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身处危难的群众眼中,他们是除暴安良的英雄;在犯罪嫌疑人眼中,他们是奸恶的克星;在群众眼中,他们是维护正义、守护一方平安的使者……但在自己孩子眼中,他们却是身不由己,“缺席”自己成长,终年为了工作忙碌奔波的父母。
今年“六一”儿童节,本报通过采访“双警”、律师家庭,看看这些父母与孩子的日常。
走进“火焰蓝”家庭
他们,相识在军旅,相知在军旅,相爱在军旅。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工作,是夫妻,是朋友,也是战友。如今,他们牵手告别“橄榄绿”,迎来“火焰蓝”,他们再次携手踏上新征程。
他是普洱市消防救援支队司令部警训科副科长齐玹,她是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许慧。从一个人的自由,到两个人的快乐,再到三个人的幸福,他们一家人始终以满满的正能量相互激励、共勉进步,将生活中所有的苦化为了甜。
相互理解与支持
忙碌是常态,坚守是责任。在消防救援战线上,夫妻俩虽然没有直接冲锋陷阵在一线,也很少出现在灯光镜头前,但他们尽心尽力做好“幕后工作者”,为消防事业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齐玹因工作需要被借调到政治处,工作细碎繁杂、千头万绪,涵盖党团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人事工作、纪检工作等;许慧主要负责文秘工作,要做好收发文、材料撰写、保密工作等。早出晚归、加班值班是夫妻俩的工作常态。
包容理解、互帮互助,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总是为对方多想一分、多做一分。工作上他们可以探讨业务,生活中他们总是一同承担,两人越来越有默契,感情也越积越深。
他们的儿子现在已经2岁多了。孩子小时候,有一次孩子奶奶回家办事,夫妻俩晚上要加班,许慧只能将孩子带到办公室,简单地铺个小垫子,再盖上一件外衣,他就这样睡在了一旁的办公桌上。孩子就像明白妈妈的难处和不易一般,不哭也不闹,让许慧既欣慰又心疼。
满怀亏欠和心酸
对于儿子,夫妻俩一直觉得十分亏欠。他10个月大时,因许慧远在山东老家的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她必须赶回,因此不得不忍痛断奶,孩子也由奶奶带回曲靖照顾。
孩子不到1岁时,生病一直发烧,夫妻俩为此特地请假回到曲靖,这也是一家人分别许久后的一次见面。“当时感觉儿子好像生气了一样,我们不能和他对视,否则他会一直哭闹,只有避开他的目光,他才会安静地躺在奶奶怀里。”许慧说:“为了不影响儿子打针吃药,我们只呆了2天就回到普洱,心里很是难受。”
2岁之前,一家人每次见面,儿子都会很紧张地躲到爷爷奶奶身后。齐玹和许慧最向往的一幕,就是儿子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在爸爸妈妈面前展现活泼调皮的样子。
“孩子的爷爷是退伍军人,常会给孩子讲红色故事。加之孩子从小跟我们一起在营区,听军歌,他特别喜欢迷彩,也有着‘当兵梦’。”齐玹说。因此,他们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穿上迷彩服,这样能更快地和儿子熟悉起来。
做好孩子的榜样
由于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为了培养和儿子的感情,5月初,夫妻俩带着儿子到广州长隆旅行。一路上,当儿子遇到“小困难”和“小挫折”的时候,齐玹和许慧就会鼓励他:“你不是想成为一名军人吗,不能哭,要勇敢!”
