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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苏先行者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新生的苏俄关注着东方，列宁关注着东方。在派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国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试图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处于国内混乱、国际围剿之中，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封锁了中俄边界，使中俄交通阻断。

列宁在万般困难之中，仍想方设法寻觅着东方的战友。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一旦兴起，那就是对新生的苏俄的最有力的支援。他发现的人叫刘绍周，又名刘泽荣。

刘绍周，他的俄语比汉语讲得更流利，虽说他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一八九二年出生在中国广东西江之畔的高要县，那里蔗林成片，以盛产“端砚”著称；不过，他五岁时便离开了这片炎热的土地，随着父亲来到俄国。俄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上完小学、中学，以至就读于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系。

如此这般，他成了俄国的华侨。

俄国的华侨并不多。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十万中国劳工根据俄国企业和中国包工所订的合同，来到这寒冷的北方邻国，成为那里的苦力。于是，华工猛然增多。一贫如洗，使他们本能地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边。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作威作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这次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华工、华侨和留俄的中国学生们联合起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

二十五岁的大学毕业生刘绍周富有组织才干，当选为会长。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基础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又当选为会长。这个华工联合会拥有近六万会员，声势不小。刘绍周成了华工们的领袖。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当列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名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两名中国代表之一，便是刘绍周，另一个是另一名中国代表是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

其实他是一个中国人，年幼时母亲病故，无依无靠，流浪在哈尔滨。哈尔滨离俄国不远，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许多俄国侨民。一位俄国医生喜欢这个孩子，收养了他，给他取了俄文名字“华西里·罗维奇”，他原本叫“张永奎”。俄国医生把他带回了俄国，从此他在俄国长大。他参加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当选为该会莫斯科分会主席，成为仅次于刘绍周的中国旅俄华工领袖。

当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刘绍周已是共产党员了。虽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刘绍周不再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出席会议，而是代表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是俄国共产党中旅俄华侨党员的中央机构。那是一九二年六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统一、集中旅俄华侨中的俄共（布）党员，于六月二十五日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当列宁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还有刘绍周。刘绍周倒是旅俄华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原本有可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次意外的火车事故，使他受伤。故而错过了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伟大事件，不过这位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元老人物（在中国很少有人得到如此殊荣），历经沧桑，终于在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第一批留苏者

苏联另一笔大资助是为中共培养干部。1920年底~1921年4月，在苏联资助下，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介绍，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华工杨明斋与第三国际联系，先后三批选派上海外国语学社、浙江一师等学生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斯大林名誉校长)，共三十余名团员——

湘籍：彭述之、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陈为人、袁笃实、吴芳、卜士奇、任岳、任作民、胡士廉、张学琅、许之槙、刘汉芝；

浙籍：俞秀松、汪寿华、胡公冕、庄文恭、王一飞、梁柏台、谢文锦、华林、周伯棣；

皖籍：蒋光慈、聿素园、柯庆施、吴葆萼、章人功；

其他：彭湃(广西)、廖划平(四川)、曹靖华(河南)、秦抱朴(江苏)、傅大庆(江西)。

陈独秀成名后，一些青年找上门来，或投靠或请指路。1919年9月，湖南湘潭子弟罗亦农中学毕业，不愿守着父亲的米店、油坊，“走!找陈独秀去!”他来到上海，陈独秀介绍他上一家小报馆搞校对，先解决食宿，然后上了外国语学社俄语班，成为中共第一批派出的留俄生。

此后，苏联政府陆续开办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专门为东方各国培养青年革命干部，所有费用由俄共提供。1927年入学“中大”的陈修良(1907~1998，向警予秘书，后任南京市委书记)：

中大学生在苏联留学期间的全部费用，由苏联方面支付。……每人每月发津贴费20卢布，衣服及日用品、洗衣、洗澡、理发、医药费等，均由学校供给，回国时还支付一笔美金，当翻译者或有行政职务者另有工薪，生活相当舒服。”

1927年初，从法国回国，一张三等舱船票四百银圆，要走一个月。先后进入列宁学院的著名中国学员：

蔡和森、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张国焘、刘仁静、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彭泽湘、郭绍棠等。

据不完全统计，1921~1930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为中国培养了1400余名学生，除300余国民党员，大部分为中共党员。

3、第一批留苏生的艰苦记忆

第一批“朝圣取经”的留俄生，因苏联尚处于饥饿之中，每天只供应两块黑面包、几个土豆，有时面包里混杂绳子、木屑；睡觉时只有一条毯子，大家挤在一起。第一批留俄生，白天上课，夜晚站岗，周日做工。凡站岗的，每周发半斤~一斤黑面包，质量很差，有的长了绿霉，有的里面有一段绳子(扯出绳子就成一大洞)。

