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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体会

刘锡荣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我们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党的历史是最重要、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中，浙江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写下了可歌可泣、悲壮雄伟的历史篇章。特别是解放前历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共十一人，无一人叛变，其中有九人英勇牺牲，他们是：王嘉谟、张秋人、徐英、罗学瓒、卓兰芳、龙大道、李硕勋、夏曦、刘英。他们光辉的人生、丰功伟绩和高尚革命精神，必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

大革命时期，孙中山联络中共陈独秀、李大钊及苏共代表，竭力推进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不断胜利，形势大好。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原先就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右派重新活跃起来，左右两派进一步分化，中共面临严峻的考验。反共暗流涌动，分裂危机不时显现。1927年春，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开始联手反共。1927年4月1日，蒋介石与汪精卫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浙江是江浙财团的基地，又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老家，还紧靠帝国主义侵华势力高度集中的上海，因而成了政变的首选地区，政变时间也早于其他地方。4月9日，浙江杭州、宁波开始“清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即在全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抓捕杀害。中华大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大革命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党的五大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取得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党的五大还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共有十名委员，王荷波主席等八名委员先后英勇牺牲，他们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严守党的纪律，惩处党内叛徒，保守党的秘密，宁死不屈，为全党树立了光辉榜样。会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党的五大要求，通过了修改党章的决议，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首次把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1928年7月，党的六大决定从党章中取消监察委员会，改为“审查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

为恢复浙江的革命力量，加强对浙江党的工作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浙江省委。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首任省委书记庄文恭。8月，庄文恭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由年仅21岁的省委组织部主任王嘉谟代理书记。

王嘉谟，浙江象山丹城镇西门村人，1906年出生，乳名小曼。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宁波地委委员、书记。1927年7月调省委工作， 任省委组织部负责人。1927年8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9月省委改选后，任省委常委、组织部主任。10月，任“浙东暴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组织浙东大暴动。11月初，赴宁波、奉化、宁海、温州等地筹划和检查暴动准备工作。11月12日，王嘉谟在温州被捕，被审讯拷打整整六天，什么刑具都使用过了，未吐一字。11月18日被枪杀前，双手反剪的王嘉谟突然挣开士兵的架拥，怒目圆睁，张口大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一阵凄厉的枪声响过，21岁年轻的生命将他最后一滴鲜血洒在他热爱的土地上。

张秋人，浙江诸暨人，1898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衡阳、宁波、芜湖、广州、武汉、杭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任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书记、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曾在毛泽东领导下编辑《政治周报》，与恽代英、萧楚女并称为“广州三杰”。1927年9月，受命赴浙江工作。中央派王若飞来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同时帮助省委改组。1927年9月28日，张秋人被选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29日，工作刚接手，张秋人就在杭州西湖三潭印月处被黄埔军校反动学生认出带军警抓捕。他先示意妻子马上回宾馆赶在敌人前面取走党的文件材料，自己跳船潜入水中将机密名单撕碎埋进湖底后被捕。当天下午，省委决定在党中央派来新的省委负责人之前，先由陈之一代理省委书记。张秋人临刑前，从容整理好行李，把书籍留给同志们学习，几件衣服留给需要的难友。走出走廊时，大声高呼：“同志们，今天要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共产党万岁！”1928年2月8日，在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被杀，年仅30岁。毛泽东称他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

夏曦，湖南益阳人，1901年出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民学会骨干分子，大革命时期湖南国共合作的重要领导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1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2月，因杭州无法立足，省委机关暂迁宁波，继续领导浙江的革命斗争。1928年3月，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亦称“省委三月会议”。会议改组了省委，夏曦继续担任书记。1928年5月，离开浙江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1930年回国后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5年11月，和王震同志从湘鄂川黔地区出发长征，1936年2月在贵州毕节和警卫员骑马过河寻找战友不幸溺水牺牲，年仅35岁。

