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适合什么社工理论,专业漫谈丨王瑞鸿：社会工作中的性别敏感

书写社会工作

我为什么会喜欢女性主义？

不可化约的存在主体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女性主义。我为什么会喜欢女性主义？道理很简单，虽然我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男性，但是我的社会生活始终离不开女性，可以说，正是女性造就了如今的我。

我的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而且言传身教让我懂得做人的道理；妻子和我一起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陪伴了我的婚姻生活；女儿给我带来了全新的生活快乐和工作希望。我对女性主义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我身边的女性，并且更好地为她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对女性的关注延伸到社会工作专业领域，自然而然就构成了对女性主义持久而热烈的理论偏好。

很多人会质疑：既然已经有了关于贫困、犯罪甚至关于家庭暴力的专门的实务领域服务研究，为什么社会工作还要坚持开展独立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务研究？其实答案很简单，女性在统计学意义上占据了人类二分之一的存在，我们很难忽略这个巨大的存在，更不可能以男性的存在予以替代。事实上，这也正是传统男权社会的集体无意识，“铁链女”的悲剧就是一个明证。女性主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宣示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独立存在，展示了女性主体不可替代的权利。

也有人认为，广义上对人的关注可以替代对女性的关注。这种概化思维更是片面，不仅否定了女性的独立存在，而且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即女性研究或者说性别敏感在更大意义上代表了人类自我探索的逐步深化和细化，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把女性及其引发的性别研究称为继民族、阶级、种族之后人类的第四次解放运动。

温柔就是力量

我一直很希望能够建立起一套属于我自己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现在回想一下，女性主义对于我的社会工作理论思维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社会工作实务方面，十多年来虽然我先后涉足戒毒、矫正、青少年、社区、临终关怀等众多领域，但最深入最持久的还是妇女相关的服务。相应地，上海的社会工作模式比较偏重政社合作，尽管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我与政法委、社区矫正办、民政、团委等多个部门打过交道，但合作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妇联。

在理论研讨方面，尽管我参与了很多次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年会，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广州举办的那一次，那届年会第一次开设了性别分论坛，我有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与了社会工作中性别问题的深入讨论。后来，我和一些朋友共同组建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妇女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从此之后，我的兴趣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整体发展形成了和谐共振。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社会工作之路是女性引导我不断向前。而女性社会工作这个实务领域的拓展和深耕，也让国内的社会工作发展多了一抹亮丽的风景，更多了一丝人性幽微的探索。

个体的就是政治的

女性主义不仅在生活中影响甚巨，在理论上更是颇有建树。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的女性主义都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流派，在社会工作学科中，女性主义的影响则更多地展现在英国人多米内丽的著作《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一书中。

多米内丽教授不仅在国际社会工作界负有盛名，而且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付出甚多。汶川特大地震后，她曾亲自来到中国宣讲灾害社会工作。我国刚开始举办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时，她也曾来到中国传经送宝。

多米内丽教授涉猎很广，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全球化等多方面议题，这正是女性主义的伟大之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核心论断是“个体的即政治的”，正因为如此，个体化介入和结构化思维构成了女性主义社会工作的显著特征，而这恰恰契合了社会工作传统对于个体与社会双重介入的经典假设。这种关怀导向的整体思维模式对于当下我国日渐临床化、技术化和数据化的社会工作潮流来讲，不啻是一针强有力的清醒剂。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妇女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静安区春晖社工师事务所理事长）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2年4月上刊，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责编：汪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