所有外国学生都享受红军待遇(最高待遇，列宁也一样)，每天一块两掌合拢大小的黑面包、几个土豆。早上切下一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切了，否则晚上就没吃的。中午吃饭有海草土豆汤，有时放点咸鱼，一人一勺，有什么算什么，基本上是清汤，碰到一点稠的，算是很幸运了。

萧劲光记述：

那时真是饿得难受，我们的课堂在四层楼上，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本来上个四层楼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时候上四层楼真困难啊！一步一步地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一次是走不到顶的。有时肚子饿得实在不是味道，就躺在铺上等饭吃，越等越饿。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欧洲工人阶级捐献的。

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的不管脚大脚小，一人一双……一人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红五星，晚上睡觉时，一个挨着一个，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只盖一件军大衣和毯子。......红军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的生活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大学教授的报酬主要是面包，教授们背个兜兜，每星期六拿发给的面包票去领一块像牛屎一样的黑面包，放在兜兜里背回，这就是一个星期的报酬，也没有什么钱，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中有那么几个人受不住那个苦，想退学。

另一名中国学生记述：

每天只分到三分黑面包，一条生的小咸鱼，学生连上三楼教室的力气都没有。因为没有煤取暖，上课、睡觉都得穿上棉衣。为减少消耗于往来食堂的体力，有些学生干脆不去吃午饭，面包带在身上，饿了就啃两口，聿素园为对付饥饿，发现“卧式读书法”——躺在草地上看书，呼吸减慢，肚里食物的消化就能慢一点。

1925年后，苏联经济回暖，中国留学生的日子才渐渐好转。住宿条件一直不错，苏联华丽的高楼大厦，东大生每月发一本饭票，每餐一张，衣服床单等每周换洗一次。每星期凭票洗澡一次，两周理发一次。免费观看电影戏剧，每月另发六卢布零用，或买香烟或买苹果。“苏联的苹果虽然香甜而且很爽脆，但能够享受的人却不多，而且供应也很少。”

1956年中共“八大”，95名中委，至少27位留苏生，主要毕业于莫斯科中大。

据不完全统计，知名留苏生(前面已列不重复)：

陈云、陈伯达、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邓小平、李立三、俞秀松、王明、博古、陈昌浩、左权、何叔衡、杨殷、孙冶方、叶剑英、林伯渠、徐特立、林育英、刘伯坚、刘鼎、夏曦、陈赓、刘长胜、黄文杰、方维夏、董亦湘、孔原、李一凡、李哲时、王观澜、周达明、傅胜蓝、傅钟、傅烈、甘泗淇、乌兰夫、瞿景白、曾湧泉、朱务善、张祺、徐以新、朱瑞、袁仲贤、刘畴西、李合林、李剑如、余篇三、佘立亚、刘清扬、郭隆真、伍修权…...

著名女性：杨之华(瞿秋白妻)、危拱之(叶剑英妻)、孟庆树(王明妻)、刘英(张闻天妻)、蔡畅(李富春妻)、钱瑛、帅孟奇、陈碧兰(彭述之妻)、夏之栩(赵世炎妻)、石景宜(陈乔年妻)、史静仪(刘仁静妻)、谭国辅(刘英长沙女师同学)…

夫妻学员：沈泽民、张琴秋；李敬永、朱自纯。

红色烈士：熊雄、叶挺、李求实、颜昌颐、张宝泉、龙大道、李味农、陈觉、赵云霄夫妇。

国民党也可开列出一长串中大生名单：蒋经国、郑介民、戴笠、谷正纲、谷正鼎、屈武、邓文仪、刘咏尧、张秀兰、吴家钰、何重汉、卜涛明、王崇武……

4、东方大学的留苏生们

北伐之前，已有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留俄青年，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由于没有女生。而其他东方民族班皆有女生，东方大学有高丽女生、波斯女生、印度女生、高加索女生，独独没有中国女人。

中国班三十几位男生都觉得脸上无光。别的东方民族班有女生，也就不时闹出恋爱纠纷，以致经常需要召开“同志法庭”，解决爱情惹引的问题。“失衡”之下，中国班男生十分渴望能有女同学。

这一“倾向”体现为绰号的女性化：任弼时绰号“女学生”、王人达的绰号“妇女代表”，与李慰农的“农民代表”相映成趣。王一飞向外国同志介绍陈乔年(陈独秀次子)，说是Kutauruka(中国女人) 。

东方大学最早五位中国女生于1923年秋抵达，两位来自法国的蔡畅、郭隆真，国内去的女党员则是陈碧兰(最漂亮)，女团员史静仪(刘仁静妻)、秦怡君。从此，中国班男生也有了夸耀的“本钱”。

陈碧兰(1902~1987)，湖北黄陂人，与向警予齐名。1918年夏，入读武昌黄土坡(现首义路)省立女师，与枣阳杨子烈(张国妻)、应山庄有义(陆沉妻)、汉阳徐全直(陈潭秋妻)、武汉夏之栩(赵世炎妻)为同班同学，受教员陈潭秋影响，阅读大量红色书刊。1922年4月，由林育南、刘昌群等介绍入团，10月由陈潭秋介绍入党。

