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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取自柳如是名篇《金明池·咏寒柳》，陈寅恪三部论文集《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之“寒柳堂”“金明馆”均出自该词，可见他对此词的激赏。

从20世纪五十年代中开始，陈寅恪开始从事柳如是与陈子龙及钱谦益姻缘的考证，并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完成《柳如是别传》这一巨著的写作工作。对此，其晚年助手黄萱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因为晚年的陈寅恪已盲目膑足，即便资料的搜集整理可以依赖助手，但构思、论证和论著的写作，还是只能由陈寅恪以口授方式完成。对于这部“颂红妆”的集大成之作，学术界大都给予高度评价，只是对于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以及陈寅恪写作此书的缘由有不同观点。

那么，《柳如是别传》主要内容是什么？陈寅恪写作此书用意何在？顾名思义，当然是为柳如是歌功颂德、树碑列传。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女性扬眉吐气的时代，但明清之交也许是个例外，那是一个才女辈出的时代，柳如是则是她们当中最杰出的一位。

根据陈寅恪的考证，柳如是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又号河东君、蘼芜君。她本是浙江嘉兴人，与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等合称为“秦淮八艳”。因特别喜欢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句，故自号如是。辛弃疾这首词当然是经典，柳如是一弱女子从无数诗词佳作中单单赏识此篇，亦可谓慧眼如炬。柳如是之所以特别欣赏这首词，在于词中弥漫的世间知音难觅的慨叹和人生无常之怅惘。对于青春年少的柳如是而言，空有绝世美貌才华却无真正知音赏识，不但个人爱情婚姻处于无可预料状态，而且人生目标何在也无法确定，这才是让柳如是迷惘失意的原因吧。可以说，在这一层面柳如是和辛弃疾的内心是相通的。从历史上看真正的天才都是绝望悲观者，他们的灵魂也都可以相通。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倾晚年心力考证钱柳因缘，为柳如是大唱颂歌，也是由于他的内心和柳如是及历代无数命运坎坷的才女相通——这世界过于寒冷，他们只有相互温暖。

柳如是幼年即被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打小就聪慧过人，很早就会作诗，其诗风格清新别致，用词大胆奇特。柳如是虽不幸流落青楼，但她不甘堕落，始终在寻找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以挣脱苦海。她以绝世才貌，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着儒服男装与众文人雅集，纵谈天下大势，并多有诗歌唱和。在此期间曾与明末清初爱国诗人陈子龙相爱，因陈之家人反对被迫分手。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她饰男装拜访东林领袖、大文豪钱谦益，钱氏一见柳如是，即为其才华所折服，两人感情也迅速加深。后几经周折，两人不顾世人反对，终于结秦晋之好，为此钱谦益还专门为她建造一座名为“绛云楼”的住所。由于柳如是之文采风流，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钱谦益曾戏称柳如是为“柳儒士”。明代倾覆之际，柳如是曾劝钱谦益投水殉节，但钱谦益竟然以水太冷为由拒绝，柳如是即奋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明未遂。可怜钱谦益缺少应有的骨气，最终还是降清，自然从此受到柳氏的鄙视。只是柳如是内心毕竟还爱钱谦益，才没有离开并一直鼓励钱谦益从事反清复明活动。

这里对钱谦益要多说几句，钱谦益虽然降清却没有受到清廷重用，加之他受柳如是鼓励，开始暗暗从事反清活动，最终遭猜忌被逐回乡，郁郁而死。可悲的是钱谦益去世后，因身为贰臣名声受辱，后竟被列入清廷所编辑的《贰臣传》，而且是在更低一等的“乙编”。钱谦益降清后任礼部侍郎，其实官位很高。但因他所著《初学集》《有学集》中，有对清朝不敬乃至批判内容，所以遭致清廷统治者的反感，乾隆就曾评价钱谦益是“有才无形之人”，认为钱谦益如果是为明朝死节，那么写文章批评清朝，尚有情可原。但既然已经降清，还要把“狂吠之语刊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因此钱谦益被乾隆点名编入乙编。钱谦益去世后，钱氏家人见柳如是已无靠山，遂乘机向柳如是逼索财物，柳如是抗争不过只得投缳自尽。

