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巾帼不让须眉,是著名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曾是名震上海的著名律师。重庆谈判期间,她与毛泽东畅谈时局,无拘无束。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中国民主同盟领袖史良。
1900年3月27日,史良出生在江苏常州。父亲史刚是私塾先生,因此家境不富裕。因为生活的清苦,史良从小便经历了许多变故,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亲生手足。二姐死于浮肿病,三姐死于肺病,七妹死于肿瘤。
史良没有机会去上学,直到13岁才在大姐史群的资助下进到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书。
史良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她仅仅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小学五年的全部课程。
“我在所有的求学时光真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读书的学生了,那股用功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其他的什么也不留意。”
1922年,22岁的史良从武进女师毕业后,在友人的资助下,考进上海政法大学,最初学习政治,后来转学法律。这个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
1927年,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因为这是所私立大学,当时还未获得教育部授权,不能颁发律师资质。史良被迫放弃律师工作的理想,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改行做了行政工作。史良的顶头上司是个国民党官僚,行为做事让初入社会的史良难以接受,因此产生矛盾。不久,这个上司竟然以“思想问题”的罪名诬陷史良,将她投进监狱。
在狱中,她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宁可冤屈而死,也不会再任何情况下同恶势力低头;同时她也看清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滥杀无辜,无恶不作。这一时期,史良称自己“从天真的迷雾中惊醒了”
最后,还是校长董康出面,请蔡元培帮助解救,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史良终于洗清冤屈,在被关押两个多月后终于重获自由。
1931年起,史良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法律生涯。
在史良律师事务所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银盾,上面镌着“人权保障”四个大字,以此自勉。谈及旧社会的这段律师生涯时,史良曾说:“我们在旧社会做律师,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复杂的条文结构,利用矛盾,寻找机会,去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申诉冤屈。我在旧社会的律师生涯,正是抱着这样一个宗旨,努力去做的。”
史良所办理的案件,除了政治性的以外,就是妇女案件,其中较多的是婚姻案件。
她伸张正义、秉公持理,并在办案过程中遇见了小她7岁的陆殿栋,即后来的丈夫。
陆殿栋是出名的法律才子,曾留学美国哈佛,主修国际法,在法租界巡捕房任翻译。
法律的羁绊,使陆殿栋、史良越走越近。他们在和平饭店吃西餐,在大光明看电影,两人自然地相爱了。
1935年12月,史良领头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号召全国妇女参加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该会成立不久,便形成了一支妇女抗日救亡大军。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于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
在法庭上,史良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并且宣布:在国事问题上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
她反问:“难道这有什么过错吗?”
法官们哑口无言,法庭内外听审的人们纷纷议论、称赞史良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有人竟大声附和着质问法官:“是呀,救国难道是什么过错吗?!”
法官们面面相觑。
史良入狱后,各界人士都来营救她,甚至包括爱因斯坦和享有“美国的孔子”盛誉的杜威。直到“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经过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
迫于各方压力,国民政府最终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释放“七君子”。
被关押了七个多月的史良,即时恢复自由身,一出狱,便看见了静候多时的男友陆殿栋。
史良入狱期间,陆殿栋并没有离开史良,而是不顾艰险,竭尽全力地为救史良四处奔走,两人终成眷属。
虽然史良没有给陆殿栋生儿育女,但是陆殿栋并没有抱怨,夫妻感情还是很好,后来他们收养了史良弟弟的孩子。
抗日战争期间,史良担任国民参政会议员,作为议员唯一的女性,她不遗余力争取妇女权益保障。
史良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任理事,在全国设立了40多家分支机构,在战争时期收容了2万多名儿童。
史良还是中国妇女联谊会常务理事,团结各行各业女性,为争取民主和妇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在重庆谈判期间,他是民主同盟代表团的顾问,后来回到上海,她继续团结律师界的人,反动派进行斗争。
史良和宋家的姐妹关系很好,她给宋庆龄送过咸菜,而宋庆龄刚出版个人选集就派人给史良送去,同时宋美龄还极力希望史良能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为了拉拢史良,甚至有一次在宴会上,蒋介石亲自邀请她加入国民党,但是史良都笑而不答,史良早就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
在1949年6月,史良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生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建议周恩来在新政协的会议上增加妇女代表名额。在9月份史良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10月1日,史良还参加了开国大典。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史良就当选为司法部第一任部长。1950年,史良检查了千万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终于发布了,该法规定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禁止包办婚姻等等,中国终于从法律上解决了婚姻问题。不仅如此,史良还亲自下去检查《婚姻法》的施行情况。可以说没有史良这些优秀妇女的奋斗,中国人是很难改掉几千年来的习惯,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最平等的国家。她虽然为女性争权,但她也是一个专情的人,与丈夫白头偕老,甜蜜地过完了这一生。
后来,史良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
毛主席曾给予史良4个字的高度评价:女中豪杰!
1976年,周总理逝世,史良夫妇非常悲伤。在追思会上,陆殿栋发言特别激动,喊着:“总理不能走,总理不能走!”突然就晕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抢救,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1980年江青要被审判,她要求史良为自己当辩护律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然,江青对新中国司法部部长史良很熟悉,也信得过。然而,史良已年近耄耋,80岁了,也不再担任律师工作,并且身份也不合适,最终没能为江青出庭辩护。
作为人民的公仆,她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节俭清廉的工作作风。
在1948年,她经手一个非常大的遗产案,最后的报酬是上海十几幢房屋,解放后,她将这些房子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另外当年民盟在上海没有办公场所,史良直接将自己一栋拥有近60间房屋的三层楼房捐给民盟上海市委。
那个时候上海的房价相对来说也不低,史良这捐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这样的胸怀与魄力放到现在恐怕也很难找的出来几人。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享年85岁,生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她生前佩戴的高档首饰,经鉴定大多都是假货。
只给中国女性留下了一件礼物——《婚姻法》。《婚姻法》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无数人从中受益,娓娓道来时不禁感叹,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前人的奋斗,却鲜少有人懂得感恩,甚至知道她的名字。
史良的一生都在为人民的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她没有把这些看作是多么高尚的事,在她眼里这是她应该做的事。中国的女性也正因为有了史良而从历史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她深知女性的不易,她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不公,她也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她的一生辉煌而又伟大,死后还受人敬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她所做的一切,因为有了她,才有了这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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