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离婚怎么申请法律援助,婚姻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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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条件婚姻财产官司适合吗，援助条件有哪些

绝大数的婚姻财产官司是不适用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的条件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十四条，公民就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

（一）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五）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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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家暴十多年，离婚诉求被驳回？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十多年遭受家暴欺凌，直至起诉离婚都不敢去法庭，离婚诉求被法院驳回。

?通过援助律师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她终于走上了法庭，结束了噩梦般的婚姻。

?该案不仅彰显了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作用，更向公众传递了遭受家暴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积极寻求法律支持的重要信号。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还好，我一个人带孩子过呢。”

“离婚以后，你是否要求过与他复婚，或者他是否要求过与你复婚？”

“没有。我们离婚没几天他就再婚了，好像几个月后又离婚了。”

……

这是河北省武邑县检察院民事检察官近日与一起离婚纠纷支持起诉案当事人张某的一段通话记录。尽管距离办结案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检察官仍一直牵挂着张某的情况。

办案人员在讨论案情

女子遭受家暴

起诉离婚未获法院支持

“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吧！”2019年6月的一天，张某的母亲打电话报警，称女儿张某经常遭受家庭暴力，这次从家里逃出来后又被其丈夫强行带走。老人请求民警能够解救被女婿“绑架”的女儿。

老人的求助痛苦而无奈。在女儿的这段婚姻关系中，家庭暴力这一恐怖的阴影，几乎从未消散过。

2006年，张某经人介绍与王伟（化名）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由于性格不合，两人经常因为琐事争吵，王伟动不动就殴打张某，还限制张某人身自由，不让其单独出门，也不让张某带身份证和手机……终于，张某忍无可忍，从家里逃出，结果还是被丈夫发现并被强行带走。

接警记录显示：派出所民警接到张某母亲的报警后，立即与张某的丈夫王伟取得联系。王伟却称，他是带张某外出打工，并拒绝让张某返回。民警使用张某母亲的电话联系张某询问其所在位置，张某不敢说出实情。民警要求让王伟接听电话时，电话立即被挂断，并一直处于拒绝接听状态。民警驾车在武邑县县城附近寻找未果，后到刑警大队寻求帮助。刑警大队通过查询发现，王伟正驾驶车辆沿高速公路往辽宁方向行驶。为劝说王伟返回，民警找到王伟的父母进行电话劝说。最终，在民警和父母的共同劝说下，王伟这才驾车返回武邑。

2019年6月26日，张某向武邑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丈夫离婚。同年8月14日，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张某因为害怕被丈夫抓住殴打和失去行动自由，以“有病无法参与庭审”为由，向法院递交了书面材料，由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

“婚姻乃人生大事，并非儿戏。男女双方出于自愿登记结婚，理应珍惜彼此之间的夫妻感情，相互理解、相敬如宾。”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结婚时间长达十多年，彼此携手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婚姻生活。虽然双方因家庭生活琐事关系暂时不睦，但不会因此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双方理应互谅互让，和睦相处，加强沟通和交流，努力改善夫妻关系。同时，双方婚后育有子女且尚未成年，父母离婚会对孩子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极需要父母共同关爱才能健康成长。庭审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夫妻感情确实彻底破裂。故为顾及子女之利益，家庭关系之稳定，社会之和谐，对原告离婚之请求，不予准许。

2019年8月23日，法院判决不准张某与丈夫离婚，这令十几年遭受丈夫殴打和恐吓的张某痛不欲生，她来到武邑县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律援助。2020年4月，张某以夫妻感情破裂已无和好可能为由再次起诉离婚。

律师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调查后决定支持

“家庭暴力案件你们检察机关能不能介入？”2020年4月初的一天，时任武邑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的李延灵，依据该院联合县司法局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共同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的实施意见》，到辖区某律师事务所搜集农民工讨要欠薪案件线索时，一位法律援助律师向他咨询。

