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家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参与办理某影响力特大的故意杀人案、某省省委常委（省部级）受贿案等，其以细腻严谨的风格著称，能善于从证据、程序的研究中找到突破点。

根据上海市高院公布的数据，在一审非法集资案件中，高达70%的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实刑），仅30%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因此，如何找准辩点，最大可能为被告人争取有利的量刑幅度，这十分考验辩护律师的专业能力。笔者将结合办案经验以及成功案例，分享如何有效辩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挂单、转单

“挂单”是指业务员A为了领取更多的报酬和奖励，将自己的客户挂在B业务员名下。“转单”是指业务员A在离职之前，将其客户转到B业务员的名下。在司法实践中，上述两种情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从轻考虑。

二、续单所导致的重复投资的问题

许多案件均存在“续单”的情形，即投资到期后，被告人未向投资人交还本金及利息，而以重新签订投资合同的方式续投（上图所示）。

笔者认为，对于投入以后未提取的资金，一直在被告人控制之下，只是吸收资金持续的时长发生变化，但非法吸收的资金体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并未对金融秩序造成新的侵害，续单重复投资的数额不应累加计入犯罪数额，只能认定初次的非吸数额为犯罪数额。

笔者的观点也得到上海市颁布的《关于办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沪高法[2018]360号】和青岛市颁布的《关于办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实施意见》【青中法联[2019]2号】的支持，即“一次性投入本金后，将到期本息滚动投入的，仍以一次性投入的本金计入犯罪数额。”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是不是与两高一部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意见》）第五条的“集资参与人收回本金或者获得回报后又重复投资的数额不予扣除”有所冲突。笔者认为，依据《意见》的精神，只有在集资参与人收回本金或者或者回报后，又重复进行投资，那么后来重复的投资数额才不予扣除；但是，如果参与人没有收回本金或者拿到回报，而是直接续投，那么就不能重复计算，不能计入犯罪数额。综上，上述观点之间并不冲突，而是有机统一的。

三、投资期限是否畸短

上图所述，同样是100万的投资资金，如果投资分为4期，每期为3个月，涉案的吸收金额应为400万；如果同为12个月（一年）的投资期限，涉案的吸收金额仅为100万。笔者认为，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不能仅因为投资期限的畸短，导致非吸金额的不当扩大，进一步导致被告人的量刑畸重。同样，该类情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从轻考虑。

四、利息、复利、预扣利息的数额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根据《意见》第3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被告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笔者认为，非吸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本金上，犯罪数额应当只及于本金而不包括利息，复利、预扣利息，上述数额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五、亲友的投资金额应当扣除

笔者认为，亲友属于特定对象，其范围没有扩大到社会上不特定的主体，且若未通过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取得资金的，缺少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公开性，此时亲友的投资金额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六、未区分职位的变化

在非法集资案件中，被告人可能最初从业务员做起，一步步提拔到团队长、销售总监、部门负责人等。要知道，业务员和团队长等更高职位所承担的责任范围是完全不同的，即业务员仅应对自己的金额承担责任，而团队长等更高职位需要对自己及其下属团队的业务承担责任。所以，辩护律师应当根据不同时间段分别计算金额。

七、是否区分了客户

实践中，涉案公司可能会设立多个部门，例如客户部、运营部、业务部、综合部等。若涉案公司对各部门的分工安排不明确的，无法确定客户的

八、被告人离开后，其下线人员的非法集资数额是否应计入其犯罪数额

笔者认为，被告人发展下线人员后，如果从下线人员的非法集资金额中获取返利等，那么下线人员的非法集资金额可以计入其犯罪数额。但被告人离开单位后，已经不从其发展的下线人员非法集资金额中获取返利，下线人员其后的非法集资行为具有独立性，被告人此时主观上已经不具有非法集资的故意，客观上不再从事非法集资行为，即非法集资行为已经告一段落，故其犯罪数额的计算在时间上也应当截至其离开单位为止，其离开单位后，下线人员的非法集资数额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

作者：张家豪，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参与办理某影响力特大的故意杀人案、某省省委常委（省部级）受贿案等，其以细腻严谨的风格著称，能善于从证据、程序的研究中找到突破点。

立所23年以来，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先后荣获司法部授予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重庆市司法局、市律协授予的“重庆市优秀律师事务所”等大奖殊荣；在“重庆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中，破纪录连续四届斩获“最佳辩护人团队”的业内大奖（2015年、2017年、2019年、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