就是这样一位有胆有识有才有貌的奇女子，本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但是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特别是什么“红颜祸水”之类的指责，自明末清初以来直到20世纪末，近四百年间对她却是褒贬不一。最为常见的指责就是说她无论怎样有才，终究不过一烟花女子，诚如陈寅恪所说“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而只有如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才认为她是一位真正的才女，其见识远远超过很多男性，更令当时很多所谓的文人高士汗颜。至于其诗词，更简直可以当作“诗史”来读。等到《柳如是别传》一出，关于柳如是的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陈寅恪耗费十年心血撰写《柳如是别传》，剔隐发微，诗史互证，终于为柳氏争得她应有的历史地位，也为钱谦益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做出确凿论证。所以真要理解柳如是，不仅要看《柳如是别传》，还要欣赏柳如是的诗文以及她的画作，并建议结合陈子龙及钱谦益的诗文对照阅读。事实上这两位明清之交文坛领袖人物，诗文有时的确比不上柳如是。

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柳如是诗词中最佳就是这首《金明池·咏寒柳》：

有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这首词大概作于崇祯十二三年间（1639—1640），柳如是时已23岁，按当时风俗，女子过20岁出嫁就算是晚，而柳如是还是歌妓，整日为生计四处奔波，内心愁苦可想而知。此词抒发的正是美人迟暮之感，词中所咏之寒柳，就是她自身写照。欣赏这首词，当与前面所引辛弃疾的词对照阅读。柳如是写作此词时，已与著名词人陈子龙被迫分手数年，她在寂寞独处之时触景伤情，睹物思人，眼中世界真可谓“风霜刀剑严相逼”了。而且柳如是虽然才貌出众得到很多名士之赞誉，但在一般人眼里不过是风尘女子，不仅为人轻视，而且还常被那些纨绔子弟欺侮，鄞县的谢三宾就是其中一人。据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之考证，此人人品卑下，为官之时就以贪赃枉法而臭名昭著。明亡以后他时而降清，时而反正，又时而归顺，反复无常，甚至为求得清廷赏识不惜杀害本乡抗清人士，仅此一点，其人品就可想而知。这谢三宾虽然不学无术，却喜欢附庸风雅，有一次还出钱来帮“嘉定四先生”（即明末居住在嘉定的程嘉燧、唐时升、李流芳、娄坚四人，彼时他们的诗文书画名声极大）刻印诗集，从此竟然以名士自居。他看柳如是才貌双全，即欲将柳氏霸为己有。但柳如是如此高洁之女子，怎会看上谢三宾这样的小人。无奈谢三宾一再无耻地威逼利诱，柳如是一时竟无法摆脱。柳如是知道想彻底摆脱谢三宾的纠缠，最好还是找一个他不敢惹的人作为终身寄托。想来想去，当时的江南文人之中能够镇得住谢三宾并能保护自己的，恐怕也只有钱谦益一人。谢三宾是当年钱谦益典试浙江时所取的门生，如果钱谦益喜欢柳如是，日后又成为师母，则谢三宾自然不敢再有邪念。况且以钱谦益之才学、声望和文人领袖的身份，在江南首屈一指，谢三宾肯定不得不放弃对柳如是的痴心妄想。不过，由此钱柳二人成为谢三宾的眼中钉、肉中刺，倒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此为后话。