在李延灵的询问下，律师讲述了张某长时间遭受家庭暴力和威胁，以致法庭开庭时都不敢出庭的遭遇。“这一次她又因为家暴起诉离婚，武邑县司法局指定我们所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案子，要是检察机关能支持起诉，从诉权平衡、指控效果上应该更好一点儿。”法律援助律师充满期待地对李延灵说。

回到院里后，李延灵向同行前辈请教，查询法律依据，并向衡水市检察院请示汇报。该院经初步研究后认为，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方系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正常保护时，检察机关应予支持，保护其合法权益。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延灵等办案检察官吃了颗定心丸。随后，他们及时与张某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

“为什么要起诉离婚？”

“丈夫经常殴打我，夫妻感情无和好的可能。”

“你是否有遭受殴打的证据？”

“有。”

“你还有什么要求？”

“请检察机关保护弱势群体，支持我起诉。”

在认真查阅原一审法院卷宗，并与张某离婚纠纷案原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进行沟通后，办案检察官又向张某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通过查阅张某受伤的照片、微信通话记录、张某母亲的报警材料、公安派出所出警记录等证据证实：张某的丈夫王伟多次对张某实施殴打，造成张某面部、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王伟所实施的经常性恐吓等精神强制，致使张某在第一次离婚诉讼时不敢出庭。

“我局受理张某离婚一案，为切实有力维护弱势群体，望你单位支持起诉并帮助维护弱势群体权益。”2020年4月12日，武邑县司法局向武邑县检察院发函表示。

综上，武邑县检察院研究认为：武邑县法院第一次庭审未认定张某丈夫的家暴行为，判决双方不准离婚，判决生效后张某与丈夫的夫妻关系并未得到缓解。张某丈夫多次对张某实施家暴行为，已经造成其面部、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等身体伤害，在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张某丈夫未悔改，并对张某实行恐吓、威胁等精神伤害。张某系弱势群体，其婚生子女均未成年，理应维护妇女及儿童等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应予支持起诉。

依法支持起诉

助弱女子勇敢走上法庭

“在研究张某案能否认定为婚姻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时，起初，检察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李延灵介绍说，家庭暴力简称家暴，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表现形式为直接暴力和精神暴力（又称软暴力）。家庭暴力侵害的对象是受害人的人身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包括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通讯自由等权利。在办案工作中，检察官在咨询法院员额法官、资深律师后，发现对该案中家庭暴力行为，是否能够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家庭暴力”的程度，各方也有不同的意见。

经过多次研究，检察机关认为，张某被殴打的证据仅有两次被打后的照片、一次报警记录，以及张某丈夫承认殴打过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些零散的证据难以形成张某“多次”被打的证据链，其被强行带回被困家中无行动自由更是缺乏关键证据，认定其受到的伤害程度和被伤害频率次数是否达到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有一定困难。但为最大限度保护受害人，武邑县检察院认为，张某遭受了殴打和威胁、恐吓，其诉讼权利行使受到限制，可以被认定为弱势群体，检察机关可以进行支持起诉。

决定受理此案后，该院向张某发出通知书，通知书除告知张某检察院已决定受理此案以外，还注明了负责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姓名及联系电话，并附有一份《权利义务告知书》。

“张某与丈夫离婚纠纷，武邑县司法局移送我院支持起诉，本院决定受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20年4月16日，武邑县检察院向武邑县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认为张某属于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应予支持。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支持起诉。

“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时，还附有一册检察卷宗，后装在法院卷中，检察卷宗里有张某遭受丈夫家暴的主要证据：检察官询问张某的笔录、张某丈夫的微信语音文字整理、张某母亲报警记录及张某两次被打受伤后的4张照片。”李延灵说，张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其丈夫经常殴打她，她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检察机关支持她起诉；张某母亲于2019年6月2日向派出所报警记录证明张某被其丈夫经常殴打，并在当日被强行接走的情况；张某两次被打后的照片证明其在2019年4月4日和5月27日被打后的情况；张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某丈夫在2019年8月13日与其微信聊天时承认曾动手打过张某。