在平时生活中也是如此。孩子害怕打针、有不敢跨过的崎岖小道,或是想要逃避问题时,夫妻俩总是给予他更多的鼓励,以正能量的精神感染和带动孩子。
4月底,在全省“闪耀火焰蓝·热血铸忠魂”主题演讲比赛中,许慧以自身经历、亲身感受为主要内容,真情讲述了她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聚少离多,讲述了消防救援事迹的惊心动魄和广大指战员在新征程中的忠诚与担当,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共鸣,荣获一等奖。
一家人身穿制服的合影,还是在儿子1周岁当天留下的。消防救援队伍集体换装后,他们一直想再合拍一张照片,但还没找到机会。面对事业和家庭,夫妻俩尽量权衡二者的关系,虽然孩子不在身边,但他们总是从自身做起,做好孩子的榜样。
今年“六一”儿童节,夫妻俩不能陪伴儿子,他们准备在网上给儿子买一套他最喜欢的迷彩服和玩具,希望儿子在爷爷奶奶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本报记者 刀一波
“最大的愿望是妈妈
能第一个到幼儿园接我”
认识蒲婕,是从一场执行行动开始的,了解蒲婕,是从她说她的丈夫开始的,欣赏蒲婕,是从她的女儿开始的。
大约在2000年,电视剧《一号法庭》热播,剧照是被蒙住双眼的正义女神用双手托着一个天平的雕塑。那时候,蒲婕正在上高中,她被这一画面所吸引,为何正义女神要被蒙住眼睛,她专门去查了资料,发现寓意是作为正义的使者,对待当事人,要做到不要只相信眼睛看到的,而是要用心感受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正义。
至今,蒲婕都记得这一画面。正是受到这样的启蒙,高考时,她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2007年,蒲婕从西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到了保险公司工作,虽然收入还不错,但她始终记得那位被蒙住眼睛的正义女神,成为一名法官的想法常常让她在深夜难以入眠。
2011年,蒲婕如愿考进了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可是,当蒲婕真正进入法院工作时却发现完全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没能坐上审判席,而是到了办公室工作,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
此时给蒲婕更多鼓舞的是她的丈夫刀云凌。作为蒲婕的学长,他从小就有个梦想——成为一名军人。高中毕业后,因为视力不好他没能考上军校,大学毕业后,刀云凌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报名参军,最终,他如愿成为一名消防官兵。
汶川地震时,昆明要组织第一批救援部队进入震中,刀云凌得知这个消息后给蒲婕打了电话,只说了一句“我要去汶川”,就挂了电话。刀云凌第一时间去报了名,但是由于报名人数太多,最终,刀云凌没能去往救援一线。当晚,没能在群众最需要自己的时候挺身而上让刀云凌非常失落。
很快,刀云凌所在的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在昆明高新区有一处民房起火。刀云凌和他的战友赶到现场后听说房子里还有2名老人,他和战友想都没想就冲进熊熊燃烧的民房,将2名老人背了出来。蒲婕从刀云凌另外一位战友的执法记录仪上看到这一场景时,眼泪止不住地流。
因为2个人的工作性质,在他们的孩子可乐出生后,基本上所有节假日他们都在值班。在蒲婕的印象中,孩子出生5年,他们夫妻俩一起陪孩子过的节日少之又少,甚至可乐刚出生时,本来陪在医院的刀云凌就被“火情”召回了部队。
令人欣慰的是,可乐从小就非常懂事。1岁多时,她就能认出所有消防车辆和器材。学会说话后,只要一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她就大喊:“爸爸又去救火了。”
如今,可乐已经上幼儿园,她告诉她的同学,妈妈是审判坏人的,爸爸是救火的,她还告诉老师,妈妈每天都在加班。在幼儿园,当看到有小朋友欺负其他小朋友时,她总会第一个站出来告诉小朋友打人是不对的。当看到电梯、地铁等地方的黄线时,她总会提醒身边的人不要越过黄线,很危险。