卓兰芳，浙江奉化人，1900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宁波、奉化、余姚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盐民运动，曾任中共宁波地委委员。1927年4月参加党的五大。6月中共浙江省委建立后，任省委委员兼农民部负责人。1928年5月至10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29年4月省委撤销后，改任中央巡视员，先后到浙东、浙北、浙西等地巡视，领导了诸暨、建德暴动。1930年9月8日在杭州被捕，当时，敌人还未确认其身份，后来发现他竟然是蒋介石的同乡、悬赏巨款通缉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在囚笼里，他组织难友斗争，他那革命的气概、坚强的意志、丰富的知识、正确剖析问题的能力，使同狱难友折服，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他经常奋力高唱《国际歌》，鼓舞大家的斗志。10月5日在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被害，临刑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牺牲，年仅30岁。

龙大道，贵州锦屏人，1901年出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上海沪西曹家渡部委书记，协助周恩来指挥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1928年初调中共浙江省委工作，同年5月任省委代理书记，曾前往天台、临海、黄岩、温岭、温州等地指导工作。12月调回上海工作，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龙大道被捕后，蒋介石对此案极为关切，并责令抓紧审问，以便将上海共产党一网打尽。但敌人多次审讯，没有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下令全部就地处决。2月7日，龙大道和24名战友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牺牲时年仅30岁。

李硕勋，四川高县人，1903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全国学联总会会长、中共上海南市部委书记等职。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起义。1928年5月调浙江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1929年3月调回上海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红七军政委、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8月，奉命赴海南工作。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妻子赵君陶没有将已怀上女儿的消息告知匆匆上船的李硕勋。李硕勋到达海口市后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与琼崖地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料第三天一早，被曾经是中共海口市委书记的叛徒认出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得到的只有高声怒斥。9月5日清晨，就义的时刻到了，李硕勋全身是伤，用手轻轻地抹去脸上的血迹，理了理血水沾湿的头发，将衣服的扣子一个一个地扣好。挣扎着靠墙坐起来，但他的双腿都已经被打断，敌人只好用竹兜把他抬出牢房。李硕勋坐在竹兜上，点头向同志们告别，大声说：“继续努力呀，同志们。黑暗就会过去，光明就在前面！”鼓足全身的力气大声呼喊：“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仅28岁。

徐英，浙江武义人，1907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宁波从事工人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调到杭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10月，受中共浙江省委指派回家乡武义工作，建立中共武义县委，任书记。11月，奉命返回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29年1月至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4月省委撤销后，改任中央巡视员，负责巡视浙东、浙南一带工作。1929年12月17日在宁波被捕，在狱中，徐英对难友说：“我希望同志们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努力奋斗，实现全人类崇高的理想！”他与大家逐个热烈地握手，表示激励与期望。临刑前，徐英不慌不忙地穿好鞋子，用手理一理头发，整一整衣服，镇定自若地走出笼子，徐英踏着《国际歌》的节拍，向难友们挥手：“同志们，永别了！你们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大家努力奋斗吧！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1930年8月27日在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被害，年仅23岁。

罗学瓒，湖南湘潭人，1893年出生。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班同学。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后为第一批会员。1921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青年救国团主席、中共湖南区委宣传部长、醴陵县委书记等职。1929年1月调浙江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省委书记徐英外出巡视期间，代理省委书记。4月，中共浙江省委撤销后，改任中央特派员。4月30日在杭州被捕，按民国法律对政治犯是不可判死刑的。经罗学瓒坚持两次上诉，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又改判为十年徒刑，但他对敌人枪杀革命志士、消灭共产党人的杀机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已嘱咐难友，如果将来出狱了，请他向组织上汇报自己的一切情况。临刑前，罗学瓒神情自若，慢慢穿好衣鞋，亲切地对围着他的同志们说：“死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就胜过苟且一生。希望大家不要为我难过。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并伸出手来，一一和同志们握别。最后，罗学瓒摘下眼镜，递给难友说：“留给近视的同志！”他一跨出笼门就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8月27日在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被杀害，年仅37岁。

