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擅长刑事官司律师介绍（福田律师事务所免费咨询）

陪都时期有一位大律师，虽出生于石柱县西沱镇，却在南岸汪山置办房产，创办南宾垦殖社种植中药材，并在此居住达9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

他就是熊福田大律师，因为为迄今为止四川唯一一次公审共产党人进行辩护，法庭激辩大获全胜而名震山城。

避居汪山

熊福田，字佛恬，号兰陔，土家族，1887年农历7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今重庆市）石柱县西沱镇的一个中医世家。

熊福田幼年不幸，6岁丧父，在其叔父资助下读完私塾，后继续接受新式教育。经留学日本的亲戚吴锡山介绍，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秘密参加辛亥革命运动。面对列强侵略和民族危亡，熊福田于1912年1月东渡日本，寻求救国良方。临行前，他写下七绝一首以明志：“自古男儿志四方，吾将为国赴东洋。他年学就归来日，赤县山河发毫芒。”

熊福田到日本后，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学习。留日期间，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后又加入中国国民党），从事反袁世凯斗争。同时还加入日本马克思读书会，与同学吴玉章等人活跃于日本各地，探索新的救国之道。

1915年他从明治大学毕业，当年归国。初以教书为业，曾在忠县存左学堂、成都共和大学、省立四川法政学堂、私立志成法政学校等任教，结识熊克武、但懋辛、唐宗尧等老同盟会会员。1919年4月，熊福田被任命为省高等审判厅民一庭庭长，并担任四川省议会秘书长等职，后又担任成都地方检察厅厅长。

1924年，军阀杨森进驻成都，熊福田受北洋政府任命督理四川军务。后来，杨森得知熊福田曾手拟讨伐自己罪状的电稿，于是撤销其检察厅职务。熊福田见成都已由杨森一手遮天，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于是于1925年避居重庆，在南岸汪山丁家寨购置房产及土地，与有人合办了“南宾垦殖社”，种植川黄连等中药材。

定居重庆以后，熊福田利用所学，设立了律师事务所，受理重庆及巴县两级地方法院民、刑事诉讼案件。当时的律师，分为大律师和普通律师，熊福田属于大律师级别。

移交法院

1928年1月1日，因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彭兴道和代理团省委书记廖时勉等人叛变，共产党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四川省委和共青团江巴县委等地下组织同时遭到大破坏，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蔡明钊、池望秋等23名党团负责人因“危害民国罪”被逮捕。

江巴卫戎司令王陵基在刘湘的授意下，准备以军事部门的名义处死这些共产党人。为了扩大影响，杀一儆百，他组织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公开审判，并且亲自当主审官。

这是四川第一次公开审判共产党人，观审者人山人海，有王陵基组织的人，也有自发前来观看的群众。

公审现场，平常少言慢语的张秀熟口若悬河，慷慨陈词，将主审官王陵基辩得哑口无言。王陵基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只得草草收场。这一场公审，不但没有达到王陵基的目的，而且适得其反，为共产党作了很好的宣传和铺垫。当时的《新蜀报》以通栏标题《张秀熟舌战王灵官》作了长篇报道，将王陵基形容为凶神恶煞的“王灵官”。新闻一经传出，群众欢欣鼓舞，舆论大哗。各种民间团体、学校、个人纷纷发出抗议、声援，要求当局停止迫害，释放被捕者。

当时，国民政府颁布了《处治异党治罪条例》，规定凡属共产党案件，不再由军事和行政部门处理，一律由法院审判。关心此案的各界人士抓住国民政府的条例，纷纷向刘湘施加压力，甚至连刘湘军队内也传出了“移交法院”的声音。最后，刘湘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被迫于1928年底将全案四川高等法院重庆分院审理。

中共党组织派人与张秀熟等人商量以后，决定聘请当时在重庆最负盛名的熊福田大律师为全案辩护人。熊福田虽为国名党党员，却以法律为重，当即应承下来。

法庭激辩

熊福田接下案子以后，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先是详细调查了案件的全部档案和被查抄的全部文件及其他物证，对案件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接着，他又一一探望了所有被捕的当事人，并与每个当事人谈话至少两次以上，深入了解案件的细节和当事人被捕的原因；同时，他还与承办本案的检察长和审判长等交换意见，了解执法机关的真实想法。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他甚至探听到“军方示意法院，对为首的一、二名绝不宽恕”的密谋。经过仔细分析，熊福田认为，此案的关键是张秀熟，“只要张秀熟从轻判决，其他人必然不会有生命之虞。”因而，他专门针对对张淑秀的起诉，分析了辩护的策略和方法，撰写好辩护词，只待开庭。

1929年5月4日，法院公开庭审。这是四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审理共产党案。旁听者、观审者如潮涌，据说达3000人以上。

熊福田辩护时，首先以大量事实逐条为被告人辩解。着重针对起诉书中所列诬蔑不实之词痛加驳斥。他用档案材料说明本案被告人都是无缘无故被逮捕，没有属于一般刑律或“惩治异党条例”的“罪证”，认定本案不能依法成立，所有被告人应全部无罪释放。

最后,熊福田发表了三点发人深思、触及本案实质的声明：

一、此案均系为国家、社会问题，而非个人之私利。并进而质问：目前国家是否令人满意？社会状况是否令人不受刺激？追索本案原因，纯系社会刺激而然，当局殊不能辞其责。

二、本案既由国民政府饬交法院办理，法院当保持司法之严肃精神，不受各方暗示与影响，理当依法办理，秉公判案。

三、福田本人是国民党党员,今天为共产党案出庭辩护，依法执行律师职务，为被告人的利益辩护，执行国家关于律师条例之规定。知我、罪我、均希谅察。

整个庭审历时一个半小时左右，熊福田的辩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引用法典得当，让在场的人心悦诚服。当时观审的新闻记者事后报道，评价熊福田:“声音嘹亮，态度娴雅，他时而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时而娓娓叙述，打动人心，使在场者无不倾心折服，连台上的推事、法官也频频点头。”

银质盾牌

法院于5月29日正式宣判。“首犯”张秀熟只判了有期徒刑10年，罗孝慈有期徒刑九年、蔡明钊有期徒刑六年，有3人当庭训诫释放，其余获刑数月至一年不等。全案以无一人被判极刑而告终,在当时反共高潮中，完全出人意料。

因为之前有“张秀熟舌战王灵官”的事情发生，刘湘害怕张秀熟在狱中煽动犯人，带来“不良影响”，特别嘱咐要将他单独关押。但是，巴县监狱中并没有单人牢房，最后，只得将他关押在监狱旁的狱神庙里。

按照当时的律师收费标准，熊福田代理本案应得数百银圆报酬。他不但主动提出代理费分文不取，连前期准备阶段垫付的一切开支，也分文未收。

为表达对熊福田的敬意，中共四川省委专门定制了一块正面微凸银质盾牌，宽35厘米、高32厘米，以雕花紫檀为外框，中嵌宽24厘米、高16厘米的纯银片，周边铸竹枝为饰，正中刻有 “于法有光”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由张秀熟亲笔书写。

这块银质盾牌被熊福田终生视为至宝，后由其家人悉心保管。1983年冬，熊福田的少子熊全盛从广西将银质盾牌送至成都，捐献给四川省委，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