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找的两位律师，赵宇找的两位律师是谁

出狱那天晚上，2020年11月18日，于欢熬到半夜才睡，他担心醒来后，发现是“另一个真切的梦”。

这确实恍如一场漫长的梦。

四年前的一天，于欢以“刺死辱母者”的身份引爆全国舆情。催债者杜志浩用各种手段侮辱于欢母子，于欢拿起一把水果刀，刺死了杜志浩。2017年6月，山东高院改判，原本被判无期徒刑的于欢，因防卫过当获刑五年。

四年来，于欢姑姑为狱中的于欢来回奔走，小学文化的她，时常给于欢写填满拼音的信件。

监狱之外，“于欢案”成为当年法学界研究的典型案例。作为正当防卫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的标志性事件，间接影响了丽江唐雪反杀案、涞源女大学生反杀案和保定田丰案等事件的审判结果。而曾为于欢辩护的律师殷清利，也滋长出对正当防卫事件的辩护执念，四年间办理相关案件逾五十起。

在服刑4年7个月4天之后，于欢减刑出狱。

出狱后第二天，从聊城监狱回到冠县的于欢，在厂里的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此时的房间里，所有尖锐的刀具已被于欢母亲苏银霞早早收走。当天记者拍摄的视频，随后被剪辑成一分钟以内的片段，以“于欢出狱后首发声”话题标签，引爆当日热搜。

接连几天不间断的交谈，让于欢的嗓子变得沙哑。直到出狱后第5天，他都还没有好好在镜子里端详过自己。“注意力都在身体之外，还没有回到自个儿。”这位26岁的男生说话时额头皱纹加深，两颊的青春痘已经不见踪影。

“是不是显老了？”于欢问南方周末记者。

2020年11月24日，于欢在酒店中接受媒体采访。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摄

出狱

冠县不大，作为山东省聊城市西面的一个小县城，人口仅有86万。

2020年11月18日晌午，苏银霞和于欢的几个亲戚守在聊城与冠县高速路交会的岔口。北方的冬天已经来临，几个小时前，苏银霞正领着工人修理家里一口枯了的水井。当苏银霞收到监狱传来的消息后，这名工人还请求苏银霞带上他，一起去等减刑出狱的于欢。

一辆司法公务车缓缓停下，于欢出现，亲戚们一拥而上，没有欢呼、眼泪和繁复的问答。于欢不停地说着“没事、没事”，他在监狱的1678天里，同样的场景已经在睡梦中排演过无数次。越靠近出狱的日子，梦里的感受越发真切，“白昼和黑夜分不过来”。

接下来两天，于欢的行动轨迹已经成为公开的信息。一次次的采访，于欢感谢法律，感谢为自己奔走的姑姑和母亲，中间他还回老家祭拜爷爷奶奶。

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报道《刺死辱母者》。

11月20日上午，当所有记者都以为，于欢会再次出现在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大工贸”）时，苏银霞和于欢姐姐、姑姑的电话，均无人应答。记者们在源大工贸的门卫室里挤了一整天，直到当天下午五点，最后一名记者带着失落离去。

不过，不愿被人找到的于欢，却在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在最早的采访中，他对记者们用手机直播还“感到新奇”，但在连续更新了10条视频后，于欢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已经超过8万。

“不想出名，只是感觉有很多人都在关心我。”于欢又补充了一句，“短视频，记录美好生活嘛。”关注于欢的人很多，在外吃早饭时，邻桌的一位大哥主动上前和于欢握手，鼓励于欢“要努力”。怕被更多的人认出，于欢出门不得不戴上口罩和黑帽子。

在一次次采访之后，针对“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打算”之类的问句，于欢已经答不出“新花样”。碰上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他的眼睛总是要习惯性地瞟向姐姐和母亲。

“于欢从小就内向，不会说话。”姐姐于家乐常帮弟弟救场，“很多以前的事情，就不要让于欢回忆了。”

哪些回忆是不能面对的？监狱中日复一日的生活，特别是减刑时法官说的话，以及从聊城监狱被送回冠县路口的过程。后来，于欢的辩护律师殷清利向南方周末记者推测：“于欢在监狱里表现很好，出狱时‘分’还没花完，最后换了一千来块钱。”

