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98年4月22日,昆明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凶杀案。
男的叫王俊波,33岁,当时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31岁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
公安人员进行缜密调查后,把死者王晓湘的丈夫、公安干警杜培武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接到报案,圆西路人行道上一辆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公安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勘查。
经查,男性死者者王俊波,男,当时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
女性死者王晓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一名警员。
两名公安干警竟然被枪杀,此案震惊了全省。
当时昆明正在筹办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案发时机微妙,因此该案被列为云南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昆明市公安局决定把此案列为要案,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戒毒所、五华公安分局、路南县公安局等处抽调精兵强将,成立“4·22”专案组,开始全力侦破此案。
法医在两名死者身上发现了“七·七”式手枪子弹留下的弹痕,但是在现场却没有发现手枪。
专案组通过一系列紧张侦查,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列入最大怀疑对象。
被害人死于枪击,被害者女的是杜培武的妻子,杜又是警察,这一切合乎情理。
杜培武,1967年出生,原籍山东聊城,不忙九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云南。和大多数男孩一样,杜培武也梦想长大当一名警察,除暴安良,当人民卫士。
1985年,高中毕业的杜培武如愿以偿,成为昆明警校的一名学员。
他虽然在云南长大,但是身上具备了山东大汉的特质,身材魁梧,性格直率,英姿勃勃长,为人豪爽大方,人缘极佳。
在警校,杜培武运气非常好,友情爱情双丰收:同学王俊波成为他肝胆相照的好哥们;学妹、校花王晓湘成为他的红颜知己。
走出警校后,杜培武成为戒毒所一名警察,他工作非常努力,25岁便被提拔为科长,案发前刚准备提拔为副处。
案发时,他和王晓湘结婚已经五年,儿子也已经4岁。
他上班的戒毒所,距离自己的家——市公安局宿舍有20多公里的距离。
杜培武当时没有私家车,晚上还要在所里值班,下班后就住在戒毒所的宿舍,家务事就很少操劳。
而妻子当时还在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上班,又要工作又要看孩子。
杜培武对妻子非常关心,即便自己收入不高,也雇了一个保姆,以减轻她的负担。
而他的好兄弟王俊波,当时是路南县(现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虽然两人不在一处工作,但友情并没有淡薄,而且与日俱增。
王俊波来昆明出差、开会,都要到杜家做客。
有时候杜培武值班,就让妻子王晓湘接待,让他吃好喝好。
杜培武性格直爽,据他说,直到案发后,他才知道其中隐情。
专案组怀疑杜培武的理由是什么?
王俊波人缘很好,没有得罪什么人,也不可能是仇杀。
案发时,王俊波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假如说是抢劫杀人,为了那点钱,去枪杀2个警察,凶手不值得冒这个险。
再说,如果真是谋财,凶手为什么没有把那辆面包车开走卖掉?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车子过户非常容易,偷车抢车案件屡有发生。
而且那个年代的面包车,跟现在的奥迪、宝马一个价值。
仇杀、财杀都被排除,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报复杀人。
因此,与被害人关系亲密的杜培武被列入怀疑对象顺理成章。
由于此案影响极大,又无有价值线索,省公安厅不得不向公安部求援。6月下旬,“中国头号刑侦专家”到达昆明,对杜培武进行了测谎。
提问的问题是:
你杀人没有?
4月20日晚上你有没有在戒毒所?
你有没有开枪把他们杀死?
测谎的结果是4!
一般情况下,如果被测者没有说谎,数值应该低于4;如果数值是4到6,说明被测者部分说谎;只有数值大于6的情况下,才说明测谎者全部在说谎。
但是测谎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判案的证据;而且被测试者情绪不稳定的话,测谎结果会大打折扣。
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专案组认为杜培武的作案嫌疑最大,至少是知情或参与作案,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审讯。
6月30日,审讯正式开始。
经过19天夜以继日的审讯,杜培武被迫开始“交代杀人的罪行”。
“......我只能按照审讯者的要求说。”杜培武说。
交代“杀人事实后”,“杀人枪支”的下落让杜培武为难,找不到的话就难以过关。
杜培武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说法:“杀人后,枪被拆散,扔到滇池里去了……”
1998年7月19日,杜培武被送回看守所。
这个时候,杜培武这个铁打的山东汉子,跟之前判若两人——目光呆滞,步履蹒跚....
几天后,杜培武恢复了平静,觉得不能就这样消失了,家里还有4岁的儿子,他已经失去母亲,不能再没有父亲。
一夜之后,一份《刑讯逼供控告书》完成,交到了驻所检察官范新忠的手中。
面对着不像样子的的杜培武,这位正直的检察官心里一阵发酸,他面对着上百名在押疑犯和管教干部,拿起了相机,拍下四张伤情照片。
这四张照片,堪称是救命照片,为杜培武洗冤起了关键作用。
1998年12月17日,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人们注意到,律师在法庭上为杜培武作的是无罪辩护。
但是律师知道胜算很低,因为公诉”证据确凿“:
比如警犬气味鉴别,杜培武所穿的鞋袜和面包车泥土气味相同;
身上一张百元钞票泥土痕迹和现场泥土化学成分相同;
还有杜培武衬衣右袖口处,检出军用枪支射击后留下的火药残留物。
更让人不容置疑的是,法庭上有11名刑侦技术人员出庭作证,他们在刑侦界久负盛名,堪称是专家级别。
公诉机关的结论是,杜培武不但驶过这辆死者王俊波的面包车并且开过枪。
但是,两位辩护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从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上看出破绽。
那上面,只记述了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的泥土,但是上面并未写到“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上的泥土。
既然如此,这两处的泥土从何而来?