还有那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读来令人胆战心惊，无数历史竟然在此一句中被精确概括。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所谓“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君不见，杨柳在春日摇曳自得之时，即已埋伏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之结局，而柳如是因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敏锐的心灵，天才地捕捉到了人世间的无常与命定。柳如是虽是风尘女子，但气节凛然，尤明民族大义，其文采风流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对于柳如是与钱谦益以及同时代一些文人的高下差异，后人早有定评，如袁枚就在《题柳如是画像》等诗中对柳如是有高度评价。自然对柳如是最有“理解之同情”者还是陈寅恪，他发现每逢改朝换代之际，一贯被歧视的“红妆”们却往往表现出远见卓识和大无畏气概，其精神之高洁和人格之独立简直令无数文人墨客汗颜，所以他要向陈端生致敬，所以他要赞美柳如是。

《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分为五章。第一章“缘起”介绍写作此书的原因，第二章考证柳如是最初的姓氏名字、家世以及附带问题，第三章考证柳如是与陈子龙等交往问题，第四章考证柳如是与钱谦益交往及相关问题，第五章考证他们夫妇如何从事“复明运动”及钱氏家难。对于撰写此书之起因，陈寅恪坦承其最初的萌动在于抗战期间，他随清华南迁到昆明，在一家旧书店中无意得到一颗红豆，是书店主人当年从江苏常熟钱谦益故居中红豆树上所获。陈寅恪如获至宝，遂由此对钱谦益著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对其生平及与柳如是关系产生考证想法。这与他一直进行的才女研究即“颂红妆”研究其实是一致的。除却张扬陈寅恪自己认定的“颂红妆”旨意外，还为我们展示了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群体的全景图以及他们置身其中的江南社会风貌。这对于理解今天的江南文化以及当代文人的思想文化状况，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历史上看，最早对《柳如是别传》作出高度评价者应该是其好友吴宓，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广州看望好友陈寅恪后，在其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近乎盖棺论定式的文字：“（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今人胡晓明评述说，吴宓此言之重点，是在强调易代之际的中国文人该如何对有关文化与道德之基本命运做出抉择。所谓的“颂红妆”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其深层关注则应含有文人心态史的更多更深含义。显然，相对于单纯的“颂红妆”旨意，展示那个时代的文人精神世界和地域文化风貌并借此揭示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变迁之历程，就更有意义和价值。

江南文化以及社会风气、风土人情等，其实早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发展至明末清初，其与北方中原文化之差异早已十分巨大。江南文人与歌妓虽然社会地位截然不同，却因他们各自特殊的社会身份得以成为江南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者，也均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此特别注意揭示，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代表性人物钱谦益和陈子龙等，离开了他们所生活的江南，其性格命运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又如“红妆”之代表柳如是之所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一方面和她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江南地区特有的社会风气有关：“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论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聪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

柳如是自从离开前宰相周道登家后，正是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特有的水乡地理环境赋予她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公共空间，使她可以在江南地区过一种虽然是流浪却较为自由的生活。从《柳如是别传》可以看出，相对灵活的水上漂泊生涯之所以可以实施，固然得益于她的青楼身份，但也与江南民风之宽松以及士大夫对她这类才女的资助有很大关系。她数年间仅凭一船生存，可以免除寻找住处的担忧而自由往来各地。一些江南名士更是直接给柳如是很大帮助，杭州的汪然明不仅对其才华十分欣赏，而且从经济等方面给予大力资助。一个古稀老人此举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和文人的嘲讽反而得到认可，这就与江南特有的社会风尚以及当时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有直接关系。自南宋杭州开始飞速发展后，到明末已俨然成为文人与歌妓交往的中心，而柳如是时期的杭州，汪然明就是连结文人与歌妓的重要中介人物。

文人与“红妆”，看似身份绝然不同其实多有相似。今人孙康宜认为，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文人之所以格外看重“红妆”，除却文人特有之怜花惜玉情结外，更主要是由于他们从这些才女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更进一步，才女命运的浮沉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隐喻。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柳因缘个案的探究实际也是在关注此类问题，他多次称柳如是为“柳儒士”绝非无意之举，意在把柳如是看作女“士”、以柳氏命运暗喻文人命运。就钱柳因缘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大事，一是他们的结合过程和实现的具体形式，一是钱氏降清并最终导致他们夫妻归于悲剧性命运，特别是柳如是的自杀结局。所有这些都既可以看作对他们婚姻爱情的考验，又可以看作与他们交往之江南文人反应的试金石。

