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何解用找律师嘛，打仗律师咨询

开战前才磨枪，比喻事到临头才做准备，这就是临阵磨枪。其后常跟四个字——不快也光，意思是，此时尽管“枪”不会很锋利，但至少比不磨更光亮。有临时抱佛脚，赌一把——万一祖坟冒青烟，列祖列宗显灵，乾坤倒转——的意思。

在法律诉讼中，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数日前，笔者到外地开庭。开庭前二十分钟，接到法官审理延迟的通知，因此，得以“旁听”了一个庭。

这是一个离婚诉讼。庭审中，原告几次当场洒泪，但“梨花带雨”换来的不是法官的同情，而是法警入场训诫：“请保持法庭纪律！”

常规上，在民事案件中，原告都是掌握有利证据的一方，因此往往采取主动进攻，但是，这个庭审完全颠覆了我的认识。

从举证伊始，原告就完全处于左支右绌的状态，以致到最后要用“哽咽”和“飙泪”来弥补证据的不足。起初，我认为是原告的律师在证据收集上没有尽职尽责，但随着审理的推进，特别是被告开始举证后，我发现错怪了他。

“请认真对待庭审，你现在是在法庭，需要用证据来证明你的观点。”

“你可以对事实进行陈述，但是，没有证据情况下，这样的陈述毫无意义。”

在离婚类案件中，出于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法院一般都会指派女性法官进行审理。本案概莫能外。如此情况下，法官都不得不数次中断审理，严词正告原告，回到正常的审理秩序上来。

面对原告痛陈的“家暴史”，法官让其举证，回答是，“我说的内容，有监控。法官不相信，可以去调取。”当事人脑海里存在的东西，也许是客观事实，所述的监控视频也存在，但是，法庭不同于日常争辩，不能呈堂证供，在法官眼里就等于不存在。

这时候，我悄悄观察了一下原告律师，只见他一脸无奈，而原告继续嘟嘟囔囔，“证据都在被告那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从全案看，显然，起诉后原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证据，有可能只是虚晃一招。甚至以为，到法庭上嚎啕一哭，博取一下法官同情心，就可以改变全局。

直到开庭前，看到被告没有做任何妥协，于是急忙找一律师出庭。原告“善意”地认为，自己说的都是亲身经历的，天地良心，没有任何谎言，法官没有理由不相信。殊不知，法庭不是“摆龙门阵”的地方，作为当事人，你说了，就需要提供必要的证据证明，而不是给法官一个证据的线索。

被告的律师从刚开始的十分谨慎，到后来的松弛有度，与原告律师庭审中多次低头，无奈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原告在本案中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因为双方的证据高度一致，区别在于完整、原始的材料都在被告手里。在此情况下，如果准备得当，原告是可以利用证据规则，后发制人。至少从证据力上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进而变被动为主动。

现实中，笔者经常会接到当事人就某一个问题的咨询电话。我相信，当事人在咨询我前后，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求助于其他“律师”，综合各方意见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因此“胸有成竹”。

遗憾的是，这样的“胸有成竹”，在法庭上，经常是法官几句话就给问懵——“原（被）告，为了节约司法资源，请围绕“三性”进行质证，不相关的内容请不要说。”

很多当事人经常以为只要自己不说谎，说出来的就是“事实”。法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和核实。

却不知，如果仅凭一方当事人一句话就去调查和核实，那法官的工作量有多大？

其次，法官为什么单凭一方之言就去调查和核实？上述离婚案，原告所说的家暴是三年前的事，且是在公众场合，姑且不论该监控内容是否还保存有，即便存在，无疑是大海捞针。

法律法规都是通用语言文字表述而成，但是，它又并非是简单的“阅读理解”，其背后有立法者的本意，还有各种原则性考量。审理中，法官要综合案情裁量和适用。

有人以为，读懂了文字性的表述，再做一定的法律咨询，自己就“懂”了。实际上，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正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以此进行诉讼，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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