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龙潭区刑事辩护律师团（吉林刑事案件律师事务所）

2020年11月7日上午，吉林省通化中院开庭重审“张永福涉黑案”，此案被列为吉林省12起“重点涉黑案件”之一，涉及“保护伞”43人。

一年前，通化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张永福被判无期。判决被吉林省高院以“违反人民陪审员法”为由撤销，发回重审。

人民陪审员法规定，对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法院应该组成7人合议庭，包括法官3人，人民陪审员4人。

“但审理张永福案的合议庭只有2名人民陪审员，明显程序违法。”在张永福案的辩护律师王鹏看来，不仅此案中对人民陪审员法的执行有问题，这部法律自2018年4月实施以来，总体执行情况也招致学界和业界的不少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让人民陪审员法中的条文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仍有阻力，需要各方力量来推动。

2019年11月4日上午，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张永福涉黑案件。 （央视网截图/图）

省委书记亲自调度

53岁的张永福，是吉林市龙潭区缸窑镇哈什蚂村党支部原书记、吉林市永福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当过吉林市人大代表。

2019年11月4日，在张永福等人被捕5个月后，通化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张永福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等11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涉案资产超过3亿元。

张永福是被一封举报信“拉下马”的。2018年2月，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向吉林省一副省长打了份报告，举报张永福涉黑、涉恶，包括恶意勒索高速公路建设补偿金、 组织群殴致人死亡等5个“罪状”。

司法机关介入后，牵扯出的保护伞有43人，涉及吉林市政府、市政协、公检法等系统，包括吉林市政协原主席崔振吉等，轰动当地。

据全国扫黑办介绍，2018年张永福案发后，吉林省公安厅指定通化市公安机关异地侦办，但受到“保护伞”的阻挠，案件办理一度受阻，“说情打招呼的很多，”吉林通化公安局张永福涉黑案专案组组长说，“省委书记亲自调度案件，给专案组撑腰打气，才排除了办案干扰。”

尽管案情“重大”，但庭审过程中，无论是公诉方，还是辩护律师都没有提出合议庭人员组成的问题。

一审判决生效后，张永福等人坚称自己无罪，向吉林省高院提出上诉。2020年初，律师王鹏介入张永福案，成为2号被告人张健的代理律师。

王鹏在阅卷时发现，一审合议庭由1名审判长、2名人民陪审员和4名审判员组成，违反了人民陪审员法的强制性规定。

接下来半年，王鹏三番五次向吉林省高院反映案件诉讼程序违法。2020年9月24日，吉林省高院作出裁定，撤销通化市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何以出现有法不依？

张永福案中出现的程序违法，绝非孤例。据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佳德的观察，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启动，不少有重大影响的涉黑案件，合议庭的组成都没有严格按照人民陪审员法来执行。

最近引发舆论关注的商丘三潘案，当地官方称是“当地近年来少有的有重大影响的涉黑案件”，一号被告人潘前进获刑25年，但一审合议庭也仅由3名法官组成。

“有些地方法院根本不知道人民陪审员法的有关规定，需要律师去普法。”黄佳德举例，江西宜春铜鼓涉黑案，在当地属重大案件，法院打算组成3人合议庭，经律师提醒后，法院才纠正，由3人变为7人。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何家弘的分析是，7人合议庭里，人民陪审员要有4个，占多数。有的法院存有疑虑，担心万一陪审员的意见和法官的不一样，局面会失控。

“当然，执行不力也和某些法院对陪审员的错误定位有关。”何家弘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法院把陪审员制度当作解决法院劳动力不足的举措，当法官人数不够时，就找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

现在，又出现把陪审员和法官的职能混淆，让陪审员参与法律判断。“但实际上陪审员只需要认定事实，不需要法学的专业知识，更多地依靠对事理、常情的朴素认识。”何家弘说。

云南丽江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审理一起盗伐林木案件时，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法院组成的7人合议庭里，4名陪审员对量刑发表了意见并表决。后丽江市中院裁定，此做法违反人民陪审员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属程序违法，应当予以纠正。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有关部门对法律条文的认知也存在偏差。郑州中院作出的一起刑事裁定书显示，在一起诈骗案中，郑州市管城区检察院曾提起抗诉，称案件属于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但一审法院组成3人合议庭审理，属诉讼程序违法。

郑州市检察院支持该抗诉意见。然而，郑州市中院却认为，案件不属于“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一审法院合议庭由3人组成并无不当，对抗诉意见不予支持。

最高法院、司法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人民陪审员法实施两年来，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659.4万件，由人民陪审员参与组成7人合议庭审结的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1.2万余件，约占比0.18%

但由谁来确认“社会影响重大”，迄今仍无权威的解释。

“要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法的立法精神，还需要决策者、司法机关转变观念。”何家弘认为，真正认清陪审制度的基本功能，让普通民众参与进来，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的权威性。

南方周末记者 杜茂林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周缦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