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冬天,刚从大学毕业的法学生潘慧玲进入上海一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实习,不多久就接到了上面派发的任务,为一名上海商人与解放军二十六军打官司,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房产风波。
潘慧玲初出茅庐,却颇有门路,很快就帮助商人和军方达成一致。然而房产纠纷一波三折,最后这栋房子竟然成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毛人凤的产业……
1949年12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上海人民早已改变了以前受国民党蒙蔽而对共产党产生的坏印象,逐渐深入地意识到,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让群众受屈。
从解放军入城时睡在大街上,就能看出来,解放军是真正心存人民,为人民办事,为百姓考虑的军队。
潘慧玲的案件委托人郭蔚华也是这么想的。
正因如此,郭蔚华才在上海解放半年之后,有胆量找律师和军队的人打官司,而不怕得罪军方。
虽然对律师事务所给自己委派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有些微词,郭蔚华还是第一时间把他和军方之间的房产纠纷讲述清楚。
据郭蔚华所说,解放军二十六军办事处目前所征用的两栋洋房,原本叫做“郭家花园”,是郭蔚华的父亲——一位归国老华侨在1923年统一建造的,和郭蔚华本人所住的洋房正好形成一个“T”字型。
房子建好时,郭蔚华和两个哥哥还在上大学,直到1939年郭蔚华的父亲去世,三栋洋房分别归属3个儿子。
但是郭蔚华的两个哥哥留学后都留在了国外,只有郭蔚华在上海从事西药生意,顺便照看哥哥们的房子。
抗战胜利后,郭蔚华两位哥哥回到国内,把自己名下的洋房转卖给一个姓金的人。没过多久,国民党挑起内战,国内再次陷入战乱,那个姓金的人又把房子转卖,用以换取现钱。
可想而知,在全国局势都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两栋洋房几度易手,买下它们的人不久之后全都将其用来套现,直到1948年底,这两栋洋房被一个名叫赵哲宪的军统特工买下,这两栋洋房的产权归属人那一栏的名字,才算稳定下来。
郭蔚华说,赵哲宪在上海解放前夕找上门来,声称要把洋房再度转卖。对于自己父亲花心思修建的洋房、郭家花园的一部分,郭蔚华肯定是想买回来的。
但是郭蔚华手中资金不足,加上兵荒马乱,生意也不好做,郭蔚华只能拿出120两黄金,先把洋房第三层和第二层的产权买回来。
赵哲宪和郭蔚华交换了草拟协议,赵哲宪拿着120两黄金离开,约定三天后到房产局办理过户。然而上海解放后,赵哲宪失踪了。
郭蔚华声称,解放军入城时,他不了解解放军的品行,更不敢轻易和军方对上。直到在解放后的上海生活了半年,看着新上海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了解了有关解放军和人民政权一心为人民的特性,郭蔚华才敢上门索要房产。
二十六军的政委王一平在洋房的办事处亲自接见了郭蔚华,郭蔚华出示了他和赵哲宪签署的协议和120两黄金的收据。
王一平当即表示,如果解放军当初没收的这份“敌伪产业”实际上属于郭蔚华,那么军方一定会给他一个合理的交待,不会让百姓利益受到分毫损失。
随后,二十六军的一名军官专门负责跟进此事,对国民党遗留的房产档案资料进行核查。
郭蔚华既然称尚未和赵哲宪办理过户手续,自然也查不到他的相关情况,于是事情一时之间就无法解决了。
郭蔚华等待补给,找到了潘慧玲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这一民事案件就被交给潘慧玲独立承办。