1927年7月，国共两党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主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大革命教育和锻炼了各革命阶级，为后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成立以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深陷牢狱坚贞不屈，他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铮铮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员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成千上万觉悟了的工农大众、革命知识分子投入革命队伍，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1930年9月，据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1927年4月的57967人增加到12.23万余人。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队伍反而更壮大了，组织纪律更健全了，战斗力更强有力了。到年底，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组织。1927年11月成立的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执行组织纪律、严惩叛徒、搜集情报、沟通同各苏区的电讯联系、配合根据地红军作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28年9月，浙江省二十余县有了党组织。浙江省委机关从宁波迁回杭州。在全省多地组织暴动，因敌强我弱，先后都失败，但它扩大了党的影响，打击了国民党在农村的反动统治。1929年4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浙江省委。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全省划分为杭州、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兰溪六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

刘英，我父亲，是解放前牺牲的第九位也是最后一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父亲牺牲后两天我才出生。虽然我没有见过父亲，但是从母亲和父亲的老战友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对我成长影响最大。

父亲原名声沐，1905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瑞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志向远大，学习勤奋，曾在故居墙壁上写下“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的诗句，还喜欢绘画、武术和体操。17岁小学毕业，家贫休学。因品学兼优、乡里皆知，到两所小学教书任教，有机会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报刊，接受新思想。1929 年3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在福建长汀取得长岭寨大捷。父亲即奔赴长汀，报名参加了红军，改名为刘英，并写下了“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的诗句。父亲参加红四军后，因为有文化，被选到军部担任会计，不久又任军供给部出纳股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父亲在备忘录中写道：“我加入了共产党，作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光荣呀！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一天，父亲在宿营地写家信，碰巧被路过的毛主席看见。毛主席见他字迹工整、秀逸，文笔也不错，就和他聊了起来。临走时，毛主席问父亲愿不愿意到军部搞文书工作，他答应了。不久，父亲就被调去军部当了文书，在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亲切教导下工作、学习与战斗。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多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父亲主动要求离开机关，下到一线部队参加战斗。毛主席十分欣赏父亲的决心和勇气，同意了他的要求。在党组织和军队首长的关心培养下、在革命战争烽火中，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考验，父亲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团政委，1931年12月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四师政委，1934年1月，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前夕，1934年7月7日，党中央将红七军团（后与红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早于红军主力长征3个月，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赣皖四省，以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长征。方志敏作为这支红军的创建人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先遣队最高领导人，红军最年轻的高级将领寻淮洲和刘畴西先后任军团长，粟裕伯伯任参谋长，父亲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12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安徽黄山谭家桥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战斗十分艰苦惨烈，身为政治部主任的父亲也率一个团的兵力组织突围。战斗中，寻淮洲英勇牺牲，父亲的右手臂严重受伤，右前臂被开花弹打穿，腕骨粉碎性骨折，桡动脉破裂，出血不止。方志敏马上叫卫生部长张德华亲自为父亲动手术，挽救了父亲的生命。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被七倍于我的国民党优势兵力包围堵击。当时方志敏率800多名指战员已冲出重围，但他发现大部队还未突围出来即命令粟裕伯伯和负伤的父亲率部先走，自己仅带十几名指战员回去接应大部队，表现了他高度负责的领导风格和自我牺牲精神。回去后和红十九师参谋长乔信明组织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加上饱受饥寒和身心煎熬，晕倒在怀玉山高竹山木梓树底下，被敌人抓捕。敌人在搜身时才发现红军最高将领竟身无分文，难以置信。方志敏被捕第二年后在南昌英勇就义，在狱中书写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事》等光辉不朽篇章。在书中，方志敏烈士发出了“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铮铮誓言。从方志敏烈士和广大将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军队是最爱国爱民的军队、最勇敢的军队、最廉洁的军队、最守纪律的军队。

在这非常危急之际，中共中央基于全局的战略考虑，决定以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后突围出来的部队500人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伯伯为师长，父亲刘英任政委，基本任务是：到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影响，创立新的根据地；建立党的组织，政权组织，指导分配土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动，调动和牵制住大批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对中央红军的“清剿”计划。闽浙两省国民党唯恐挺进师在闽浙边立足，派重兵合围，妄图将挺进师一网打尽。1935年4月28日，挺进师在浙江庆元县斋郎地区精心部署，利用有利地势，迎头痛击数倍于己之敌，毙敌300余人，俘敌近200人，取得了入浙关键一仗的胜利，打开了进入浙西南开辟根据地的通道。1935年7月，挺进师师部进驻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有利条件的浙江遂昌县王村口，领导浙西南人民全面建设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大举进攻，挺进师和闽东红军独立师（师长叶飞）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父亲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下辖浙西南和闽东两个特委。同时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父亲为政委。