在蒲婕看来,可乐的逻辑性较强,她希望她长大后从事法律工作,而可乐却告诉她,她长大想当科学家,要研发出可以代替人进到火场救火的机器人,减少消防员的伤亡。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当问可乐有什么愿望时,她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妈妈能第一个到幼儿园接我回家。”
本报记者 吴怡
律师家庭的苦与乐
那一年,他大学毕业后来到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一年,放暑假的她从东北来昆明找当律师的学姐。学姐没时间去接她,他便自告奋勇,于是他们相遇了。经过半年的电话联系后,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此翻开篇章。
毕业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和他从事相同的职业——律师。他们结婚4年多,如今已有了2岁多的孩子。从此,爱人亦是战友,律所亦是家庭。
奶爸奶妈轮流上岗
她叫张艺籍,是一名婚姻家庭事务律师;他叫刘鸿奇,是一名刑辩律师。两人擅长的领域不同,当遇到某个问题双方观点不同时,两人经常会吵得不可开交。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试着说服对方,结果往往谁也不服谁。
如今再想起两人间的争吵,刘鸿奇觉得,当初争吵,跟律师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律师都是站在各自的当事人一方,想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所以会有偏见。随着不断的历练,如今的他平和了许多,双方也越来越冷静了。
作为律师,刘鸿奇出差的时间较多,每个月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州市出差,很少能照顾家庭。刘鸿奇说,但他从来不会把工作带回家,只要在家陪孩子,都是全心全意的,所以孩子和他的关系并不会因为陪伴时间少而变得生疏。有段时间,家里的老人有事不能帮他们带孩子,于是夫妻商量,一人去上班,一人就在家里办公。但他们发现在家里办公并不现实,于是他们只能将当时还不到2岁的孩子带在身边一起去出差、去上班。
有一次,刘鸿奇要开庭一天,带孩子的重任就交给了张艺籍。她说,当时她手上有8个案子,在律所里左手拉着孩子,右手写着材料;去立案庭时,人特别多,她硬是背着孩子从8点一直排到11点,孩子不停哭闹,当时她觉得委屈想哭。但现在看着懂事的孩子,她觉得曾经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我的爸妈是‘超级飞侠’”
张艺籍和刘鸿奇教育孩子的方法比较开放,更注重平等交流,他们尽量少说“不”,会给孩子讲清楚为什么。每次刘鸿奇出差前,都会告诉孩子,“爸爸要出差去了,晚上不能回来陪你,等回来后再陪你玩。每次刘鸿奇这样说的时候,孩子都会说:“爸爸辛苦了。”每次听到这句话,刘鸿奇既为孩子的懂事感到欣慰,也为孩子太懂事而感到不忍,他觉得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还是太少。
尽管不知道律师具体是做什么的,但当有人问起孩子父母的职业时,她会说:“爸妈的工作是帮助别人的,我的爸妈是‘超级飞侠’。”
如今,张艺籍已经怀了二胎,她说孩子以后就有人陪伴不会那么孤单了。“六一”快到了,夫妻俩打算带着孩子去拍全家福,顺便满足孩子的一个小心愿。
本报记者 谢盛梅
“再不多陪陪他,他就长大了”
“……希望您还是尽量多抽点时间参加学校的活动。”手机响起那一刻,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刑检部门的检察官郭彦伲看了一眼,一丝苦笑浮现在她的脸上。
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收到老师发的短信了,前半段信息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是因为孩子的作业完成得不好,有时是因为学校的运动会家长无法参加,后半段信息内容无一例外的是希望她能多关注孩子的成长,多参与学校的活动。