在提交法律文书及证据时，办案检察官还将办案中了解到的张某因受威胁、恐吓在第一次起诉庭审时不能出席法庭的情况向主审法官进行了沟通和提醒。

2020年5月26日，武邑县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法庭上，宣读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意见书》。张某因武邑县检察院支持起诉，不再像以前一样害怕不敢露面，而是挺直腰板勇敢地与丈夫对簿公堂。

法院判决离婚

家暴受害人摆脱噩梦

“原、被告虽然结婚时间较长，但婚后因性格、脾气不和，时有纠纷，无法在一起生活，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原告坚持离婚，被告同意离婚，应予准许。”法院对于张某及其丈夫的财产情况、债务情况、婚生子情况、婚姻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核实后认为，双方于2009年5月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婚内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归被告所有，婚内所有的夫妻共同债务由原告偿还，该两份婚内财产、债务约定的协议显失公平，侵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被告提供的两份协议，依法不予采纳。

2020年5月28日，法院一审判决准予张某与丈夫王伟离婚；张某负责监护抚养儿子，王伟负责监护抚养女儿；对其他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同年7月1日，王伟提起上诉。2020年7月15日，衡水市中级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张某负责监护抚养女儿，王伟负责监护抚养儿子，双方就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

“支持起诉后，我们积极主动联系法院，密切关注案件审理情况，特别是张某丈夫上诉后，分析研判案件走势，及时掌握最终裁判或调解结果。”办案检察官分析说，在武邑县法院的判决书中，对于检察机关提供的受伤照片、张某家人报警记录等，法院认为均系书证，有较高的证明力，予以采信；结合家暴照片以及电话录音等多重证据，武邑县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维护了弱势妇女的合法权益。在法院判决书中援引了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财产分配上对张某进行了照顾和保护。

“我已摆脱噩梦，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2021年夏天，办案检察官两次对张某进行电话跟踪回访。一是了解其离婚一年后，生活是否恢复了常态，是否有工资性收入，两个孩子是否得到了合理安排；二是了解其前夫是否对其生活进行骚扰，其精神状态是否得到了改善。张某告诉检察官，她现在外地生活，也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没有检察机关及时介入支持起诉，就没有我现在平静的生活。”张某感慨地说。

反家暴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倡导和谐文明婚姻关系、反对家庭暴力，是建设文明社会、法治国家的应有之意。在充分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对惧于家庭暴力不敢起诉、未获得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帮助的，依申请支持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维权，是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的重要职能作用。在履职过程中，检察机关应遵循以下方法和原则。

一是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依申请支持其起诉维权。家庭暴力受害人享有婚姻自主权、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家庭暴力受害人因害怕本人、父母、子女遭受报复等而不敢起诉维权，在获得妇女联合会等部门帮助下仍未能实现维权目标的，在充分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依其申请支持起诉，维护其合法权益。履职中，应重点关注那些笼罩在家暴阴影下不敢、不能反抗的“弱势群体”。

二是注重释法说理，引导家暴受害人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提供协助，适时启动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家庭暴力的发生往往与家庭、个人隐私紧密相连，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观念影响，受害方因顾及家庭名声而极力掩饰家暴，助长了施暴者气焰，造成家暴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向受害人释法说理，鼓励其说出真相和证据线索，引导其收集遭受家暴的证据；受害人收集证据存在困难的，可以依法协助。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应第一时间询问申请人，也就是案件中的受害人，引导或者协助受害人掌握潜在的证据或者证据痕迹，进行甄别、固定，并对接警人、劝架人、送医人等与案情可能相关的人员进行逐一笔录、录音等固定，对于证人不愿作证的，可以用谈心谈话的方式了解案件真相，确保证据收集到位、掌握到位、了解到位，确保办理具体案件检察官、法官的内心确认一致，避免出现证据不到位、保护不力的情形。

三是加强协作配合，形成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强大合力。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法不入家门”已成为历史，反对家庭暴力不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反家庭暴力法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第六条至第十条、第十四条等诸多条款规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家暴线索的，应当先行协调相关责任单位履职尽责。检察机关除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宣讲、心理疏导外，可以与民政部门联系，将家庭暴力受害人安置到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提供的临时庇护场所，提供临时生活帮助；可以引导家庭暴力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保护其人身安全；对于涉嫌虐待犯罪的，可以引导家庭暴力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究加害人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作者：河北省武邑县检察院检察长 李延青）