陈碧兰赴俄，虽是中央派遣，此时还不是苏联提供路费，得自己准备200元路费。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沈泽民等各出20元资助。陈碧兰走到北京，住在同学杨子烈处，因张国焘、杨子烈夫妇被捕，陈碧兰装有路费的箱子被搜走，她在北京盘桓三月，恋人黄日葵最后资助三百元才成行，两位女生到达东大校园，百余中国男生热烈欢迎，当天举行盛大欢迎晚会。

5、李伯钊与杨尚昆的留苏往事

1920年代，第一拨红色革命者多为青年，一边革命一边恋爱。革命+恋爱、理想+浪漫，色彩缤纷，花絮多多。1924年春，中共党员共三百余人，十分之一在莫斯科。青年人集中的地方，当然恋情多，加上苏联为加强革命队伍凝聚力，鼓励红色青年“在自己人中觅偶”，因此早期红色婚恋也集中在莫斯科。李伯钊与杨尚昆的爱情故事就是红色婚恋的代表。

李伯钊(1911~1985)，出身重庆官吏家庭，1924年考入省立女二师，在国文教员肖楚女、英语教员张闻天(留美生)引导下，结识吴玉章、杨闇公等中共人物。1925年6月入团，因学潮被女二师开除，重庆巿委书记张昔畴决定派她去上海。组织上没钱，找同学资助成行，抵达上海后，任浦东团地委宣传委员兼平民夜校教师，除了教年龄和个头都比自己高的女工识字。还要向她们宣讲“无产阶级”、“团结斗争”。

不久，李伯钊被捕，她装作“找哥哥”的四川丫头，审讯中拼命哭喊，挨了手板。始终未暴露身分。并在狱中发现早就认识的杨尚昆，杨尚昆也没暴露身分。不久由组织保释出去，他们虽然装作互不认识，但她相信杨尚昆会马上报告组织营救她。果然，被捕两个多月后，她作为一个“走错门的四川丫头”，组织用二百块钱赎出，难友杨尚昆为她特地举行了一次慰问小宴。

这次被捕影响李伯钊的一生，不仅与杨尚昆打下感情基础，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的表现天赋——成功扮演了一个“找哥哥的四川丫头”。

1926年底，组织派遣李伯钊留俄，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毕业，留校任翻译。1929年夏，莫斯科中大著名“十天大会”，表决时她投了王明集团的反对票。她被抓住“出身不好”，被指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团籍。

就在她思想十分苦闷之时，同学杨尚昆对她格外关心，为让她高兴，杨尚昆搞到一件十分讲究的“太阳呢”女西装，李伯钊深为感动，倍觉温暖。1930年夏嫁大四岁的杨尚昆，同年底先后回国，从事工运。

6、来自国内的求学者

来自农村的进步青年，虽说什么阶层都有，但以破落中产家庭为主。太富了，一般不会参与革命，毕竟风险很大；太穷了，读不起书，也不可能接触到红色思想。

河南镇平县农家子弟彭雪枫(1907~1944)，1921年投奔天津教书的伯父，考入南开中学，因伯父家困难。1922年，彭雪枫赴京投靠族叔(西北军秘书)，母亲倾囊拿出15块大洋。入京后，彭雪枫入读“第十六混成旅官佐子弟学校”，族叔每月接济伙食费3.5元，但族叔家人坚决反对，一年多后停止接济。全靠校长余心清安排彭雪枫在附小兼教国文，七小时/周，月薪十元，他才未失学，1925年入团。

黄杰(1910-2007)，湖北江陵郝穴镇书香闺秀，1926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女师，1926年11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要招女生队，名额一百。

语文考题：“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黄杰作了108字的答卷，讲了她对革命的粗浅认识——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数学题，她只作了两道，因未上过中学，不会代数、几何。后座一位考男生队的老乡抄了答案从下面递过来，黄杰不敢作假。监考老师发现后取消这位“见义勇为”男生的考试资格。与黄杰同桌考试的是一位女大学生，结果，小学生的黄杰录取了，女大学生却落榜。她很不服气，认为将她俩的试卷搞错了。复试那天，黄杰见自己答卷上批了四字——“孺子可教”，认为她政治思想与道德质量不错，就这样黄杰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批女生。"

1928年初，黄杰加入中共，后任松滋县委书记，领导松滋九岭岗农民起义，后来任中央军委、临时中央局交通员、东区委女工部长，鄂西中心县委常委。1940年赴延安，任第一保育院长、边区妇联组织部长。1946年5月嫁抗大代校长徐向前；1949年后，任纺织部人事司长、政治部干部部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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