“孩子的老师是非常认真负责的,但我们家长从事的职业实在没办法。”郭彦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双警家庭的孩子,大多都和他儿子小东的情况类似,父母无法像大多数家庭的父母一样,花大把的时间精力陪伴他们成长。
郭彦伲的儿子小东,是一个上五年级的11岁男孩。
也许从刚上小学的时候,小东就感受到了自己和别的孩子的不同。在他创作的一幅画上,有爸爸妈妈和小东,一家人牵着手,幸福而温馨,小东在一张小纸条上悄悄写下“我爱你们,爸爸妈妈”。那是他理想中家的模样。
现实情况却是,他的检察官妈妈和警察爸爸,常因为出差在外,不能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们常在小东入睡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轻手轻脚地走进儿子的卧室,关上那盏陪伴小东入眠的床头灯。
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已经很少直白地向父母表露自己的心声,在和老师的交流中,小东也曾有过怨言,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多陪陪自己,比如希望爸爸妈妈可以早一点下班,一家人能好好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餐。儿子的每一个希望背后,都是父母的亏欠,郭彦伲也想好好和儿子谈谈心。但是,无数次和小东爸爸交流过的与孩子沟通经验,却在关键时候,一句也说不出口。
郭彦伲只能一次又一次向老师解释,开庭的时间没办法调整,排满的工作不能推脱……然后一次又一次收到老师语重心长的建议。
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小东比同龄的孩子更能理解父母。小东是个很懂事的孩子,聪明、伶俐,有自己的想法,当与别人意见不同时,他会客观理智地听取别人的建议,这让郭彦伲很欣慰。另一方面,她也难掩内心对孩子的愧疚,她用“孤独”来形容小东在某些时刻留在母亲心中的形象。
“小东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觉得他很孤独。周末的时候,小东会特别期待下楼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儿。我也会想,如果我们再不多陪陪他,他就要长大了。”
眼看小东已经从天真的儿童,成长为俊俏的少年,郭彦伲选择在儿子即将面对小升初的关键时期,加班之余和丈夫尽量多陪伴儿子,辅导作业,陪伴练琴,上辅导班,利用一同散步的时间,和小东多聊聊。
本报记者 姜燕萍
“无愧警服,却有愧孩子”
陪伴,这两个字对于曾经是双军人,现在是“双警”家庭的德宏州瑞丽市姐相边境派出所教导员胡文武,和德宏边境管理支队侦查队侦查员的妻子刘蓉来说,是一种奢望。
虽然同在一个支队,但因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从恋爱到结婚的7年,夫妻俩待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如今,孩子快2岁了,胡文武陪伴孩子的时间却不到40天,妻子刘蓉陪伴孩子的时间也不多。
休息就喜欢待在家陪家人
说起不到2岁的儿子,胡文武和刘蓉满是愧疚。
对于孩子,夫妻俩给予的陪伴少之又少。今年“六一”刚好是周六,夫妻俩打算如果工作不忙,就好好陪孩子过“六一”,一家三口报名去参加亲子活动。在夫妻俩看来,这是他们目前仅能给孩子的“补偿”。
相比其他家庭一到周末、节假日就外出游玩不同,每次回家,胡文武就会和妻子待在家里,一起带孩子、做家务,有应酬他们都会推掉。
因为回家少,每次胡文武回家,儿子就只要他抱,十分黏他。“他越和我亲,我就越内疚。”胡文武说。待到要回单位时,他会请老人把孩子哄到一边,自己悄悄走。胡文武生怕孩子喊一句爸爸,他就会舍不得走。
因为岳父母都没有退休,孩子1岁后他们就交给一家早教中心带,周末夫妻俩没空时就请岳父母带。
“休假回家哪里都不想去,就想待在家里。”胡文武和刘蓉都这样说。
双警互相理解支持
因为胡文武和刘蓉在一个系统工作,这让他俩格外能理解彼此,结婚7年,他们基本没吵过架。
“我们太熟悉彼此的工作性质,所以都是无条件支持对方。”胡文武和刘蓉说他们是彼此工作的动力。