崇祯十三年，柳如是和钱谦益初次相识即一见如故，而此时的钱谦益在仕途方面却是屡遭挫折。此时的钱谦益已是59岁，早已过陈寅恪所说的“中岁”，对“仕宦”这样的事功之事早该看淡，那么在情感方面寻求补偿就可以理解。果然次年钱谦益即娶柳如是为侧室，而且是按照“匹嫡”之礼（即按照与娶元配夫人同样的礼节）举办婚礼。不过此举显然违反了当时的社会风习和道德规范，导致许多文人士大夫表示不满：“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与如是结缡。学士冠带皤发，合卺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由此可见钱谦益确实是爱柳如是，为此不惜得罪很多地方士绅。在柳如是一方，对于和钱谦益的结合是有所要求的，就是出身卑贱的她一直想要一个名分，按照陈寅恪的推测就是“当为嫡庶之分”。陈寅恪认为在明末这个问题寻求解决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社会礼节，这方面只要稍微通融即不成问题；一是国家法律则不容含混，即不能违反（一夫一妻）制度。按照当时社会风气，士大夫嫖妓纳妾本不是问题，但要同时有两个正妻，则既不能为世人所容，也是违反国家法律之行径。在此之前士大夫因此受到连累事不是没有。据《明史265·倪元璐传》，倪元璐在崇祯八年升国子监祭酒且深得皇帝信任，为此深受同事温体仁嫉妒，温体仁在搜罗倪元璐所谓罪行而不得之情况下，遂以倪元璐之正妻尚在，而其妾王氏竟然冒充继配受封以致败坏礼法事为由诬告倪元璐。后经其同事证实得知其原配陈氏已因过被出，王氏系继娶而实非其妾。但无论如何此二人同载登科录却是不争之事实，最终倪元璐被罢免官职，此事才算结束。陈寅恪指出，钱谦益和倪元璐本同为温体仁之流所深恶者，幸好钱柳结合之时温体仁已经死去，不然按照钱柳结合时其原配夫人仍在钱家的事实，则钱谦益所受处分很可能会较倪元璐更加一等。此外，当时钱谦益已经被罢官回家，其嫡妻陈氏所受封号当被追夺，也就无法为柳如是请封，由此在国家法度方面已没有任何通融可能。陈寅恪指出，也就是因为这方面不能满足，钱谦益才在能够通融之社会礼节方面大加铺张，以弥补安慰柳如是不能被封的遗憾。清兵入关之后，建国之初法律制度不似明代那样严格，甚至有士大夫之正妻已受明代诰封而其妾可以代妻受清代之封事。不过在这一点上足可看出钱柳二人在民族气节问题上决不含糊：尽管钱谦益仕清时有机会为柳如是请封，他们却始终没有这样做。

尽管他们的结合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钱柳二人却我行我素，相亲相爱，这从钱谦益此时诗作中看得非常清楚，如钱氏的“合欢诗”及“催妆词”等。作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还要求众门生以及好友和“合欢诗”及“催妆词”以为庆贺。而从是否唱和以及是否认真唱和方面，也可看出当时一般文人对钱柳姻缘的态度。对此陈寅恪有精彩的分析：首先看和诗的作者构成，其年龄较大者，一般为近于山林隐居之人或者是地位不甚显赫者，其余则都为钱谦益的门生或晚辈。由此陈寅恪指出，钱谦益以“匹嫡”之礼迎娶柳如是在当时确实不能为舆论所容，因此门生中一些最有地位者甚至与钱谦益为患难之交者如瞿稼轩等，均没有和诗，恐怕是有所顾虑之故。其他一些有和诗者，其质量也平平，除却其作者能力因素外，也不能排除他们有敷衍之嫌。其次，陈寅恪注意到对于钱谦益此时的诗作，作为最重要当事者的柳如是竟然没有唱和之作。对此陈寅恪的分析是认为这反映了柳如是的矛盾心理，即如果唱和之作表露欢乐之心境，就似乎对不住故交陈子龙；如果说一些悲苦之言，显然也对不住钱谦益，有无理扫兴之嫌，如此自然就什么也不写为好。

