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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延续十余年的“成都、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诉讼案，本月18日下午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开庭。经历了去年一审败诉后，坚持上诉的原告团终于站在东京最高法院的法庭上，继续控诉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实施无差别空袭的残暴罪行。

当日控诉审第一次开庭属于“结诉庭审”，被控诉方律师也提议“应尽快结案裁判”，但当日并无宣判。庭里庭外究竟经历了哪些交锋？对素昧平生的中国受害者施以援手的日本律师团，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团队？受害者们此生还有没有希望看到对日索赔的胜利？……

对这些谜底，11月24日，亲自赶赴日本参与此次诉讼的三名成都受害者及亲属和一名成都律师，在成都召开诉讼汇报会，介绍了此次赴日参加二审开庭的经过。

对日索赔原告合影

转变维权思维

首次抗议三菱重工要求索赔

此次站上原告席的有3名成都人、7名重庆人，成都籍原告分别是贾德蓉、韩蔚和杨小清，其中78岁的贾德蓉是当年成都大轰炸的亲历者，韩、杨二人则是受害者的后人。成都律师徐斌随同赴日，一同见证了整个庭审。

“18日凌晨5时我们就早早起床，专门包车从成田开到东京参加庭审。”徐斌介绍，由于庭审在当天下午，参加开庭和相关维权宣传的人士便兵分两路，一路前往位于霞关的裁判所门前进行庭前宣传，另一路前往位于品川的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递交《要求书》，首次抗议三菱重工，要求尽其社会责任，对其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明知其国家侵略且通过空中轰炸残害中国无辜平民，还助纣为虐为侵华日军提供性能极佳的零式战斗机造成重庆大轰炸的战争惨剧，进行反思并给无辜受害人道歉赔偿。

中方首席律师林刚介绍，上午9时30分到达三菱重工总部后，一行人马与其总务处负责人交涉，但被当场拒绝，他们仍现场宣读《要求书》，要求三菱重工在12月25日前给出书面答复。同时，他们将中方签字的要求书及其他证据材料，包括成都、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一审判决书》等留在了三菱重工的前台，同时还在三菱重工门前拉横幅，散发传单，进行抗议。

作为对日民间索赔案的原告方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对这起针对三菱重工的现场声讨深感“值得庆贺”，他认为这场索赔运动可以转换思维和视角，“以‘企业战争责任’问题的追问和维权追索作为新的节点，掀起未来索赔的新高潮。”

庭审激烈一幕

日本律师拍案抗议法官“交头接耳”

本月18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许，首次开庭在裁判所101号法庭举行。已有当地日本记者闻讯赶来采访，裁判所特别在司法记者室安排了3分钟的采访时间。前来参与旁听的人数也超过百人，还启动了“抽签程序”，对进场人数进行控制。

进入法庭现场后，中方首席律师林刚观察发现，法庭采用大陆法系法传统，法庭分审判区和旁听席。审判区，法官居中，左为控诉人席位，右为被控诉人席位，旁听席共有92座位。控诉方有来自成都、重庆的十位受害人和六位律师到庭。被控诉方仅有两名律师和一名助理到庭。庭审中，主要由受害人代表粟远奎进行陈述，表达了对一审判决不公，要求二审公正判决。

据粟远奎介绍，一审的宣判材料共111页，其中有85页承认了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材料已经比较完整。

在一审时就已提供的证据中，成都律师徐斌印象最深的是一批解密的日本军部作战报告，包括了当时一手制造大轰炸的机队编号、机型、起飞地点、携带的炸药、作战地点等，“这也是所有证据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庭审中也出现了激烈的一幕。就在粟远奎进行陈述时，后排有人悄悄向法官席传递了一张小纸片，三名法官竟不顾还在庭审，公然在庭上交头接耳起来。这一幕不仅让中方人员感到愕然，也“刺激”了一濑律师。

