死刑缓期执行。

但是，直到2011年11月4日，廊坊中院才宣读该判决书，导致陈瑞武等人在看守所被继续关押了接近两年时间。陈瑞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廊坊中院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超期羁押他们两年时间。无罪释放至今已有10年时间，廊坊办案机关也没有向他们赔礼道歉。原伟东的律师吕宝祥认为，这不是超期羁押，“这是非法拘禁”。不过，“非法拘禁”的观点并未得到一些专家的认可。

重获自由后，多人称自己遭遇过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陈瑞武称，2012年，他曾试图咬舌自尽，舌头上被缝了7针,至今伤痕可见。李杰称，她曾被两个拿电棍的人往她身上乱电。原伟东和汤凤武在审期间，也多次提及自己是因遭刑讯逼供才做了有罪供述。

2013年7月1日，最高法作出指令再审决定书认为，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指令河北高院进行再审。2014年3月24日，河北高院作出刑事裁定书，维持对王晓敏、陈瑞武等五人的无罪判决，撤销对原伟东、汤凤武二人的有罪判决，发回廊坊中院重审。2020年7月8日，廊坊中院作出（2014）廊刑再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

汤凤武的二审律师赵军称，历时七年作出的这份判决书，并未对最高法认为的“该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作回应，在物证缺失的背景下，还是对原伟东和汤凤武作出死缓判决。

（2002年4月，河北廊坊警方的“说明”称，杨长林一家被杀案现场提取的菜刀等“有可能在我处遗失”。图/受访者提供）

物证丢失后“留有余地的判决”

伴随着“刘家灭门案”的全案无罪，26年前的“杨家灭门案”的真相仍然不明朗。目前，原伟东、汤凤武二人皆因该案被羁押在廊坊市看守所。

关于作案动机，2001年11月24日，霸州警方对姚俊来（原伟东的盟兄弟，胜芳镇人）的一份讯问笔录中有所体现。《中国新闻周刊》从该笔录中看到，姚俊来自称“参与了原老黑（原伟东外号）的杀人事件”。他称，1995年秋季的某天，他让原老黑将杨家人杀掉。原因是“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和那家的男的嚷起来了，（因为）谁也不服谁，就打了起来。”姚俊来称，他把钱“给了原伟东和汤凤武，（雇佣他俩杀人），钱是在齐连强的家具厂给的”。

2002年4月16日，时任霸州市公安局胜芳分局刑警队办案人刘若辉、杜国利写的《破案报告》中提到：原伟东交代了，1995年11月29日，受其盟兄弟齐连强、姚俊来6万元所雇，伙同汤凤武将杨长林一家杀害，其得款3.5万元，分给汤凤武2.5万元的犯罪事实。

但时隔十余年后，2014年6月，霸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出具的《办案说明》又给出了不同说法，称“姚俊来、齐连强二人拒不配合办案人员的调查工作，故原伟东、汤凤武其二人作案原因无法查清。”姚俊来父亲姚恩义曾在一部纪录片中接受采访时表示，姚俊来并未雇凶杀人。“他是屈打成招的，手都（被）电坏了。（我们）花了4万多元给公安局，才把他弄出来。”

1995年11月29日，杨家灭门案案发当日，警方在现场提取了一封恐吓信，其内容大致是，杨长林家的狗吓坏了写信人的孩子，该写信人让杨家主动把狗药死，否则就对杨家全家不客气。“看在住在本街的分上，给你最多两天时间。”

除了“恐吓信”，警方还提取了多份物证。廊坊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称，案发当日20时20分接报后，廊坊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晓峰立即率领有关刑侦、技术人员于21时40分赶到现场。22时对现场勘查，23时50分勘查结束。现场提取了洋镐一个、菜刀一把、捆尸体的绿色尼龙绳一部、黄色石英手表一块、拍照提取残缺掌纹一枚。赵军称，警方后来提取了汤凤武、原伟东的唇印、血迹等进行比对，并让他俩抄写了那封恐吓信。“但令人费解的是，警方至今没有公布比对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获得了一份2002年4月27日廊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技术大队所做的“情况说明”。其中写道：“杨长林一家被杀案现场提取的物证菜刀、钢镐各一把，在我处多处查找均未找到，鉴于时间较长，加之技术楼多次装修、搬迁，有可能在我处遗失。另外，杨长林一案现场拍照提取的残缺掌纹，由于面积小、特征少，不具备鉴定条件。”

原伟东二审的辩护律师李仲伟称，该案至今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廊坊警方在多次办案说明中声称，该案侦查阶段所提取的物证均已丢失。

赵军称，这种故意杀人的案件，卷宗的保管规定相当严格，怎么会轻易丢失？“本案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客观性证据完全缺失，竟然还能反复判处死刑，这种轻率的做法，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物证丢失，是不能通过情况说明的方式进行补正的。能够进行补正的，仅限于物证来源及收集过程不明的情形。在他看来，本案物证丢失，应当视为诉讼中没有物证。“死缓判决，应当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留有余地的判决’，从侧面反映出法院对于被告人是否杀人，内心也是不确信的。也就是说，本案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应当直接宣告无罪。”

唯一幸存者的“指控争议”