陈寅恪的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还可以补充的是，柳如是可能认为既然钱谦益能够为她牺牲自己的名望、财产和社会地位等，那么和诗与否已经不重要，或者她认为钱谦益也不会看重。不过，按照陈寅恪的意见，其实钱谦益还是有些失望，那么，聪明如柳如是难道真的没有看出钱谦益的失望还是有其他原因？陈寅恪最后也没有得出定论，我们也只能姑且猜测一番。

钱氏降清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对此失节之举，陈寅恪并没有为之辩护，明确指出钱氏当时之表现，远不如柳如是，是文人软弱无行之可耻代表也。而出身卑贱之柳如是，反倒在此重大关头决意投水自杀殉国，诚为“天下兴亡，匹妇有责”最有力之注解，可歌可泣。对柳如是而言，夫君成为降臣，使其陷入两难境地，即如何处理对丈夫的个人忠诚和对故国明朝的政治忠诚。对此柳如是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态度，而是采取逐渐在钱谦益内心灌输复明念头的方法。笔者以为，柳如是对于中国文人的弱点和所谓的使命感其实非常了解，所以才可以成功地说服钱谦益为“赎罪”而开始复明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钱氏降清后一般文人对他的态度极为微妙，除却一般社会舆论的嘲讽轻视咒骂外，许多江南文人均未因此与钱氏绝交，或者在政治上轻视钱氏而在文学方面保持交往。其中最为理解钱氏如黄宗羲者不必论，其余多少窥知钱氏内心委曲者反而更加深了与钱氏的交往，如归庄、朱鹤龄、瞿式耜等，对此今人赵园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中有精彩分析，不赘。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江南民众可歌可泣之反抗的大背景下，在史可法、陈子龙等人壮烈牺牲之时，钱氏之降清好像没有受到应有之“千夫所指”的诅咒，是值得思考的现象。赵园认为明亡之后，书写“故明之思、明亡之恨”成为当时一般文人的普遍精神取向，而决不仅仅限于那些遗老遗少。甚至在那些失节投降者那里，也可以读到似乎更为深切而动人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显然，书写者的政治态度和处世观并不能完全决定其文字表述的情感取向，共同的审美思维和感受使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截然不同的文人，有着几乎一致的人生体验并都可以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也许就是在这一点上，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内部的那些失节分子可以表示出一种有限的宽容乃至理解。就钱谦益个案而言，钱氏在文学方面的卓越才华和成就以及文坛领袖身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其他文人对其失节行为的谴责。自然，还是有人对此表现得清醒和坚定不移，如《柳如是别传》中提到的有人在钱氏投降后对其服装的嘲讽，讥其为“两朝领袖”就是一例。

至于钱柳之死，从江南文人的反应及社会有关舆论，更能看出那时一般文人的心态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作为降清之臣，钱谦益晚年从事的复明运动当时很少为他人所了解，所以钱氏之死不会受到当时江南文人的特别关注，更少有悲痛悼念之辞。而对于柳如是之被迫自杀，江南文人及社会舆论却几乎都给予同情，这里的是非概念区分得十分清楚。

自古红颜多薄命，柳如是未能幸免，幸好有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为其作传，使其坎坷而曲折的一生事迹可以为世人所知，这是柳如是的幸运。当然，《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和价值绝非这一点，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看，它的价值应该更大更多，影响也会更加久远。（刘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