接手这一案件后,潘慧玲在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年都没有过好,日夜想着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元宵节来临之前,潘慧玲的父亲让她前往北京代为拜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和司法部部长史良两位故人,让潘慧玲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史良、沈钧儒和邹韬奋、李公仆、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五人曾被称为“爱国七君子”,在1936年积极为抗日救国宣传奔走,被贯彻“绥靖”政策的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
国民党的行为自然招致大量民愤和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心,宋庆龄亲自前往他们被关押的苏州探望,在社会上声援,潘慧玲的父亲潘老先生,也是积极参与声援七君子的实业家之一。
潘老先生不仅印制了大量宣传七君子英雄事迹的刊物、报纸沿着上海到南京的铁路散发,而且每周都要到苏州看望七君子的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民党迫于外界种种压力,释放了他们七人,潘老先生一家和七君子的往来也未曾断绝。
潘慧玲进京首先探望的就是司法部长史良阿姨,这位曾经闻名全国的大律师。
史良听完来龙去脉,告诉潘慧玲:“我不了解案件,又担任国家职务,不好发表意见。此时涉及军、地关系,你要慎重对待,倒是可以给你提个建议,以律师身份给陈毅同志或者饶漱石同志写信反映。”
潘慧玲喜出望外,走的时候却连礼品一起被史良退还了。史良认为,潘慧玲这次上门是带着公务的,不能像私人拜访一样赠送礼品。
返回上海后,潘慧玲开心地告诉郭蔚华自己已经有了眉目,不料郭蔚华劝她放弃写信,转而直接打着史良的名号亲自上门。
潘慧玲毕竟年轻,被郭蔚华说动后,直接拿着自己父亲与七君子的合照、报纸对父亲的报道和自己进京的照片找到了市政府。
当天市长陈毅并不在上海,接待潘慧玲的是市委书记饶漱石,他还兼任华东军区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把潘慧玲的事情交给了比较熟悉这方面业务的秘书,秘书的效率很高,三天后潘慧玲就接到了二十六军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表示他们在饶主席“要注意社会影响和军地关系”的提醒下,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请潘慧玲第二天到二十六军进行面谈。
潘慧玲一早赶到郭家花园,二十六军给出了一个让郭蔚华十分满意的方案:
军部无法处理房产权归属的问题,暂且默认洋房归郭蔚华所有,但二十六军办事处无法搬走,便按价格支付租金,连同之前半年的,一同补给郭蔚华。
郭蔚华高兴地连连点头,还大度地表示以前的租金就不要了,只需解放军以后交付租金即可。
到这里,郭蔚华和二十六军之间,有关洋房的纠纷就算解决了,潘慧玲也该功成身退,从这件案子里抽身了。
然而没过多久,郭家花园的产权又出事了。
一波三折的房屋归属
潘慧玲再次被郭蔚华找上门,听他讲述完新争端,毫无疑问地选择了相信,并表示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维护他的合法权益。
那么郭蔚华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二十六军在交了三个月租金后搬离了郭家花园,华东军区安排了两位领导及其家人住进来,仍旧按照先前的协议向郭蔚华支付租金。
郭蔚华对此没有异议,只是军方出于安全考虑,在两栋洋房与郭蔚华的洋房之间的花园里砌了道墙,虽然已经征得了郭蔚华同意,他还是有些不开心。
变故发生在1950年12月。华东军区的两位领导已经因职位调动而离开上海,军区的人以为郭家花园的这两栋洋房产权属于军方,觉得位置有些不方便,决定和上海一位叫做方易正的商人进行房产置换。
由于两栋洋房和郭蔚华的那栋被墙隔开,军区的人没有多想,直接将两栋洋房全部拿去置换,将置换来的新房产装修为军区内部招待所。
这个置换交易,对方易正来说,是占了军方便宜,他喜不自胜,很快就和军方签署协议搬了进去。
而墙那边的郭蔚华还在等租金,结果洋房里的新住户两个月都不交租金,郭蔚华便亲自上门询问情况。
经过交涉,华东军区才知道这两栋洋房原来并不属于军方所有。但是置换的房子已经开始装修,占了便宜的方易正也不肯放弃,双方一时间僵持住了。
就在交涉过程中,方易正以职业直觉敏感地察觉到郭蔚华的产权有问题,主动提出将事情完全交由自己与郭蔚华处理,军方只需要承担一半的律师费,后续的诉讼打官司等过程都不需要军方参与。