2009年、2011年,怀揣着从军梦,胡文武和刘蓉分别成为边防武警的一员,先后在多个岗位历练。如今,他们一个是基层一线的教导员,一个是侦查队的侦查员。胡文武和刘蓉的工作充满着压力和风险,但他们互相理解彼此,为彼此加油鼓劲。
刘蓉的工作涉及办案,胡文武很担心刘蓉在跟踪、抓捕毒贩过程中的职业暴露风险。胡文武则要负责整个姐相辖区的安全,执法执勤存在风险,这也让刘蓉很担心。
担心之余,他俩把更多心思放在工作上,履职尽责。因为工作出色,去年10月,胡文武荣立第二个三等功,刘蓉也荣立了三等功。
想给家人更多陪伴
“工作上无愧于从前身上的军装、现在的警服,但是我们却愧对我们的孩子。”胡文武和妻子刘蓉都这样说道。
刘蓉工作地就在芒市,离家不远,但是因为要办案,有时一周才能和孩子见一面。
2017年6月15日,刘蓉生产,那时胡文武借调北京,于是在妻子生产的关键期,他没有陪伴左右,对此妻子没有一句埋怨,岳父母则心疼女儿,埋怨胡文武。这让胡文武感到愧疚,想要加倍疼爱理解他的妻子。
2019年1月1日,边防部队改革,胡文武和刘蓉脱下军装,换上警服,从军装“情侣装”到警服“情侣装”,他们热爱这身“情侣装”。
去年6月15日,孩子满周岁,夫妻俩带着孩子去相馆拍了张全家福。
“现在,只要有时间,我们都想尽量多陪陪孩子。”胡文武和妻子刘蓉说道。
本报记者 龙琼燕
“双警”家庭的无奈与幸福
小媛今年10岁,她的父亲章凌清和母亲李红波都是云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戒毒警察。
对于这个10岁的女孩来说,最大的愿望不是买玩具、礼物,而是希望父母能在放学后去接她一次。
相比同龄人,小媛更独立、更懂事,这让章凌清和李红波既欣慰又内疚。
“最大的愿望是父母能到学校接我”
“我最大的愿望是我的爸爸妈妈能在我放学后来接我一次。”说完这话,前一分钟还在乐呵呵的小媛哭了起来。
“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基本顾不上孩子。” 李红波说爱人和自己都很忙,对于孩子亏欠太多。
让李红波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章凌清难得去接孩子,但因为很长时间不去,他跑错了年级教室,这事让她觉得好笑又心疼。
“特别是节假日,想一家人能一起过个节,可越到节日我们就越不能休息。一起过节也就成了奢望。” 章凌清说。
临近“六一”,章凌清和李红波想陪女儿出去玩一天,然后再买一套“过家家”玩具送给女儿。“这是女儿想要了好久的玩具,一直没时间去买,这次一定要买给她作为礼物。” 李红波说。
有一次,女儿的学校邀请李红波去给学生上禁毒知识讲座。看到母亲站在讲台上,小媛觉得很自豪,她告诉母亲,自己也想成为一名警察。
享受一家人的幸福时光
周末遇到李红波值班,周五下班后,章凌清就会去城区把孩子接到戒毒所所在的大板桥,然后一家人在单位宿舍里过周末。
即使条件没有城里好,房子也不大,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他们就觉得很开心。
上周末,李红波要加班,章凌清就带着女儿到大板桥,妻子在楼上加班,章凌清就在办公室里辅导女儿写作业。
“女儿很听话,自理能力也很强,有时我们工作累了,她还会给我们捶背、按摩。”李红波说。
遇到假期,又刚好可以休息,章凌清一家就会外出旅游。去年,一家人去了香港。
“看着女儿手舞足蹈的样子,我们很高兴。”章凌清说。
因为理解所以支持
章凌清工作了18年,在多个岗位上锻炼过。今年1月28日,他通过所里的轮岗交流来到教育矫治科任科长。此前,他是该所的团委书记。
“新旧岗位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之前更多接触的是政工工作,而新岗位的工作是综合性的,要做好全所戒毒人员的教育戒治工作。”章凌清坦言,在适应新岗位这一过程中压力很大。
妻子李红波在指挥中心工作,也较为忙碌,休息时间不固定,她要和同事紧盯屏幕,实时了解教育戒治区、病房、活动室等多个区域的情况,并和护卫队联动,确保场所安全稳定。
虽然两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他们见面的次数却很少。对于工作,他们表示因为都是戒毒警察,因此很能相互理解、支持。
本报记者 龙琼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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