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干好的律师所在哪儿，江干好的律师所在哪儿啊

2018-10-26 12:03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见习记者 曾艺 记者 刘健 通讯员 李凌婧 耿俊霞 孙敏华

编者按：“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

55年前，发端于浙江的“枫桥经验”，是引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旗帜；55年后，历经岁月淬炼，“枫桥经验”在之江大地绽放芬芳。

江干，一个正在崛起的城市新中心，以她的创新活力、融会贯通和磅礴大气，推动“枫桥经验”向城市治理体系延伸，以社会化、专业化和智能化为突破口，不断诠释着“枫桥经验”的新内涵。

浙江新闻客户端特推出走基层系列报道，解读江干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心城区样板，第五篇看江干律师的“劝架”杀手锏。

寒露刚过，新塘路与凤起东路交叉口，数台挖掘机正在忙着拆除老房子，这里是江干五福社区的剩余区块。伴随着最后一幢楼房的拆除，从此，钱江新城再无城中村。

除了现场忙碌的作业工人，在征迁指挥部办公室里，浙江辉伦律师事务所主任熊辉伦也不闲着。从两年前开始，他就一直常驻在这里，处理征迁项目中的各类问题。

通过专业律师开展法律咨询服务，化解征迁引起的矛盾纠纷，这是江干推进城中村改造的重要经验。

过去的十多年间，江干实现从“菜地”到CBD的跨越，不少像熊辉伦这样的律师，扎根服务在基层一线。

截至目前，江干已有139个社区（村）派驻律师，社区（村）律师覆盖率达100%。

征迁工作从艰难到顺畅

老百姓越来越配合

“你们有什么法律诉求？只要在政策和法律的允许范围内，我都会尽力争取！”在征迁指挥部办公室，每每有房东和经营户拉扯着走进来，熊辉伦都会首先强调这句话。

2001年，杭州提出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

由此，杭州东部的城市建设发展正式拉开序幕，江干日渐成为城中村征收的主战场。

但对于江干这个杭州的“城郊结合部”而言，城中村改造任务艰巨且复杂，仅改造对象就有农户、居户、小产权、市场和企业五大类。

“在推进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老百姓有着强烈的拆迁意愿，但有些时候，他们受制于民间纠纷，导致拆迁进度可能较缓慢。比如，有位老人立了多份遗嘱，涉及多种拆迁房的分法，以哪份遗嘱为准分房，老人子女吵得不可开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站在法律角度调解纠纷。”江干区城改办专职副主任吴月华说，为了高效推进城中村改造，江干全面推动法律服务普及，派驻律师进村化解民间矛盾。

熊辉伦是江干区较早参与到城中村改造中的律师之一。

早在2002年，在著名的杭州孩儿巷98号（陆游小楼）“拆与保”民事诉讼案中，熊辉伦在二审环节成功守护了这座历史故居。

一年后，他从“保护方”变为“征迁方”，成为杭州市九堡经济适用房征迁指挥部的顾问律师，此后又陆续参与三堡社区、庆春广场、五福社区等多地的征迁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

“在解决城中村征迁的矛盾过程中，律师不仅要熟知相关的法律知识，还要具备碰到新问题、新案例时，能灵活利用法律解决的能力，这是关键所在。”熊辉伦说。

2012年10月的一天，熊辉伦接到了一个电话。“熊律师，这里有个纠纷，需要你去解决下！”当时，十余名情绪激动的搬迁户，正围堵在三堡社区整体征迁指挥部，吵得不可开交。

“我去之前，征迁干部已经调解了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熊辉伦回忆道。

“我是律师！今天我不代表指挥部，只维护法律的公正，你们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咨询我！”熊辉伦镇定地说道。

亮明第三方律师身份后，场面终于有所缓和，他告知现场群众，应当以法律方式反映自己的诉求。经过熊辉伦对法律和政策的耐心讲解，很多怕“吃亏”的动迁居民打消了思想顾虑，事态终于平息下来。

此后，熊辉伦又陆续参与了三堡社区、庆春广场、五福社区等多地的征迁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2003年至今，我明显感受到老百姓的变化，从不配合到配合，从不了解到支持。”熊辉伦感慨道，因为法律的日益完善，驱动着社会利益分配机制更加合理。

为了律师服务的长效化，江干将“律师进社区（村）”纳入全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考核，根据社区（村）的不同类型和法律需求，派驻相应执业方向的律师，并及时调整更换社区律师队伍，将社区律师作为专业力量导入网格化管理。

“对一些综合性和复杂性事项，我们还整合社区律师组建法律顾问团，实现‘一般性问题单独解决，区域性问题协同解决’。”江干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比如，为了解决夕照社区常青农居加层违建现象，江干组建采荷街道法律顾问团，为城中村改造提供综合法治保障。

社区纠纷从尖锐到平和

老百姓越来越理性

每周三下午，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晟都会来到九堡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驻点解决社区百姓的民事纠纷。