挺进师在两次反“清剿”战斗中，前后共牵制国民党兵力三四十个团，前后历时各达八个多月之久，吸引牵制和消灭了相当数量的敌军，一定程度上配合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的长征，配合掩护了邻近红军游击区和斗争。挺进师在战争中日益壮大，部队从5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其中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保存下来的火种。红十三军于1930年4月在浙江永嘉县建立，军长胡公冕。红十三军共三个团，人数最多达六千多人，后缺经验，军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两年内先后被捕英勇牺牲，军长胡公冕离开浙江回上海。失散人员坚持斗争四年之久，部分人员后来加入了挺进师。

1936年8月，西安事变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根据抗日斗争新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时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经过艰苦谈判，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共同抗日和平协议，开创了工作新局面。谈判后，挺进师在平阳集中，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伯伯任总队长，父亲任政委。1937年10月，原活动在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1938年3月，红军挺进师主力奉命由粟裕伯伯率领编入新四军，从平阳山门开赴皖南北上抗日。

1929年4月，中共中央鉴于浙江形势，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建制。1938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成立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9月转为正式省委。父亲任省委书记，统一领导浙江党的工作，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领导开展抗日斗争。父亲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专门成立了统战部，父亲亲自兼任统战部长。父亲与省长黄绍竑为首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立了上层统战关系，推动黄绍竑颁布了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使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浙江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促进了抗日进步力量的发展。父亲和黄绍竑就挺进师部队改编后有关事宜进行协商，黄绍竑同意在丽水设立“新四军驻丽水办事处”，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在平阳设立“新四军平阳后方留守处”，并答应给粟裕伯伯率领的即将开赴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新四军配发子弹五万发、军衣一千套。

流亡在浙江丽水的台湾籍爱国人士李友邦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朝鲜义勇队”的启发下,决定组织台湾义勇队,动员和组织散居大陆各省(以福建为重点)的台胞参加祖国抗战。1938年夏，父亲指示省委文委书记骆耕漠和共产党员张毕来协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成立，李友邦任队长，张毕来任秘书。又组建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其成员都是台湾义勇队队员的子女，团长由李友邦兼任，刚从新四军教导队学习归来的夏云任指导员。台湾义勇队发展到二百余人，成立了三个区队。随着义勇队人员的不断增加和党员的发展，在队里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直接受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领导。台湾义勇队和义勇队少年团以浙江为主要活动基地，活跃于东南各省，为祖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瞩目和好评。浙江党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9年7月，全省建立了55个县委或县工委，没有县委和县工委的县也有党支部或党员活动，党员达1.9万多人。1939年4月，周恩来同志曾在浙江金华开会听取父亲等省委领导汇报。对当时浙江省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称赞道：“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效仿的。”