于是洋房的房屋纠纷完全被交由方易正和郭蔚华处理,方易正很快就找到了经常登上报纸的名律师欧阳律师,郭蔚华则看重潘慧玲的背景,照旧请潘慧玲代理案件。
提起诉讼之前,欧阳律师给郭蔚华打了电话,没想到郭蔚华自鸣得意,声称他的律师和史良、沈钧儒相熟,根本不怕欧阳律师的诉讼。
巧合的是,欧阳律师也认识沈钧儒,并不相信他们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会和国民党一样徇私。
不顾身边同行和朋友的劝诫,欧阳律师直接北上,到最高人民法院见到了沈钧儒。不过沈钧儒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当初潘慧玲从史良那里得到指点,到沈钧儒那里拜了年,就没再提起这件事。
沈钧儒和史良一起给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写了封信,表示对这起房产纠纷案要严格依法办理,不能考虑任何社会关系,同时转陈毅和饶漱石观看。
欧阳律师从史良和沈钧儒这里得到了同样要求依法办理的答复,便安心回到上海,收集证据,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很快,欧阳律师就从多方打探中得知,郭蔚华和赵哲宪签署协议的那个日期,赵哲宪本人根本不在上海。
欧阳律师把这份重要证据告诉了潘慧玲,想让她知难而退。潘慧玲才二十来岁,正是朝气蓬勃的年龄,自然不肯轻易认输。
但她心里也清楚,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证据驳倒欧阳律师,对方的证据就会被法院采信。
潘慧玲忙着寻找新的有利证据时,史良作为代表陪同苏联司法代表团到上海访问,当晚就约见了潘慧玲父女两人,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潘慧玲的这件案子。
史良点拨她:打官司其实就是打证据,人民法院为人民,除了法律法规和证据,别的什么因素都不必考虑。
潘慧玲离开上海大厦后,翻来覆去地想史良阿姨的话,突然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郭蔚华的那份和赵哲宪签署的产权协议。
对方律师提出协议签署那天赵哲宪并不在上海,那么只要她能够证明协议的真实性就可以。
潘慧玲的父亲及时提醒自己最小的这个女儿:听说赵哲宪1948年去了香港。
当时前往香港相比便利,潘慧玲很快就找到了两个赵哲宪曾经的好友,在他们带领下见到了赵哲宪的妻子谷鸣凤。
可惜,赵哲宪本人早已抛弃妻子前往台湾,潘慧玲找不到赵哲宪的人,又从谷鸣凤口中听到了一个惊天的消息:郭家花园的两栋洋房并不属于赵哲宪,而是军统局长毛人凤的私产。
赵哲宪是军统的高级特工,也是专门为毛人凤搜刮财产的重要下属。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有门路的商人早已看出苗头,纷纷出售房子这些不动产,生怕那天被不长眼的炮弹给炸了。
毛人凤自恃位高权重,也从未想过解放军会把国军赶到台湾一隅,放肆地利用上海战乱时的物价大肆敛财。
郭家花园的两栋洋房都非常精致漂亮,原本是毛人凤买下来准备送人的。没想到解放军那么快就渡过长江,打到了上海,毛人凤也跟着蒋介石匆忙逃跑,完全顾不上洋房的下落了。
即便洋房登记名字为赵哲宪,也被当做敌人的产业充公了。但赵哲宪根本没有权利、也没有胆量敢售卖毛人凤的房子,郭蔚华所谓的与赵哲宪的协议也是造假的了。
潘慧玲拍了几张赵哲宪的信件照片,匆匆地回到上海,把证据交给法院,由上海公安局对笔迹进行技术鉴定。
法院开庭之前,潘慧玲见了郭蔚华,劝他立刻撤诉,并向军方坦白,退还租金。
郭蔚华吓得脸色煞白,忙不迭地照做,此事才算彻底平息。
一年后,毛主席因抗美援朝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上海作为商人贪腐的重灾区,郭蔚华也没能逃过此劫,加上曾经伪造证据骗取解放军租金的事,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在安徽农场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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