相反，对于四年前那次讨债过程中的细节，于欢“仍能面对”，但“心怀歉意”。

在聊城监狱的那些日子，抓住“人满就开班培训”的机会，于欢考了公共营养师资格证。监狱里和商业有关的书籍他都翻看过。可是，铁窗外的世界对他来说并非毫无瓜葛。在监狱的电视里，他知道保定田丰案、丽江唐雪案等案件正在高墙外发生着。

“于欢们”

唐勇（化名）知道于欢案，是在女儿唐雪被羁押到丽江看守所之后。

这是一个个体素不相识的群体，因为正当防卫的争议，他们身上有了共同的标签。而在于欢之后，个体的命运在司法实践中开始发生转变。

2019年2月8日夜晚，唐雪坐车回家，在村道里，遇上醉酒的李德湘言语挑衅。回家后，唐勇找李德湘理论，双方发生冲突。次日凌晨，李德湘手持菜刀，对唐勇家大门多次砍砸。见到唐雪出门后，更是对唐雪拳打脚踢。情急之下，唐雪挥舞水果刀，李德湘伤及右胸，抢救无效死亡。

当所有亲戚都认为唐雪会因正当防卫而不被起诉时，2019年3月13日，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唐雪案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公安局的人态度很好，也同情我们的遭遇。”现年57岁的唐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初的情况时，仍然困惑不解，“但是领导们都来给我们做工作，说什么‘死者为大’，让我们给钱。”

“谁受伤严重谁有理”的“唯结果论”倾向在司法实践中表现突出。2020年，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生戴颖泽在对1080份判决书进行梳理后发现，在侵害方所遭受的最高伤害为重伤及以上后果的848份判决书中，仅有22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与之相对的是，在227份最高伤害为轻伤的判决书中，有20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据云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高巍教授观察，在防卫问题上，各个地方司法机关的尺度“未必统一”。高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仍然有进一步一体化的必要。”

那段时间，原本眼神就不太好的唐勇，悄悄找来法律书籍，躲在屋里认真翻看，于欢案正是在此时映入他的眼帘，“于欢案开了个头，涞源反杀案的不起诉决定，更是给了我希望”。

同样因为于欢案而重燃希望的，还有保定田丰案。

2017年4月19日深夜，河北保定男子田丰为保护妹妹田茹不受妹夫赵胜军伤害，在赵胜军已经将尖刀刺入田茹腹部之后，田丰抡起铁锹向赵胜军头上拍去。赵胜军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2019年8月，当地人民检察院对田丰案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中，检察院特别提出“结合现阶段‘于欢案、宝马男案、涞源反杀案’等案例所呈现的司法理念，本案已无继续指控的必要”。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介入后，丽江市永胜县检察院撤回起诉。距离2020年的元旦仅剩一天，唐雪在看守所中待了303天之后，终于回到家中。

“公开课”

清华大学刑法学研究生张召怀还记得，2017年3月，在“于欢案”二审前，导师张明楷特地就“于欢案”的防卫限度问题，组织了一次读书会讨论。

这次讨论所涉及的内容，在张明楷后来发表的《防卫过当：判断类型与过当类型》一文多处体现。其中，张明楷特别提出：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特殊正当防卫观点，只是提示性规定了防卫不过当的情形。具体而言，正当防卫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是因为防卫行为保护了更大的利益。

“于欢案”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关注该案的除了媒体和法律工作者之外，广大民众也参与其中。二审开庭时，山东省高院还通过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于欢案”也成为一堂更新司法理念的“公开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79年颁布以来，几经博弈。1997年重大修改之后，放宽了防卫限度并增设了无限防卫权。正当防卫能让犯罪嫌疑人直接出罪。换言之，这实际上是在立法角度鼓励公民行使相关权利。

让人唏嘘的是，一直以来，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的规定，一直都被学界称为“沉睡条款”，很少有公民的自卫行为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张召怀留意到，学界和实务界在正当防卫的问题上存在偏差。学界的焦点主要在于防卫限度，即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但在实践中，公检法系统会在防卫性质上产生争议，即涉案行为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防卫行为。