从2012年加盟杭州电视台“和事佬”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来，他就从未停歇过人民调解事业。六年多以来，李晟已成功调解各类民事纠纷百余起，被评为“杭州市第三届十大金牌和事佬”。

曾经专职打官司的律师，如今为何要深入到社区里？根源就在于，基层格局的改变，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从1999年开始，江干区先后经历了多批次“撤村建居”，从农村向城市迈进。

“当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新老‘城里人’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成为城市化推进的阻碍。因此，推动人的城市化尤为关键。”江干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探索和解决这个新课题，江干率先推出“律师+调解”工作模式，以政府集体采购的形式，让律师作为和事佬走进社区，解决居民在婚姻、家庭、劳务等方面的纠纷，提供全天候的驻点服务。

在李晟眼里，与以前接触的大案件相比，社区纠纷更为琐碎，也更考验律师的综合素质。

“的确是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借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需要还吗？”去年8月的一天，市民张女士来到九堡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向李晟咨询“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

原来，张女士的前夫陈某曾向徐某借款100万元，逾期至今未还。徐某要求张女士承担还款责任，并将其作为共同被告告上法庭。面对诉讼纠纷及巨额借款的双重压力，张女士焦急万分但却束手无策。

了解情况后，李律师耐心地帮助张女士分析梳理。在他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张女士无需对该笔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全部借款及逾期利息将由其前夫陈某一人偿还。

当然，除了法律知识的普及，晓之以情、调和关系，也是民间调解员工作的重要内容。“有些问题其实很难调解，光靠法律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伦理道德。”李晟感叹道。

就赡养问题而言，随着医疗社保体系的完善和拆迁进程的推进，老人对于赡养的需求从单纯的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转移。

“这个时候，老人需要的是亲情而不是物质，因此我们调解员也会结合伦理道德、心理学知识等进行调解。”

在江干变身城市新中心的十多年间，李晟也见证了老百姓的新变化。

他曾见过邻里之间因为一砖一瓦的越界吵得不可开交，父母兄弟至亲之间因为一点点财产利益闹得四分五裂，如今，他认为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了。

“现在，更多人关注的是公民权利，比如小区业委会选举是否有效、电梯间广告收益如何分配等问题。”李晟说。

2016年，江干区专门印发了《关于开展“党员律师助力撤村建居社区规范提升”工作的实施意见》。

如今，已连续3年实现江干撤村建居社区普法活动覆盖面100%，策划开展了“律师钱塘法制行”系列活动，完善社区民情恳谈会、民事调解会、民意听证会和民主评议会等“四会制度”。

同时，江干在全区范围内还选取了若干撤村建居社区作为活动示范点，结合社区人文特色，鼓励基层法治文化作品创作，完善社区法治文化公共设施，引导居民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

从社区到楼宇

基层治理的民智在成长

80后的金虎彬，是钱江新城的一名“楼宇综合服务员”，负责钱江新城的22幢商务楼宇和900余家企业。

他的工作蛮有意思——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企业间东奔西走，看企业有什么需求，聊聊企业的发展，为企业间搭建资源平台，宣传政府的政策，提供项目咨询等。这是江干2012年开创的“楼宇综合服务员”模式。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楼宇经济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钱江新城，超亿元税收的楼宇就有10座之多。

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楼宇的业态更广、层次更高、需求更旺。

“比如，楼宇里分布着金融、文创、大健康等新兴产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吸引而来，这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魏敏琦说。

特别是，企业在入驻大楼后，会在建组织、招人才、拓业务等方面遇到难题，如何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事关楼宇的招商引资。而驻扎在每一幢商务楼里的“楼宇综合服务员”，就成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娘家”。

不仅如此，随着楼宇经济的发展，江干区司法局依托地缘优势，还将法律服务嵌入楼宇经济发展中。如今，钱江新城除了“楼宇综合服务员”，又多了“楼宇和事佬（楼宇调委会）”“楼宇律师”，对于招商引资入驻率达50%以上的楼宇，江干还配备了专属“楼宇律师”。

四季青街道在迪凯国际中心、泛海国际中心、钱江国际时代广场和凤起时代大厦4个楼宇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以来已有效调解纠纷55起，范围涉及经营纠纷、物业纠纷和民事纠纷等。

“我们还组织律师团定期走访楼宇企业，开展法律体检，举办法治讲座等，帮助企业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江干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线下有律师进驻楼宇，线上江干区司法局还推出了楼宇普法App、江干区公共法律服务网、钱塘普法、江干司法等多个公众网络平台，百姓可直接进行线上咨询。

接下来，江干将不断规范“楼宇律师”服务内容、工作职责和绩效考核，进一步加强楼宇物业、企业、律师多方联动，并针对三治融合、金融风险防范、物业管理等热点难点，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活动。同时，江干将整合公众网络平台功能，不断扩大“楼宇律师”的知晓率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