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地区代理刑事会见律师价格（合同约定年息超越24% 能否再行支持律师费）

1月20日，随着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书的送达，一起与律师代理费相关的民间借贷纠纷案落下帷幕，法院判决被告某建设公司、郭某共同向原告蒋某支付律师代理费20万元。

2015年6月18日，蒋某与某建设公司、郭某签订借款担保协议一份，约定由建设公司向蒋某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郭某为建设公司该笔借款向蒋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担保合同载明：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起始日自2015年6月18日起；借款月利率为2.8%，按月付息；建设公司如逾期付息或还本，蒋某有权立即解除协议，并要求建设公司立即归还所欠本息；自解除协议之日起，建设公司应按每天2万元赔偿蒋某损失；蒋某为主张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相关费用由建设公司承担。该合同同时明确，郭某的担保范围为本金、利息及其他蒋某为主张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相关费用。

同日，建设公司以借款人身份向蒋某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借到蒋某先生人民币1000万元整，借期6个月，自2015年6月18日起算，按月付息。借款人：建设公司”。郭某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字。同日，蒋某按约履行借款。

建设公司未依约按月付息，仅于2015年9月16日付款40万元，即将利息支付至2015年7月31日。2015年10月5日，蒋某催款未果后，通过邮政特快专寄向建设公司、郭某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因建设公司、郭某仍未还款，引发诉讼。

2016年2月14日，蒋某与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律师代理费43万元。2016年4月21日，律师事务所开具了43万元的代理费正式发票。

庭审中，原告蒋某诉称，由于当事人对律师代理费预先进行过约定，应支持律师代理费43万元。被告建设公司、郭某则辩称，支持律师代理费缺乏法律依据，且案情相对简单，原告蒋某主张的律师代理费金额明显偏高。

海安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自觉履行的最高利息标准可达年利率36%，但法院处理中的利息标准不得超出年利率24%，只能按年利率24%支持原告蒋某的利息请求。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律师代理费能否在年利率24%以外支持问题。律师代理费系当事人事后为追讨债权产生的费用，而非为获取借款支付的成本，可在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之外获得支持。支持律师代理费时，应从公平原则出发，综合案情复杂程度、实际工作量大小、取证难度、律师有无依靠自身力量调取关键证据以及区域经济差异等因素，依法合理确定相关数额。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且当事人对律师代理费预先进行过约定，酌情支持律师代理费20万元。一审法院除对本息依法支持外，判决被告建设公司、郭某向原告蒋某支付律师代理费20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建设公司、郭某不服，向南通中院提出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建设公司、郭某撤回上诉。

[法官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率、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司法实务中，对该条中“其他费用”的范围存在较大争议。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523页]明确阐明，上述第三十条所述“其他费用”实质上仍属于借款人为获得借款支付的成本。案涉律师代理费为追讨借款产生的费用，不属于为获取借款支付的成本，应当在年利率24%范围外予以合理支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律师收费并非完全由市场调节，在支持律师代理费时，可参照但不应机械适用行政部门律师服务收费计算标准，也不能盲目照搬当事人代理合同，而应从公平原则出发，理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综合案情复杂程度、实际工作量大小、取证难度、律师有无依靠自身力量调取关键证据以及区域经济差异等因素，依法合理确定相关数额。本案中，法院依据实际情况，判决支持律师代理费20万元，并无不妥。

当然，对于律师代理费的支持是否应以法律有明确规定（如知产案件中）或当事人事先有约定为前提，仍存在较大争议，但司法实务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律师代理并非打官司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行为，除法定或当事人事先有约定外，不应予以支持。（钱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