“当时就听到‘嘭’地一声，平常斯斯文文的一濑律师，突然拍案而起。”杨小清回忆说，只见一濑起身离开座位，大步走向法官席，嘴里一直朝法官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从来没见他这么生气过。”后来大家才了解到，一濑律师是在抗议法官不尊重当事人，破坏庭审纪律，“法官既然开庭审理，应该保障不受外界干扰。”而法官很快收起纸条，正襟危坐起来。

关键一战扭转形势

律师争来“最后一次机会”

控诉方代理律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被控诉方律师仅表示对重庆大轰炸事实及受害人受害事实没有异议，希望法庭及时判决。庭审近两个小时，中间还休庭合议了10分钟。在庭审中，原告陈淑芳老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痛哭不止，全场动容。

据林刚介绍，本来东京高等裁判所书记官告知一濑法律事务所事务局长元永，当日控诉审第一次开庭属于“结诉庭审”，且被控诉方律师认为案件事实清楚，无需再作任何实地调查，“应尽快结案裁判”。但上午受害者和维权人士所做的种种努力，也让裁判长改变主意，答应给控诉方一次机会，“特别问到，二审已给过相当长时间准备，还有哪些事实不清需要调查。”

一濑律师未经与其他律师商量，当庭回答说，他们因为刚发现凤凰视频公布了一段重庆大轰炸的现场录像视频，为此需要收集直接反映重庆大轰炸受害实景的录像资料。

同时，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战争对人精神影响的评估结论，已在日本诸如冲绳平民战争索赔案中应用。为此，律师团还需要时间聘请专家按照PTSD评估要求。

此举完全扭转形势。林刚回忆，裁判长经和其他两个裁判员休庭合议，最终决定给控诉方最后一次机会，收集直接反映重庆大轰炸受害实景的录像资料，同时提交能够证实轰炸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和心理的伤害以及其他需要论证诸如本案如何适用国际法等问题的专家调查报告，截止时间定在2017年2月28日下午东京时间5时许。而第二次开庭定在2017年3月17日。“这给我们更详细准确地阐明我们的主张，提供了机会。”林刚说，一濑表示，将专心致力于该案的上述准备工作。

6名日方律师义务帮忙

经常加班到很晚睡办公室

一濑的专业和敏锐，令中方刮目相看。“感谢日本律师团队，虽然不懂语言，但能感觉到做出的工作，非常值得信赖和尊重。”徐斌特别提到，一濑组织的6名律师，每人出场时，辩护和陈述都非常流畅，看出来事前是经过了反复的沟通和演练，“哪位律师发表哪部分，哪一位举证，哪一位掌管材料，分工特别细致明确，从专业上看是一气呵成。”

“从他们的工作方式来看，他们应该是每小时收费很高的那种。”徐斌介绍，但这些律师都是义务帮忙。每个人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对中国受害人民的帮助，在背后做了大量工作。他用手比划说，“每个律师面前摆放的卷宗材料，都有厚厚一摞高。”

据了解，为了准备此次诉讼，一濑的助手曾有一两个星期没有回过家。经常是加班到很晚，给夫人打电话说抱歉，“太晚了，没有电车了，晚上不能回家。”因为日本打车很贵，他们只能在办公室睡。一濑虽然有床位，但助手没有，只能在椅子上躺一晚上，“他们所作的努力，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庭审结束后，全体旁听人员和受害人及律师，还专门前往日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第一会议室召开的交流会，日本共产党参议员井上主动与受害人代表粟远奎握手留影，声援中方原告。

“慰安妇、细菌战、华工，我们都提起诉讼，但得到的结果基本是全盘皆输，现在还剩下大轰炸。日本政府并没有真心地反省战争，它欠战争受害者们一个公正的判决和真诚的道歉。”因为躲避空袭及时而生存下来的贾德蓉表示，“我们这些受害者，已经带着伤痛70多年了，只要生命不息，索赔不止，目的就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刘海韵编辑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