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本质特征是，检察官问责

检察官的“洗冤”职责

王延祥

刑诉法既有打击的职能，又有保护的职能；刑法既有入罪的功能，又有出罪的功能。检察官坚持客观立场，发现并纠正冤案，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自我证明和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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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甄别中“洗冤”

现代刑事诉讼建立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基础之上，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反复、不断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其需要运用法学、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知识。从法学角度来看，是对证据的来源、形式、内容的审查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其应当达到“事实清楚”的标准。我国刑诉法确认了疑罪从无原则，规定了存疑不捕、不诉、无罪。当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时，对某一待证事实的认定，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或推断。实行疑罪从无的原则，虽然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但绝不会冤枉无辜。两害相权当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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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静结合中“洗冤”

检察官审查案件，不能仅限于静态的侦查卷审查，而是应当通过动态介入、动态复核、动态跟踪等方法，全方位、多视角地审查案件事实。不可否认，检察官办案，主要通过“阅卷”的方式进行证据审核，而一些违法取证、侦查违法等，往往被掩盖，很难通过静态的“书面审查”而发现。所以，应当坚持提前介入制度，参与案件讨论和侦查活动。同时，对案件的关键证据进行核实、走访和补充，以弥补卷宗的狭隘性，有效识别遗漏证据、不实陈述、非法证据之间的逻辑缝隙，避免掉进证据陷阱。

在近几年发生的几起重大冤案中，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警惕和戒备，即如果书面审查案卷，即使是一个资深的检察官，也可能会作出批捕、起诉的决定，因为侦查卷宗中存在着虚假的证据“相互印证”，造成了表面上的“铁证”。因此，必须从静态“书面审查”，走向动态立体审查，才能有效防止富有查获犯罪经验的侦查人员，在破案心切的情况下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去“造”证据，避免既受制于无法获得完整的证据和客观真相，又受制于放纵犯罪的恐惧，最终导致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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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适用中“洗冤”

在案件事实确定后，检察官要承担起“寻法”的任务，将行为模式与构成要件进行比对。刑法解释，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一是文义解释。其应当遵循“严格解释”原则。在刑法等公法领域，特别需要防止刑法的“扩大解释”。二是系统解释。通过对刑法体系宏观的整体把握，来阐释行为和条文。三是历史解释。通过刑法制定的历史背景、法律发展，来分析论证。四是交叉解释。刑法在干预社会生活和法律体系调整的动态序列上，处于民法、行政法之后，以弥补其不能或不足。如果并不违反民行法律甚至是其保护的利益，不得科刑。五是目的解释。其具有主观性，对其必须保持足够警惕，因为惩治危害行为，都可以基于公平、正义、秩序等，解释为符合立法目的，这样刑法就有了“无限干预力”。目的解释，不仅应当为整个法律职业群体所接受，还应当符合社会大众的正义观念。当“入罪”与“出罪”的两种对立观点均具有真理性因素时，应当进行“合刑性解释”“合宪性解释”，即动用刑罚之器，应当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符合宪法及宪法性法律，从而在谦抑、宽容中出罪、防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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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程参与中“洗冤”

检察机关是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机关。我国的检察官具有多重“过滤”职责。第一，立案阶段的“过滤”职能。通过履行立案监督，既监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件，又“过滤”掉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使无罪的人一开始就不受刑事追究，防止“一步错、步步错、错到底”。第二，侦查阶段的“过滤”职能。通过履行侦查活动监督，不仅要对案件证据进行实体性审查，而且要对证据的来源、形式等程序性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过滤”并排除非法证据。第三，公诉阶段的“过滤”职能。通过审查起诉，将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或者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达不到证明标准的案件“过滤”出去。通过层层筛选、节节加码、级级过滤，使案件摆脱最为开始的破案功利性，使得诉后科刑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第四，案件到了审判阶段，检察官既要指控犯罪，也要全面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意见。第五，在执行阶段，依托控告申诉和刑罚执行监督职能，通过刑事案件复审和复查，履行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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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伦理中“洗冤”

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检察官既应当具有职业能力：技术理性，也应当具有司法品性：程序伦理，从而维系整个检察职业群体的信念、追求和精神品格。检察职业伦理，是检察官在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从道德层面来看，要“清正廉明”。检察权作为一种监督权，无论是程序性决定还是实体性决定，都是经过检察官司法伦理“过滤”过的法律。其不仅能够修复法律的不足，烫平法律的“皱折”，而且能够保障执法过程中“道义性”成分的发挥。从司法层面来看，要“秉公执法”。其体现为树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权威，建立依法治理与维稳风险的良好关系，消解司法工具主义，根除冤案发生的土壤。从思维层面来看，要有“人权意识”。其应当体现为以办案为载体，守护法律，让客观的“法意旨”和温暖的“法阳光”，施惠于众生。

（王延祥：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

原文载《上海法治报》2022年3月2日B6版

文稿编辑：刘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