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取保候审要花多少钱（刑事案件取保候审花多少钱啊）

前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有律师朋友问我：以后给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是不是变得更容易了？

我说：“你还没看这个《规定》吧？我是第一时间就全部看了的，没有发现以后办理取保候审会变得更容易呀！”

为什么这么说？

一、从《规定》的内容来看，是对取保候审的程序性规定，不涉及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

1.《规定》的第一章是一般性规定。如立法宗旨、适用范围、保证方式等。其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这里虽然出现了“应当”二字，不过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可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实践中一定会出现各说各的理、最后还是有决定权者最有理的状况。

2.《规定》的第二章，主要内容是约束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进入哪些特定场所，不得与哪些特定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不得从事哪些特定活动以及保证金的交纳等。

3.《规定》的第三章主要规定取保候审的执行程序。如各个机关之间的衔接等。

4.《规定》的第四章是取保候审的变更、解除。

5.《规定》的第五章是“责任”。如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责任，保证人的责任以及违反保证金管理制度的责任等。

6.《规定》的第六章是“附则”。

从上述内容来看，《规定》并没有“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的内容。即什么样的罪名、什么样的情形必须取保候审；对符合取保条件的人若不取保候审的，如何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等等。

所以说，从这个《规定》中，我看不出以后取保候审会变得更容易了。

当然，如果以这个《规定》为基础，以后再出台什么新的规定，细化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让大多数轻刑的犯罪嫌疑人得以取保，真正实现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为主、以羁押为辅的刑事政策，也不是不可能。

二、在目前的法律规定和责任追究制下，取保候审还是很难的。

1.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四）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注意这一条的用词是“可以”，并不是“应当”。既然是“可以”，那么也就存在“不可以”。

2.逮捕的法定条件

我们再来看《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逮捕的法定条件”。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请看这一条的用词，基本上是“应当”，而衡量是不是应当逮捕的各项条件却是“可能”。

这就要命了！如何判断“可能”与“不可能”呢？这个可是比八字先生算命还难。

比方说，你觉得嫌疑人可能不会再犯新罪，给其取保了，结果其在取保期间又犯了新罪了。你说得清楚吗？

3.可能的追责，使办案人员不愿取保。

目前的现状是，若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出了问题（如在取保期间犯了新罪），那么决定取保的办案人员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如此一来，办案人员的想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赶快把案子丢到下一个诉讼环节去。不过，案子到了法院，法官的想法是：“庭都没开、何谈取保？”故开庭前一般不会取保。

所以，除非有领导出面承担责任，一般来说办案人员是不会主动给嫌疑人取保的（超期羁押等特殊情况例外）。关于这个问题，详见《》一文，不再赘述。

三、未来对取保候审的设计，要注意把握人性。

上周六我在广州某区看守所会见。

我问当事人：“目前你那个监室里有多少人？”

他说：“现在比以前少多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疫情原因，那些可能判处轻刑的，基本上都取保了。”

我明白了。因为防疫的需要，一方面是原来被羁押的嫌疑人中，可能判轻刑的都取保了；另一方面是公安机关抓获的嫌疑人，可能判轻刑的直接取保，没有送看守所羁押了。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嫌疑人，管理起来是个麻烦。办案单位要提讯、开庭，辩护律师要会见，看守所内部管理，等等，都很麻烦。倒不如取保出来，办案单位、辩护律师、看守所以及嫌疑人皆大欢喜。

对抓获的嫌疑人，在送交看守所前需要做核酸，再隔离两个星期，办案单位和隔离单位也都很麻烦。不如直接取保，大家都省事。

你看，这种取保候审不仅仅是考虑嫌疑人，而是考虑各方的利益。即对各方都有好处的事，就容易办成。这就是人性。

如上所述，取保候审如果对办案人员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存在追责的风险，那么办案人员当然不愿意取保了。这也是人性使然。

所以，未来在对取保候审进行制度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办案人员是否愿意主动办理。否则，以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为主的刑事政策就难以执行到位。不管上级领导讲多少遍“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都是空话。

综上，这个《规定》出来后，对取保候审不会变得更容易，也许还会让办案人员觉得太麻烦，而更不愿意办理取保。

至于未来会不会出台新的规定，让取保变得更容易，目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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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民律师，湖南省邵阳县人，1997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其后分配到国家检察机关工作8年，2005年至今从事律师工作，主要从事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和企业危机管理工作，尤其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辩护。

其每年亲自承办的案件一般不超过10件。不过，凡是其亲自承办的案件，必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把辩护工作落到实处，力争把每一件案子办成经典案例。

从业以来，办理过厅级、处级、科级等领导干部、公务员职务犯罪案件数十件，办理过企业老板、高管经济犯罪案件数十件，绝大多数都实现了预期的辩护目标，深受客户好评。

现任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监事会监事，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湖南省和长沙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