更给力的是,审讯已经过去几个月,杜培武身上的伤痕还在。
不仅如此,杜培武还说,当时在看守所,检察官还拍摄有照片,足以说明在审讯期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
控辩双方辩论激烈,审判长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昆明中院第二次开庭,杜培武被定罪。
法庭上,公诉机关提交了《补充现场勘验笔录》,“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泥土记录被展示出来。
杜培武要求公诉人出示伤痕照片,但是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杜培武向审判长拿出了自己当时穿的衣服,上面......
但是,没有受到重视。
眼看法官就要做出判决,自己很可能会被判死刑,他声嘶力竭地高喊:“我没有杀人!……”
审判长说:”既然如此,请你拿出你没有杀人的证据!“
杜培武无语,他绝望地低下了头。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杜培武颤抖着双手接过判决书,两行泪水从这个硬汉眼中夺眶而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不甘心。
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却不能为他们养老送终;自己是儿子的靠山,却要让他从此孤苦伶仃......
看着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杜培武似乎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他不再渴望奇迹出现,开始写日记,诉说死亡前的经历,希望后人能知道曾经有个人,比窦娥还冤。
“今天是4月5日,省高院法官来到监狱对我进行了死刑复核,但是他们来去匆匆,看得出是在走过场,翻案概率为零。”
“今天是4月16日,最可怜的是我的儿子磊磊,他4岁就失去父母,还要接受他父亲是杀人犯的事实,他今后的路会怎样走?”
“4月17日,我不再抱任何希望,在安静等待那一刻到来。我死后,请爸妈把我的骨灰带到山东老家,我要和去世的爷爷奶奶在一起。”
“5月15日,我觉得死期一天天临近,除非奇迹出现。”
就在杜培武彻底绝望,等待死神召唤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杜培武大难不死,这就为日后洗冤,创造了条件。
当月17日,一个司机失踪两个月后,他的手机突然开机,昆明市公安机迅速对手机定位,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柴某,对其进行审讯。
并且顺藤摸瓜,破获了以原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
在审讯中,罪犯交代,他们在1998年4月下旬,曾经在一辆面包车内枪杀了两名警察。
听到此,警察心里一惊。
根据罪犯的交代,他们在杨天勇保险柜中,看到了那把“七七”式手枪!
那天晚上,杨天勇他们是如何行凶的?
1998年4月20日晚上8时许,他与滕典东、杨明才三人身着警服开始行动,目标是那些晚饭后在昆明市郊区约会的情侣或者情人,以敲诈钱财。
走到海埂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停在路边,觉得里面有戏,便上前敲门:”我们是缉毒警,正在执行公务,请开门。“
这时候车内的有个女的说话了:“不要闹了,我们也是公安局的。”
杨天勇不予理会,从腰间掏出一只“五四”手枪:”把他们铐起来!“
女子说:”等等,我要给杜局长打个电话。“说着掏出手机。
说时迟那时快,杨明才一把夺过手机,将两人铐在车上,杨天勇夺过王俊波的“七七”式手枪,扣动了扳机……
2000年7月10日,杜培武牢房门突然打开,一个狱警喊道:”杜培武,有人找。“
杜培武满腹狐疑来到会客室,他看到了一个人——辩护律师杨松,心里咯噔一下:”杨律师,你....“
杨松对他说:高院让我来做你的工作,你的案子已经再审,今天要宣判了。”
听到这里,杜培武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直盯着杨松。
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有万语千言要说,但是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口,只是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面对记者,杜培武说了这么一句话:“爸爸在法庭上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对法律始终都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于个别执行法律的某些腐败分子……”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XX、队长宁XX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
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伤痕、而且外伤导致脑萎缩,构成轻伤。
按照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国家赔偿标准,杜培武得到了2万多元的赔偿。
对于妻子与王俊波之间的事,杜培武说他之前全然不知。
记者问:“你恨过她吗?”
“恨不起来”杜培武摇摇头说。
“案子侦破之后,我到她的坟前说了一句话‘凶手抓到了....我们的孩子睿睿在健康成长,你放心吧。”
杜培武说,此案的最深感受是,极个别害群之马在违法的时候太放肆了。“我学过刑侦,也懂得法律,更具有反侦查经验,但是到最后还是‘认罪’,更别说普通人了。”
平反之后,杜培武坚持要求回复自己的警籍,以此说明他对警察这个岗位的热爱,对广大人民卫士的崇敬。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在进步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成就显著,有目共睹,这些年杜培武之类的冤假错案已经非常少见,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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