在物证丢失的背景下，作为杨长林遇害案中唯一的“幸存者”，杨妻张金萍的陈述尤为重要。

廊坊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中的“简要案情”称，1995年11月29日晚7时许，张金萍回家，走到外间屋门口时被人抓住头发拉了进去，并对她说：“让你把狗打死你不打，今天我们连人带狗一起杀……”说完将其打昏。张金萍苏醒过来后发现，丈夫杨长林和两个儿子已死亡。院门反锁着，（她）便从墙头爬到房上喊邻居王仁生，王当晚7时35分到胜芳分局报了案。

2001年原伟东、汤凤武被抓之后，她所作的笔录中自称“被击倒后靠装死活了下来”。张金萍还曾对杨长林弟弟杨长生称“他俩（原伟东、汤凤武）烧成灰，我也认识”。2014年6月9日，张金萍的陈述又称，案发时拿枪男子揪其头发向地上磕，其装死不动，之后拿枪男子去打小儿子杨山，其偷偷睁开眼，见一名男子从水缸打水喝，之后他们把灯都关掉离开。“拿枪男子肤白，东北口音，另一男子肤黑，眼睛不大，长方脸。”

吕宝祥称，庭审时，他多次要求法院让张金萍出庭，但是廊坊市中院通知他，张金萍拒绝出庭。“根据法律规定，控方和辩方如果对被害人、证人的陈述认识不一致时，如果他们不出庭，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立新称，被害人或证人是否出庭，法院会结合控辩双方的申请，判断其有没有出庭必要性再做决定。按照法律规定，控辩双方对被害人或证人的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如果他们不出庭，法院无法确认其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且该陈述会影响定罪量刑。具备这三个因素的话，被害人或证人就有出庭必要性。在本案中，这名被害人陈述前后反复，与其他证据也存在矛盾，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通知其出庭被其抗拒，其陈述就不应被法院采信。

何兵则认为，对被害人、证人的陈述认识不一致，并不必然导致被害人陈述不能成为定案依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还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由法院综合判断。

围绕张金萍的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她的指认是否有效？原伟东和汤凤武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张金萍从多人中辨认出了二人。但被告方律师对此并不认可。

吕宝祥提到，2011年11月6日，汤凤武被霸州警方抓获后，霸州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三天相关新闻。张金萍和杨长生均在陈述中承认看过电视画面。张金萍先看到电视画面，再去辨认，有先入为主的嫌疑。在开庭时，原、汤每次都说，在辨认过程中，他们是供指认的人中，唯一具备剃光头、戴刑具两个特征的人，这对张金萍产生了引导作用，如此辨认犹如按图索骥。

上述判决书称，侦查机关组织辨认及制作辨认笔录依据的是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据辨认笔录记载，张金萍对原伟东的辨认系将其混杂在其他七名辨认对象中，对汤凤武的辨认系将其混杂在其他六名辨认对象中。故张金萍的辨认并不违反该规定要求。

法学专家建议异地管辖

原伟东与汤凤武被羁押近20年，两家命运也发生改变。迫于生计，汤凤武妻子彭艳芬与其离婚后已经改嫁他人，但至今仍在为前夫喊冤。2003年8月，原伟东母亲在河北高院跪地磕头喊冤时，突发脑出血去世，年仅56岁。原伟东被抓时，其子仅6岁，在学校背负“杀人犯之子”的骂名，产生厌学情绪，初中未毕业就辍学，目前在天津打工。

原伟东二审的辩护律师李仲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年来，为原伟东、汤凤武代理过的律师前后已有十五六位，很多人都是无偿代理该案。“比如，为原伟东免费辩护的吕宝祥现在已经80多岁，目前居住在加拿大。这些年来，为了该案，他经常往返中加两国。”

该命案发生近26来，很多办案人员已经升迁，多位律师称，这给该案继续在河北省审理带来了潜在的人为阻力。2011年，原《法制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援引霸州市公安局一位知情人的话说：“连破两起灭门命案，大大提振了当地警方的士气，当地电视新闻还进行了报道。一批破案有功人员被表彰、奖励，有的还被提拔重用。”

公开履历显示，2000年，刘德成一家遇害案中，时任专案组组长、霸州市公安局局长段上禾，后升任廊坊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参与审理两起命案的多名法官也已升迁，有的已经升任廊坊中院副院长，甚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仲伟称：“目前，我们已经向河北高院提出了书面申请，要求其将我们提出的将本案移出河北管辖的请求报最高法。”

河北省高院法官李霞是该案承办法官。6月3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案二审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时间）会在合议庭研究完后，报领导来定。

毛立新也认为，该案要想查明案情，并对被告人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应该按照现在的刑诉法相关解释，参照聂树斌案将该案移出河北省审查。

何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问题涉及再审的异地管辖和异地复查。对于异地管辖，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更为适宜的，也可以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审理。”这是考虑到原审法院已经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在再审前已有预设，并且考虑到案件终身制的影响，会对再审纠错增加不必要的阻碍。

他认为，异地复查虽无明确法律规定，但是有先例的，即聂树斌案。因此，本案是可以异地管辖，也有必要通过异地管辖的方式，“确保司法公正，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