经中央东南局曾山伯伯亲临调查了解，党中央认为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党代会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予以批准并分配了浙江省出席党的七大会议的代表名额。1939年7月21日，在温州平阳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 1922 年 9 月浙江建立党组织后的第一次，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父亲作政治报告和工作总结，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文件，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浙江省委，以及出席党的七大的十二位代表、三位侯选代表。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常委汪光焕、薛尚实、龙跃，委员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刘清扬、顾玉良，候补委员：杨思一、林一心。大会还选出刘英等十二人为浙江省出席党的七大的正式代表，候补代表三人。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积极反共，在各地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的，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党代会开得圆满成功。书记叶廷鹏应邀以来宾身份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参加闭幕式的人则更多。浙南特委和平阳县委两机关的一些干部以及所在地的支部书记和委员也都参加了会议。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伯伯一门三英烈，大女儿郑明德是共产党员，持枪掩护战友转移被捕，壮烈牺牲，受到会议代表敬仰。会后因国民党反共高潮到来，当父亲率代表团去延安路上经安徽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和中央东南局时，接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大意是：时局发生逆转，浙江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能离开浙江，要坚持浙江斗争，并指明刘英留在浙江。当时父亲离开中央独立开展斗争已经整整五年了，这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能回到党中央的怀抱，聆听党的领导人的亲切教诲。但他毅然接受了中央的命令。父亲曾给母亲写过几幅字，其中有一幅是这么写的，他说，魁梅战友，我们要“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革命与战争”。这让我很感动，他们那时候为了革命是能够主动牺牲一切的。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为了悼念皖南牺牲的新四军将士，父亲悲愤地写下了“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将士，万古垂青”的诗句。皖南事变后，浙江局势更加险恶。1941年5月，党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共华中局委员；7月，任命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工作。未料，1942年2月8日，父亲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当时日军已侵占杭州，国民党省政府迁至永康方岩，父亲被关押在那里。父亲被捕后，国民党顽固派要员欣喜若狂，称“逮住刘英一人，胜过俘敌十万”。他们妄图以此将浙江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父亲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鼓励难友，英勇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对于劝降的叛徒，父亲严词怒斥：“滚开，你有什么脸皮来见我？我刘英平生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没骨气的叛徒！”国民党中统局电示浙江省室要“以最大力量，以生死利害关系，反复说明，争取刘英”。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也专程从重庆赶去“劝降”，父亲虽受尽折磨，回答总是一句话：“我的情况均在档案里，再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了。”不仅如此，父亲还在狱中教育争取了两名看守，帮助父亲传递消息。父亲专门写了一首渴望冲出牢笼、重返战场的诗：“十年征尘到如今，偷生弹雨息枪林。战死沙场堪自乐，囹圄室内何我兮。”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来急电，“饬速处决刘英。”第二天黎明前夕，敌人谎称转狱，小路上趁父亲不注意在背后开枪杀害了父亲，父亲牺牲时年仅37岁。与父亲一起被枪杀的还有中共衢属特委书记张贵卿。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后，直至解放，浙江没有建立省委组织。

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刘英一走，浙江可全是他们一统天下了。没想到，毛主席很快对浙江工作作出指示。1942年5月27日，华中局领导人陈毅、曾山电令在上海的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人谭启龙去浙东主持工作，同时又致电粟裕，要求：“启龙与一师抽调出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组织浙东行委，尽可能抽调部分干部随同所抽调的武器电台立即挺进到浙东敌后。”7月28日，华中局正式批准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四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浙东区党委这期间对宁波、绍兴地方党组织工作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4个地区级的党的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战略部署，1944年12月，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第一师主力从苏中南下到达浙西长兴县槐坎地区，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积极开展对日军的大反攻，在浙西和苏南共解放县城10座，扩大了解放区。1945年9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国民党协议，苏浙军区和浙东新四军北撤至苏北进行了整编，但党中央与浙江特别是浙东特委浙东游击纵队、浙南特委浙南游击纵队两个地区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全国进入解放战争、夺取最后胜利阶段，浙江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也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出击，配合大军作战。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是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是挺进师留下的领导骨干，党的工作、武装斗争都十分出色。在大军到来之前，浙东游击纵队和浙南游击纵队于1949年2月17日开始陆续解放了浙东浙南24座县城，温州市在浙南游击纵队工作下和平解放，欢迎解放大军的到来。革命烈士们含笑九泉了。

对于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千百万革命烈士和先辈们，中国共产党不会忘，中华民族不会忘，共和国不会忘。新中国一成立，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就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奠基并题字。1959年8月，毛主席在浙江金华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时，对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说：“你们永康出了个刘英，牺牲时还很年轻嘛！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嘛！”父亲的老首长聂荣臻元帅为刘英烈士陵园题字（1932年父亲任红一军团红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时，红一军团政委是聂荣臻元帅），粟裕伯伯为父亲墓碑题字。每年清明节广大干部群众都到陵园祭扫我父亲、张贵卿烈士及共同安葬在陵园的几百位永康籍烈士及牺牲在永康的烈士们。2003年6月1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永康时专程祭扫了刘英烈士陵园。