“于欢案”无疑成为了唤醒“沉睡条款”的第一声“春雷”。甚至，在狱中的于欢都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为自己的案子编写了一本书：《记载中国法治进程之典型案件——于欢案》。这本书曾被苏银霞放在公司财务室，“有空的时候会翻翻”。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李晓明对这一声“春雷”感受颇深。福州赵宇案发生后，作为当地公安局法律顾问的李晓明留意到，在办案初期，存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意见不同”的局面，而地方公安机关为保持平衡，只能做到“相对不起诉”。“直到最高检来主持，才敢理直气壮做到‘绝对不起诉’。”李晓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8年12月，因阻止女邻居被打，赵宇与施暴者产生肢体冲突，后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多日。2019年3月，在最高检的指导下，相关检察机关认定赵宇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长期以来，正当防卫一般被认为是针对“动态”的“不法侵害行为”进行的。但“于欢案”形成的声浪，要求司法机关不再机械执法，而是根据常理常情考量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李晓明认为：“‘于欢案’之后，针对如限制人身自由等‘静态不法侵害’时，大家的共识都较为一致，即应赋予防卫人正当防卫的权利。”

最新的消息是，2020年9月3日，最高法、最高检与公安部发布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此外，对于防卫过当案件，“应当依法适用认罪从宽制度”。

让李晓明略感遗憾的是，“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中‘防卫过当’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并没有引起司法实践的重视和注意”。

也许，“于欢案”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殷清利手头正当防卫的案件多了。其中不少是多年以前的，“一些嫌疑人已经被关押十多年了，看到‘于欢案’后才猛然意识到，当初他也是类似的情况。”2020年以来，殷清利接了12个相关案件。

劫后

只是，监狱的影子会一直跟随所有进过牢房的人，包括于欢和他的家人。

每次采访，于欢、于家乐和苏银霞几乎会同时出现。于家乐开玩笑说，这和监狱里也一样，要互相监督。

于欢听到却笑不出来。长时间的监狱生活，已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坐在椅子上的于欢，总是习惯性地挺直腰板，双手扶在膝盖上。和亲戚打电话时，“出门了”到了于欢嘴里，就会变成“出来了”。即使面对南方周末记者时，他也把“我什么身份我知道，和你们普通人不一样”挂在嘴边。

出狱之后，于欢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于家乐向弟弟许诺，会把自己之前用的老款手机给他用。于欢没有嫌弃，反而挺开心。“手机，能用就行。”于欢虽然觉得“至今还没发现刷视频有什么意思”，但聊到短视频中那些热映的新剧，他也会跟着一起吐槽“某某演员的新剧，确实口碑不太好”。

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于家乐2020年6月才出狱。在弟弟面前，于家乐大大咧咧。私下里，于家乐也在尽力为于欢营造一个舒适的精神环境：提前交代媒体哪些问题要避开，能不接受的采访尽量不接受。“不愿给于欢太多压力，想让他多放松一些，毕竟他进去的时候还那么小。”于家乐说。

殷清利曾和于家乐提过包括唐雪、田丰等其他的正当防卫案件。虽然从没见过面，但都是经历相似劫难的人生，这让于家乐对唐雪充满好奇：“据说唐雪比真人还要好看。”

遗憾的是，从看守所出来后的唐雪，性格更加沉默。唐勇一直觉得，自己的女儿是“完全不会和别人社交的那种类型”。出来以后，唐雪决不允许任何人提及“打”“抢”这样的字眼。只有在极少数的几个时刻，唐雪才会和亲人们说在看守所里的心情：“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三百多天没睡过一次安稳觉。”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劫难”已经演变为可以吞噬周围一切的黑洞，被伤害的不仅仅有当事人，相近的亲属也深陷其中。

唐勇与李德湘的父亲其实是幼时玩伴，但事情发生之后，两位老人在村里已形同陌路。如今，唐勇已经搬到市区生活，只是时不时从老家会传来一些消息：李德湘的父亲，又准备去上访起诉了。而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当初向于欢的母亲讨债的杜志浩，他的四个孩子在父亲出事后，跟随家人在县城生活。

于欢小时候的家，正对着一栋五层高的住宅楼，那时的于欢一直想知道，这栋高楼到底遮挡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出狱前，于欢梦到自己“长出了翅膀”，回到了儿时的家。“我很用力地想飞过那栋仅仅五层高的楼，但怎么也飞不过去。”于欢说。

离开冠县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于家乐聊到她对弟弟未来的规划：“不能让于欢在冠县，地方太小了，知道他的人太多了。”

于欢想去远一点的地方闯荡。对此，于欢姑姑又颇有微词，担心自己老了没人照顾。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