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匿名信、五十万存款，中行在总理逝世21年后发现账户巨款，深入调查后让人动容。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享年78岁，结束了他为国操劳奋斗的一生。

在他去世21年后的1997年，中央银行进行了一次账目查询，却查出了周总理名下将近五十万的存款，这又是怎么回事？

周总理逝世之初，联合国降下半旗为周总理哀悼，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更是深情地表示：“中国的金银财宝珍奇宝物不计其数，可周总理却没有拿一分钱！”

这是对周总理极高的评价，也确实名副其实，那么现在这一大笔存款是从何而来？难道说这个清廉俭朴的形象要被推翻了吗？很显然不是这样的，工作人员深入调查之后才发现，这其中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最初这笔数字被核算出来的时候，工作人员都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工作疏忽，可是无论怎么反复核算，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周恩来总理以个人名义在银行办理的存款，经过了21年的时间金额已经变成了足足46万元，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放眼世界各国领导人，身家数千万的大有人在，有人在政坛上活跃几年之后，利用所谓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求身后事，进庙堂为大丈夫，居田园为大富豪，这是屡见不鲜的。

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总理，有几十万的存款本不该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可是通过工资来核算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数目。

建国之初，党中央领导人确定工资标准，周总理把中央给自己的标准一降再降，从六七百元一直降到了400元，堂堂国家总理一个月400元，放眼世界又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可是周总理就做到了公正廉洁。

周总理一生没有子女，唯一相伴的就是革命战友邓颖超大姐，两人相伴扶持一生，还留下了那句名言：“我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唯独对你，我希望有来生。”

邓大姐在建国后也担任重要职务，但是同样把工资标准降了又降，最后是350元，两人一起七百多元的工资绝对算不上富裕，还要负责一个家庭的开销和侄女们的花费，加上党费，一个月真的剩不下来什么钱。

即便如此，周总理和邓大姐依然用剩下的钱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捐给国家做建设，真可谓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那么这四十多万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银行的工作人员急忙上报了这件事，不能污蔑周总理的形象，同时更要清楚这笔钱是什么来源，有可能是有心人假借周总理名义存储的，那个年代身份管理制度也不严格，没有现在的人脸扫码、指纹支付等先进设备，如果此事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毕竟给国家和总理造成名誉损失。

在得知事情经过后，上级领导只有一个指令，哪怕刨根问底也要查明这笔钱的来源，在工作人员的追查下，竟然发现这笔钱来自外国，这又是什么回事？

周恩来总理最后六百天，交代事情千百件，临终前又说出自己的一个遗憾，有一件别人托付的事没有办好。

1976年周总理与世长辞，在去世之前特意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不要举行葬礼、不要举行追悼会、不要保留骨灰修建陵墓。这三件事一出，在场的人员无不动容，为国家奉献一生，死后陵墓都没有，这让后人如何祭拜，如何寄托自己人民的哀思。

从1974年入院治疗到1976年去世，经过了两年和病魔做斗争，尤其是在弥留的几个月，周总理面容枯瘦但是胡子很长，要知道周总理在长征和延安时期有着“胡公”的称号，去世之后对面容的修理也是一件重要的是，为此邓大姐特意找来平时为周总理打理面容的朱殿华老师傅，这位老师傅先是大哭一场，随后为总理做好了最后一次服务。

在场的人都哭成一片，总理身边的负责人韩宗琦却发现了一个细节，随后他愤怒地对着周围的工作人员破口大骂，他怎么了？

原来韩宗琦在给总理换衣服时，发现总理的外套和衬衣是布满了补丁的衣服，袖口和领口还是拼接上的，怒从心头起，他大叫着：“我可以自己拿钱为总理购置一身干净体面的衣服！”这是对总理极致的敬爱，最后还是邓大姐阻止了他，周总理不希望你们这样，拒绝铺张浪费，在场的人更是哭成一片。

周总理的三个意见上报给中央之后，中央立马全部否决了，不能让总理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遗体告别和追悼会是一定要搞的，骨灰一定要葬进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总理昔日的战友和同志们都对这三条持反对意见。

无奈的邓大姐只能找到毛主席定夺，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最亲密的战友，一同走过几十年的革命和斗争生涯，面对着周总理的遗愿，毛主席只同意了不保留骨灰这一项，因为周总理说过，他想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

当时的北京正值严寒时节，数百万人民群众得知消息赶来，站在长安街两侧目送着装着总理遗体的灵车开往八宝山方向，他们还不知道，总理是要送去火化的，人们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喊着总理的名字号啕大哭起来。