1942年2月父亲被捕后，母亲丁魁梅立即烧掉了党的秘密文件和联络印章，及时向浙江各地中共特委发出了父亲被捕的密信，并在地下党的护送下到了上海。5月20 日，母亲在上海生了我。生我以后，满怀悲愤的母亲急着去找革命部队——新四军，就把我和姐姐小英送到浙江天台的外婆家里。过了3年，父亲生前战友粟裕伯伯和时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组织部长的曾山伯伯，为防备敌人加害于我和姐姐，便派了3位新四军指战员，化了装，到天台老家把我们姐弟和外婆接到了江苏淮安的解放区，接到我母亲身边。从此，我虽然没有见过父亲，却是在党的怀抱里、在父亲生前战友的关怀下健康成长起来的。

到淮安后，姐姐被送到新四军保育院，因为我还太小，就跟着母亲随军。行军时，为照顾我们姐弟俩和小脚的外婆，部队将马车、担架、独轮车、军骡摇篮等交通工具都用上了。就这样，我们跟随南征北战的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平安度过了几年战争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南京军区干部子弟小学读书。1958年，随母亲到浙江杭州读书。1963 年，进入浙江农业大学后，母亲送我一套《毛泽东选集》，让我每天坚持学习。几年下来，将“毛选”四卷仔细通读反复领会。通过学习，我对党的理论性质、党的光辉历史、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品质条件有了进一步认识，深刻体会到：人没有什么“自来红”“血统优势”“天然抗体”，只有“改造红”“学习红”“锻炼红”。1965 年国庆前夕，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经常提醒自己，人在组织上入党只有一次，而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的事，绝不能说在组织上入了党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了。

大学毕业后，1968年，我到浙江安吉县东风农场（今龙山林场）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到安吉县农业局和县生产指挥组工作。我在安吉待了五年，之后到浙江省生产指挥组、省农办、省农委工作。

1981年12月至1991年6月，我有幸调到温州市委、市政府工作10年。温州是一片革命的红土地，也是一片改革开放的沃土。勤劳、智慧、勇敢的温州人民，把当年为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精神升华为学习宣传实践邓小平理论敢为人先、争取美好生活的改革创新精神，创造了被《解放日报》最先称道的“温州模式”，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探索。温州这块红土地孕育了我，也培养锻炼了我。

1991年6 月至2000年1月，我先后调到浙江省纪委、省政府、省委工作； 2000 年1月至2007年10月，调到中央纪委工作；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工作五年后退休。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包括纪律建设。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严肃党纪政纪。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斗争。严肃处理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案，此案对全国人民广大党员干部教育震慑作用极大，多年没有出过大案。之后又有过多次机构调整。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扎实有效，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一大批腐败分子，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不停歇，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全面从严治党真正凝聚了党心民心。

我深切体会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可以说，如果没有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如果没有及时惩处那些腐败分子，如果没有不断治理损害人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就不会有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因此，从事反腐倡廉工作是很神圣而光荣的。为了确保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确保我们党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能坚不可摧并代代相传，必须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而反腐败不能离开立法。法律具有强制性和威慑力，具有公开性和透明度，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媒体时代，腐败分子最怕掌握法律武器和高科技信息武器的亿万民众。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解决体制机制深层次的问题。

如今，我们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举世瞩目。这些铁的事实证明了方志敏烈士对祖国母亲未来最美好的期盼：“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回顾历史，我们党这100年走过的历程非常不容易，确实伟大、光荣、正确。特别是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真让国人感到扬眉吐气。这进一步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发展中国，证明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运用马列主义对我们党100年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只要坚持并认真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我们就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红色道路阔步前进。

以上讲的，是我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一点体会，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今年我79岁了，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纪检监察战线的老兵，要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要关心国家大事、党的建设，要教育好子孙。我每天仰望挂在家里的父亲遗像时，都要“三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是否能告慰包括父亲在内的千百万革命英烈的在天之灵。

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亿万人民的心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