来源： 检察日报正义网

让法律援助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律师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即将实施的《法律援助法》出台背景是什么？有哪些特点？日前，记者相邀甘肃兴正天律 师事务所 、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甘肃阿阳律师事务所 、甘肃卓辩律师事务所律师根据法律文本、立 足工作实践进行了解读。

肃南县红湾司法所开展“法援惠民生 尊法好公民”主题宣传（资料图片）。新甘肃·甘肃法制报通讯员 柯成军 摄

从“条例”到“法律”，保障法援工作规范有序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2003年发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到2021年8月20日出台《法律援助法》这样一个过程。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从条例时代已经跨进了国家法律时代。”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崔文奎律师说。

《法律援助法》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法律援助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实现应援尽援的必然要求。

甘肃卓辩律师事务所张娇律师举例说：“当事人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受到另一方王某的殴打、辱骂，李某屡次报警但对方不但未改正，还变本加厉将李某打进医院，甚至李某家人都遭到王某的暴力威胁。后来，李某找到律师咨询，想要起诉离婚与对方断绝联系。因李某符合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我们承办了这一案件，并成功代理这名当事人起诉解除了婚姻关系，帮助当事人最终摆脱了施暴者，开始了新生活。”

《法律援助法》出台前，申请援助难，仅针对部分因家暴引起的离婚案件，这部分离婚案件的当事人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全国各地规定不一。在一些地区，“遭受家庭暴力”并不符合当地的法律援助申请条件；另一些地区遭受家庭暴力的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则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需要提供经济困难证明。

张娇律师认为，即将施行的《法律援助法》在立法上最大的特点在于它通过对我国法律援助实践经验的总结，完善并回应了实践中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大量问题，让更多的当事人能够更便利地获取法律援助，也让更多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

维护合法权益更有力，援助范围更广形式更多

甘肃兴正天律师事务所马永强律师总结认为，《法律援助法》在为困难群众、特殊情况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方面规定了如下内容：

——增加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群体。过去主要是以律师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现扩展到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员，法学专业学生，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增加了法律援助的形式。《法律援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刑事辩护与代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这也意味着，法律援助不仅仅是以诉讼案件及法律咨询为主要形式，也包括了非诉讼案件的法律服务形式，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法律援助多样形式的要求。

——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法律援助法》第二十四条至二十六条规定，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范围包括：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语言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上述人员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困难群众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发给抚恤金，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人民群众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范围包括：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因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再审改判无罪申请国家赔偿，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主张相关权益，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彰显司法温度，为受援人减缓免诉讼费成为现实

“看到《法律援助法》第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况对受援人缓收、减收或者免收诉讼费用’的条文规定，面对自己曾经提出的‘法院应当减缓免受援人诉讼费’的建议已成现实，想到那些受援人能够得到减缓免诉讼费后的喜悦和振奋，我不由得回忆起了那次难忘的法援问题座谈会。”甘肃阿阳律师事务所陈国忠律师说。

2021年5月10日，陈国忠参加了省委改革办督查深化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工作筹备方案座谈会。这是一次规格高、规模大的座谈会，作为律所和律师代表，陈国忠从承办法援案件的实际经历出发，对我省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建议：“在法援案件立案时，法院对受援人应当减缓免诉讼费，并对法援案件一律开设绿色通道，以切实体现司法助残和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

即将实施的《法律援助法》，让法院减缓免诉讼费的建议真正变为现实。“这部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保障人权，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惠及弱势群体的法律，将帮助受援人获得法援的温暖，增进全体受援人的幸福感。”陈国忠告诉记者。

《法律援助法》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力量有更多的渠道和形式参与法律援助，更有积极性地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更便利地享受更有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新甘肃·甘肃法制报记者王刚 龚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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