周总理给自己选择的骨灰盒是一个非常简朴的盒子，十几年后邓大姐去世，同样使用了这个盒子，对于抛撒骨灰的地方，邓大姐有着慎重的考虑，最终选定了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滨州黄河入海口四处地点，这四处地点对周总理可以说是意义非凡，哪怕在他如此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也有着一席之地。

在周总理看来，北京不仅是新中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他解放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青年时的周总理在北京见到过陈独秀，这是对他革命思想的启蒙。

第二份骨灰被抛洒在了密云水库的上空，一生为国为民的周总理走后也放不下人民的民生问题。

第三处则是位于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黄河是滋养了万千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希望奔涌的海水能将自己的骨灰带向一衣带水的台湾，去看看那个仍未“归家”的“孩子”。

最后一处抛洒地天津的海河入海口，周总理学成于天津，与邓大姐相识于天津，在天津开启自己的革命斗争生涯，这个地点不仅对周总理意义重大，对邓大姐也是一样。

此时，周总理还交代了一件事，这就和21年后发现的这笔巨款有关，银行工作人员在调查之后，终于找到了当年的知情人，那么这个知情人又会说出什么秘密呢？

外国面孔中国心，一封匿名信捐款几十万，为何成为周总理终身遗憾？

1967年的某一天，中南海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信件，指明要邮寄给周总理，但是却没有署名，这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这件事还要从一个名叫刘道蕊的外国友人说起，“刘道蕊”这个名字虽然很中国化，但她本人却是一位英国女性，原名多利·史密斯。1940年，20多岁的多利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主要负责的是柜台出纳等多项业务。

作为中国银行驻海外的三大机构之一，该银行和中国留学在外的人员关系也十分密切，包括一切出国务工的劳工，毕竟“中国”两个字能够给人带来熟悉的故乡感，战乱时期人手紧缺，多利的工作内容就被不断地增加，其中还包括了给中国海员们发放工资。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人民生活向好发展，但是多利却在这时候差点丢掉了工作。

长时间的战乱让中国的百姓们流离失所，为此中行伦敦分行的门口常年放着两个募捐箱，以收集爱心人士为中国普通民众捐献的钱财，这两个募捐箱的归属还不同，其中一个隶属国际组织红十字会，另一个则属南京国民政府设立。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募捐箱，竟然成为了某些官员的钱袋子，捐赠的钱财一毛也没有送回中国，而是全部流进了这些蛀虫的手里，为防止官员借机继续揽财，她故意隐藏了国民政府所设立的那个募捐箱，这项举动却彻底激怒了国民党官员，恼羞成怒之下甚至要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理由，强迫银行经理将她开除。

正当多利迫于压力要办理离职时，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员工及时“营救”了多利，此人名叫刘本昆，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刘本昆的倾力相助之下，多利最终还是被留了下来。

1949年两人喜结连理，就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宣布成立。刘本昆就产生了回国的想法，妻子多利虽然很清楚中国发展状况不及英国，但还是支持丈夫回到家乡，她自己本人也在1957年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改名为刘道蕊。

1967年，刘本昆夫妇愿望成真，中行总行最终同意他们的归国请求。在接到工作调度通知后，刘本昆变卖全部家产，自己居住的公寓，也以1.2万英镑的低价出售了。

这封匿名信件就是刘道蕊寄出的，那么这里边是什么呢？周总理打开信封才发现，里面有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

这是由于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周总理并没有按照信件上说的如数收下，而是很快安排人员寻找信件的来源和寄信人，但后来由于特殊时期某些原因，查找捐款人的事一直被搁置，负责调查捐款人的工作人员无奈之下，只好先以周总理的名字将钱存入了中国银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相关人员都已经四散而去，截止到1997年被发现时足足有467000元，无论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一笔巨款，那这笔钱后来是如何处置的呢？

好在刘本昆夫妇还在国内工作，当中国银行工作人员找到退休多年的夫妻二人，询问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笔钱时，两位老人坚决不肯要，并说道：这笔钱已经捐出去了，不能再收回的。

但是此行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完成不了任务也无法交差，工作人员左右为难，刘道蕊思前想后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即：利用其丈夫刘本昆的名义成立一个基金会，以此作为对优秀银行员工的表彰和激励。

因为一份工作与中国结缘，接着收获相守一生的爱情，多利显然是幸福的，“以我之姓，冠你之名”，这是中国人最顶级的浪漫，将自己的家产捐给国家，而后自己清贫一生，刘道蕊夫妇的一生俨然是一个幕后英雄形象，也是千千万万为中国默默奉献的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